我想就這本書來說，它是目前惟一的一部大型的工具書。在這裡面收集了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姓氏學等有關黃帝文化研究的文典，這為今後黃帝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同時也必須引起當地政府部門和有關領導的重視，要支持這件事，要把它作為一件文化事業來看待。為此我向策劃這本書的同志和編者表示感謝。
根據戰國以來的文獻記載，特別是晉以來的相關史志，都記有新鄭為有熊之墟，而又與新鄭境內的有關傳說和考古資料相印證，新鄭為有熊之墟是可信的。根據有熊國君活動的範圍又與考古學的仰韶文化分布一致，而黃帝有關發明創造，可多在仰韶文化中找到相關的遺存，仰韶文化是黃帝時代文化的遺存。仰韶以前的裴李崗文化，可能是黃帝之前的少典部落創造的文化遺存。新鄭境內有裴李崗文化遺址8處，近10處的仰韶文化遺址，夏商周以後的遺存更為豐富，說明新鄭的古文化底蘊很豐厚。這都是黃帝及其子孫創造的，黃帝功不可滅，他作為中華民族的共祖、宗祖神，是當之無愧的。
現將「有熊之國」及其考古學文化觀察敘述於後，如有不妥，敬請方家指正。
根據《竹書紀年》（卷上）記載:「黃帝軒轅氏元年即位，居有熊。……」（臨海、洪頤煊校本）。《史記·五帝本紀》載有:「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集解》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新鄭是也。」說明黃帝為少典之後。據宋《路史·國名記》:「少典，有熊之開國，今鄭之新鄭。」這裡說的國家並不與後來國的內涵相同。實指是部落，也就是以少典為首的氏族部落。而熊為這個部落的圖騰。而熊圖騰就代表少典部落。黃帝也以熊為圖騰，因他是少典氏之後，可用之。東漢班固著的《白虎通義·號篇》:「黃帝有天下，號有熊。」晉皇甫謐著的《帝王世紀》:「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從此以後，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河南道四》，唐李泰著《括地誌》，唐僧一行的《大衍曆》，後晉劉昫著的《舊唐書·天文志》，宋劉恕著的《通鑑外紀·外一》，明李賢撰《大明一統志·沿革》，明李東陽的《歷代通鑑纂要》，清順治十六年修的《新鄭縣誌》，康熙三十四年修的《開封府志·建置沿革·新鄭》，雍正三年蔣廷錫撰的《古今圖書集成》，雍正九年修的《河南通志·沿革》，光緒二十八年補刻本《續河南通志·輿地誌》，王漠著《漢唐地理書鈔》，陳芳績制的《歷代地理沿革表》；近現代，劉景向撰《河南新通志·沿革表》，臧勵和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譚其驤著《中國歷史地理圖集·商》，方毅等撰的《辭海》和後來的修訂本，當代的一些學者有關黃帝、有熊的著作中，大多把新鄭認定為有熊之墟，黃帝是有熊國君。著名的歷史學者周谷城先生為新鄭黃帝故都的題詞是「軒轅黃帝故都」，這是對新鄭是黃帝故都的肯定。說明有熊之墟、黃帝故都都有歷史文獻根據，特別是東漢至晉以來一直認定的。從此以後有關文獻、論著沿用此說，歷來的史志記載比較一致。新鄭為有熊之墟、黃帝活動的中心地區是可信的。這裡應當指出的是:其一，古代「有熊國」的地域，要比現在的新鄭的地域廣，當應包括禹州的東北部、長葛的北部、新密的東部、中牟的西南部、尉氏的西部、鄭州市區的南部；其二，黃帝原是人名，是氏族的首領，由於他對生產的發展、生產工具的改進、氏族的發展壯大作出卓越的貢獻，人民懷念他，將他的名字作為氏族的名字，世代相傳；其三，黃帝為「有熊國君」之後，有了很大的發展，他必然向周圍擴展疆土，根據《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有的認為分出了二十五個部落。我以為至少分出十四個部落，分布各方。而黃帝也是四處活動，到了很多地方。《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隴西）……南至於江……北逐葷粥（內蒙古一帶）……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正因黃帝時期的大發展，才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和華夏民族形成的基礎，故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共祖、宗祖神。各地有黃帝時期的遺蹟、傳說也是正常的現象，不足為奇。新鄭作為故裡，有文獻記載，也有民間傳說，還有考古發掘的實物為證，是不可否定的。
根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國語》雲:「少典氏娶有◆氏，生黃帝、炎帝。」看來黃帝和炎帝是親兄弟，實際上反映出黃帝和炎帝是兩大部落集團，他們最早是從少典氏和有◆氏這兩個相通婚的氏族中分離出來的，經過相當長的歷史年代的發展，才形成黃帝、炎帝兩個強大的氏族部落。他們活動的區域不同，有的學者認為炎帝氏族主要活動的地域在關中平原及其渭水流域；而黃帝族則起源於河南中部的新鄭一帶，該氏族的活動地域主要在今新鄭為中心的豫中地區。後來由於黃帝族打敗了蚩尤及炎帝族統一中原地區①。據《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即今東起山東，西到甘肅，北達河北，南抵兩湖地區。這樣一個廣大的範圍內都應有黃帝的足跡。司馬遷為寫《史記》，他「西至空桐，北達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②在這廣大的地域內，古文化遺存比較一致或強烈影響的，只有仰韶文化。從考古學已取得的資料證實它的分存範圍東起魯西，西到甘肅，北達河套、長城一線，南抵江漢。它對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對南部的大溪文化和城頭山文化，對北方的紅山文化都產生強大的影響。這與《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活動範圍相吻合。也是仰韶文化就是黃帝文化的有力證明。在新鄭境內和周圍地區，還有仰韶文化早期遺存，如大河村③、鄭州西山④、長葛石固⑤、新鄭唐戶⑥等遺址。而唐戶遺址是新鄭最大的遺址，面積達10餘萬平方米，從挖掘和採集的遺物中，不僅有仰韶文化的遺存，還有早於它的裴李崗文化遺存，也有晚於它的龍山文化等時期的遺存。從唐戶修復的文物看，仰韶文化遺物最為豐富，而且陶器製作精緻，還有較大的器形，說明該遺址是一處重要的遺址，它位於市區的南邊，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如果大面積發掘，收穫一定很大，對新鄭黃帝文化的研究定有新的突破。新鄭還有多處仰韶文化遺址，如小喬的高坡巖、古城村，觀音寺的大朱莊，辛店的南李莊和人和西南場，新村的王垌，薛店的嶽莊，孟莊的洪府等處⑦。可見新鄭境內黃帝文化的遺存是較為豐富的。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於黃河中下遊地區，即廣義的中原地區。新鄭又是中原的腹地，眾多的文獻記載黃帝軒轅氏，居有熊。不少學者結合文獻，認定有熊在今河南新鄭。新鄭至今有軒轅故裡之稱。中原地區是黃帝部落的發祥地，而中原腹地的新鄭又顯得特別重要。新鄭為有熊之墟，且有諸多傳說和出土的歷史文物為證，當之無愧。
有熊國君黃帝是少典和有◆氏之後，比黃帝早的古文化遺存也應當有。我們已將仰韶文化視為黃帝時代的遺存，比仰韶文化早的裴李崗文化當為少典時期的文化遺存。而裴李崗文化因首先發現於新鄭裴李崗而由此得名。經過考古學者近30年的工作，這種文化遺存共有130餘處。分布也比較廣泛，東到項城後高老家，西至嵩縣塢稍嶺，北達林州蒿園、濮陽孫悝城，南抵潢川雙崗。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圍的縣境內，如登封、鞏義、新密、新鄭境內。新鄭除裴李崗遺址外，還有唐戶、西土橋、沙窩李、崗時、洪府、店張等處⑧。特別是唐戶遺址面積較大，內涵豐富，有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時期遺存，新石器文化從早期到晚期相連，這樣就將中國歷史上古代的少典、有熊一直到禹的文化連接起來。同時該市境內的商周及其以後的文化遺存更為豐富，特別是新鄭作為鄭韓國都長達500餘年，留有大量的文物，如1923年李家樓大墓出土的一批極其珍貴的文物，有舉世聞名的蓮鶴方壺，以及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鄭出土多坑青銅器，這些說明新鄭境內古文化底蘊非常深厚，不愧為中原古文化搖籃的腹地。
相傳黃帝時期有很多發明創造，如種桑、養蠶、製作衣裳、發明文字、營造宮室、冶銅、造船、造車、鑿井等。這些發明創造不少在仰韶文化中找到遺存。如在仰韶文化西陰村遺址中相傳發現蠶繭，在淅川下王崗仰韶一期文化中發現陶塑蠶⑨，形象逼真，如果沒有經常看到蠶，是不可能製造出這麼逼真的陶蠶，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已經養蠶。仰韶文化時期的氣溫比現在高1度～3度，與今長江流域氣溫相同，大面積種桑是可能的。在靈寶西坡發現特大的仰韶房基，中為半地穴房基，面積達200餘平方米，四周有迴廊，總面積500餘平方米，室內地面還塗有硃砂，這種建築稱它為宮殿建築為何不可。其附近還有一些大型房基建築⑩。在鄭州西山發現一座大型房基，面積為100餘平方米，房基為地面起築的，地基處理十分講究，是一層層夯築起來的，厚達1米左右，柱洞較大，直徑40釐米左右。從其建築面積、地基處理很好，且柱洞大，可見不是一般的建築，也屬於宮殿式的建築○11。在汝州洪山廟仰韶文化的彩繪陶缸的人物看是穿有衣裳的○12。在青海出土彩繪陶盆上有一組跳舞的人也是繪有衣裙的。在仰韶文化廟底溝出土的陶器上附加堆紋上壓印紋中有明顯的衣紋痕跡○13。這些布紋痕跡在多個仰韶文化遺址中的附加紋上都有，而仰韶文化各個遺址中都出有陶紡輪，這是紡線的生產工具，仰韶文化時期普遍紡紗織布。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發現大量的刻劃符號。據王志俊對半坡、姜寨等5個遺址統計達50餘種，共270餘個，有的在多個遺址出土同樣的刻劃符號○14。在陝西臨潼姜寨29號仰韶文化居住面上曾發現一圓形陶片，經鑑定，其含銅為65%，鋅佔25%，是銅鋅礦冶煉出的黃銅○15。在仰韶文化範圍內的馬家窯文化的一些遺址中，發現一些青銅工具，如甘肅東林鄉遺址F20房內發現一件銅刀，經鑑定為青銅。同時該遺址中還發現銅渣，是當時冶煉製造時留下的○16。至於鑿井、造船、造車在仰韶文化中至今沒有發現，在中原龍山文化時期發現水井，可深達12餘米，周圍還用木頭扣為方形井框，顯然是比較進步的井，應當有更原始的井有待發現。商代早期發現埋有車痕。這些發明要晚於仰韶文化，當是黃帝文化的子孫們創造的，也記在了黃帝的身上而已。可見與黃帝有關的發明創造在仰韶文化中能找到不少，這並非偶然，也進一步證明，仰韶文化當屬黃帝時代的文化。
王尚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