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陽故事:清末民國時期的益陽映像—挪威家族的故事

（國際友人約根.愛德文.倪爾生先生，1871-1922，挪威醫生、信義會傳教士）

    

     1871年，約根.愛德文.倪爾生出生在挪威北部的偏遠山區特拉納於的山村，他的父親是當地的一位教會職員和教師，在父母的薰陶和鼓勵下，倪爾生在克裡斯蒂安尼亞教會學校以優越的成績畢業，進入醫學院進修，在那裡懷著對耶穌的信仰，使他慢慢確立明確且崇高人生目標，學醫更是實現理想的一種實踐。

（倪爾生和他的夫人瑪麗.維斯洛芙）

     在一次挪威的信義會學生運動中，他結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瑪麗.維斯洛芙，還有一位沃爾拉斯.符克德的學生，這位學生欽佩於倪爾生救死扶傷的理想和抱負，也追隨他一起學醫從醫，最終也成為他日後在中國最忠實的合作拍檔。

（一個熱愛中國的家庭：倪爾生、瑪麗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伊莉莎白、拉格納和貢渥爾）

     年輕的倪爾生在挪威邊學習醫學也學會了很多技能，比如裝訂書籍、做鞋、攝影、木工和雕刻等，1900年春，他已獲得行醫資格，並選派到挪威國家醫院實習並攻讀醫學博士學位，在這個時期，他和瑪麗正式舉辦了婚禮，第二年他們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伊莉莎白.維斯洛夫.倪爾生。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清政府統治的最後幾年，正值庚子事變，八國聯軍的侵入加速了清朝的覆滅，《辛丑條約》籤訂後，中國內地門戶洞開，來自西方的商人、傳教士等開始蜂擁而至，挪威作為一個北歐的老牌海上霸主和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國力已大不如從前，經濟發展處於較落後且困頓之中，但作為基督教路德宗派的重要發源地，挪威信義會也開始進入到中國內地進行傳教。 

      當得知有機會可以去中國進行傳教，倪爾生立聯繫了挪威信義差會，差會鑑於倪爾生的熱情和嫻熟醫學技術，表示願意資助他，合作開展這項工作，挪威信義差會在全國成百上千的地方教會組織發動籌款，通過教徒和志願者捐款，開始為倪爾生的項目籌備著。

（清末時期的長沙城內街景）

     1902年，從北歐的挪威到東亞的中國，歷時兩個多月的旅程，倪爾生乘蒸汽船先到了上海，再換乘郵輪，沿長江到了湖南省省會長沙。關於這段旅程，倪爾生曾在日記中描述道，1902年5月的一天，他和另外三位來自挪威差會的傳教士抵達長沙，中國士兵在湘江畔以極其友好的方式迎接他們的到來，當地群眾從港口一路圍觀到城門，他們一次性見到這麼多白人，他們指指點點，笑著數著：「一個，兩個，三個…」

（湖南省城長沙內外詳細地圖）

（挪威信義會繪製的湖南省水域圖）

   

      由於清末時期的長沙對醫療的需求量很大，倪爾生準備著手建立了一家小型門診所，這是一個具有開拓性意義的標誌，西醫和西藥正式開始進入到長沙這座城市。在寄往挪威信義差會總部的報告中，這位年輕的醫生寫到：希望在長沙租用一個場所，建立有30張床的臨時醫院，這個計劃會讓我們成為在長沙第一批建立醫院的人」。同時一個計劃在十五英裡外的益陽開設一個醫療診所的想法也在萌芽中，因為當時益陽，已是一座擁有十五萬人口的中等規模縣城，離省會長沙很近，想在這樣一個區域拓展新項目，對這個剛出道的醫生深感實力匱乏，況且挪威的首都克裡斯蒂安尼亞也不會比益陽大多少，他再一次給挪威差會總部寄信，信中禮貌且坦誠的懇請經濟援助，以確保他的妻兒子女可以一起踏上來中國的旅程，他寫到：當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前來和我家庭團聚，他們將需要一些必備的裝備，例如服裝、箱子等，因此我不能不請求總部為此提供一些經費，另外我們將前往益陽去尋找新的傳教和醫療的區域。

（瑪麗帶著孩子們終於和倪爾生在益陽團聚）

     1903年，年輕的倪爾生夫人瑪麗獨自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從挪威出發前往了中國，對於倪爾生來說，家庭團聚的幸福莫過於此。為了更好的拓展工作任務，他認為需要立即行動，在兩位地方兵勇的保護下，倪爾生沿著資江來到了北岸的五馬坊，這也是挪威信義會在益陽的一個重要教會據點，由挪威傳教士原道明主持修建，倪爾生全家到了益陽第一站就暫居在五馬坊教堂。

（資江北岸的五馬坊教堂及女子聖經學校、牧師樓，倪爾生全家曾居住在最右側的牧師樓）

     對於來自北歐的挪威人，在益陽生活定居，不僅要適應這裡的氣候應對各種常見的疾病，著實不容易，更別提語言和文化差異了。20世紀初的中國是動蕩和複雜的，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義和團運動爆發，外國人普遍被不信任，哪怕從事任何職業，這就意味著在中國生活就有一定的生命危險。

（1904年，益陽信義醫院施工前的工地）

     清末的整個益陽除了幾家老字號藥店和一家中醫館之外，再無別的醫療機構，顯然，這裡的醫療資源極其匱乏，而當時的益陽正處於頻繁的洪水、乾旱、飢餓和社會動蕩中，醫療救急顯得尤為重要，於是，倪爾生開始為新的醫院而選址，當時五馬坊的江對岸桃花侖是一片灌木成片、竹林成蔭、桃樹環繞的山地，倪爾生被這片原生態的美景深深地迷戀上了，他還在日記中寫到，益陽的桃花侖是他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尤其和在那粉紅色桃花四處綻放的春天。隨後，他再一次向挪威總部報告，在益陽資江南岸的桃花侖建立一所新的醫院和教堂。1904年4月21日，他收到了挪威差會的回信電報，電文簡短明了「益陽，批准」！這無比讓人激動的回信，讓倪爾生開始了他這一生最偉大的事業。

（倪爾生親自設計的桃花侖信義建築群模型）

     醫院的建設經費很快撥到了益陽，倪爾生從陳氏和曹氏家族中購買了所需的土地，並著手設計醫院的建築圖，甚至親手設計了一套建築模型，模型中從醫院、教堂、學校、護士學院、育嬰堂等人文建築一應俱全，一個龐大的倪爾生築夢計劃也在隨後的幾十年全部得到了實現。

（在挪威被稱呼為釘子醫院的信義醫院）

     經過兩年的設計和施工，在1906年11月14日，益陽歷史上第一家醫院終於成立了，就在益陽桃花侖－名曰信義醫院，起初的醫療條件還是很簡陋，一間門診室、六十於張病床，沒有電燈，連水都需要人工搬運到醫院。

（倪爾生在桃花侖信義醫院的實驗室工作）

     建院初期，很多周邊的益陽人都持觀望態度，都不敢來外國人的醫院就醫，區別於傳統的中醫拿脈號診，西醫是聽診看病，用小白鐵砣連兩根皮管子的聽診器塞入耳朵聽人的胸口或後背，病人不需要去藥鋪拿藥和煎藥，只需吃上幾粒白色西藥丸，或在屁股和手上扎針吊藥水即可痊癒，雖然倪爾生的「皮管子鐵砣」看病術和低廉的醫藥費在益陽當地打開了一些名聲，但是上門求診者畢竟還是不多。真正讓倪爾生的醫術在益陽叫響的，是他最擅長的外科腫瘤切除手術和白內障手術，憑藉這些在當時中醫無法根治的疾病，讓倪爾生的信義醫院在益陽盛名遠揚，一時間慕名而來的病人越來越多。 

（在信義醫院做完腫瘤切除外科手術的病人）

     畢竟，醫院創立初期，只有倪爾生一名醫生，隨著醫院病人的增加，他邀請了挪威女護士多蘿西婭加入他的醫療團隊，共同培養更多的中國護士，並在1907年成立了女子護士學院，為了改善醫療設施條件，倪爾生再次向總部申請了經費，並依照挪威差會總部的規劃把工作重心投入到教育和特殊殘疾兒童關懷的問題上，隨後創辦的信義小學、信義中學堂、瞽目院、殘障兒童學校和育嬰堂，並號召了十幾位挪威和瑞典教職人員，這些各專業領域的傳教士先後在益陽工作數年，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益陽近代化城市的進程，而數以千計的益陽孩童在那裡獲得了基礎教育和慈善關懷。

（倪爾生和瞽目院的殘障學生合影）

     

      1909年，因倪爾生在益陽的付出得到挪威信義差會總部的認可，獲準回到挪威休假，他在挪威各地教會組織進行宣講，為桃花侖信義會的建築經費繼續籌款，連當時的醫院門窗、床、牆、甚至連釘子都分開進行認領捐助，被挪威人稱呼為「釘子醫院」，至今在健在的老一輩挪威人的眼裡，益陽桃花侖是一個比中國的廣州、上海等大城市更加熟悉的地名，這都是源於倪爾生和益陽桃花侖這段難捨的不解之緣。

（倪爾生和他的相機）

     

     在倪爾生的各種手藝中，攝影是他最拿手的，他拍攝的很多照片被挪威差會總部檔案館保存下來了，這些照片中有很多是反映醫院、學校、孤兒院和教堂的工作場景，既是攝影史上的早期作品也反映了益陽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歷史情況，彌補了益陽這段歷史時期的影像空白，尤為珍貴。

（湖南湘中信義會的成員們合影）

（湖南湘中私立信義醫院董事會暫行簡章）

     

     1909年，被正式任命為信義會牧師，有了從醫生到牧師的經歷，湖南湘中信義會總負責一職也被委與他，1911年，湖南成立紅十字會組織，倪爾生在董事會負責籌款事宜，與紅十字會主席顏福慶一起創辦建立了湖南第一所紅十字會醫院，專注於湖南的人道主義救助，被中國紅十字協會授予榮譽會員稱號，令人感到榮幸的是，百年前創立的湖南紅十字會醫院至今還在全面運轉中，就是現在的湖南省人民醫院。 

（湖南紅十字會同仁合影，攝於1912年，前排中間為顏福慶，前排右三為倪爾生）

     1918年，擁有傳教士和醫生雙重身份的倪爾生奉命回到挪威，信義差會總部需要任命一位新的秘書長，毫無意義，倪爾生出色的專業能力和領導才華成為最佳人選，同年，倪爾生和他的家人回到了挪威，這些變動並沒有影響桃花侖信義會的工作，醫院及其他信義機構在數年後不斷發展壯大，信義醫院院長的繼任者符克德醫生是倪爾生的學生和朋友，他在大學時就深受倪爾生的影響，追隨並支持著他在益陽的工作，擔任院長直至1952年。

（倪爾生、瑪麗和他們的五個孩子，準備從桃花侖啟程回挪威，出發前留影）

     倪爾生和妻子瑪麗共有五位孩子，其中有三位在中國出生，而這五位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湖南益陽度過，益陽也被倪爾生家族視為第二故鄉。

長女：伊莉莎白，教會執事，在益陽生活和學習了15年，後從事挪威女子信義會教職工作。

長子：拉格納，醫生，創辦湖南新化信義醫院，1930年回到益陽信義醫院繼承倪爾生的事業，直至到1950年轉去韓國紅十字會，在韓國首爾創辦斯堪地那維亞醫院。

次女：貢渥爾，在出生於江西廬山牯嶺，從事護士職業，在桃花侖信義會擔任婦女兒童救助工作。

次子：斯萬，1911年在益陽出生，桃花侖信義會牧師、作家，禮百麗女士（1942年出生於安化）的父親，工作至1949年歸國。

三子：特呂格韋，出生於中國益陽。 

（倪爾生去世的消息傳到益陽，益陽縣政府和益陽群眾為其在五馬坊教堂舉行盛大的紀念追悼儀式，圖為當時的合影）

（圖為五馬坊內為倪爾生搭建的追悼靈堂，輓聯：中國好朋友）

     1922年，51歲的倪爾生在挪威因心臟病突發而離世，那時他肩負挪威信義會總部秘書長之職，消息傳到湖南益陽，當時的益陽縣政府和人民群眾共三千人多為倪爾生在五馬坊教堂舉行了盛大的哀悼紀念儀式，以此來懷念這位國際友人在益陽做出的巨大貢獻。倪爾生的去世正值他事業高峰，對於他在中國奉獻所產生的影響，他所知不多，在中國的生活中不免充滿了雞皮蒜末，而後的三十年，他的子女回歸到他們的第二故鄉益陽，和倪爾生的朋友們繼續著父輩未完成的事業和夢想，直到1952年。挪威人在益陽半個世紀的開拓，至今在益陽還遺留著五馬坊牧師樓、信義大學教學樓、信義牧師樓、信義教師樓四棟人文建築，而信義醫院（今益陽市中心醫院）和信義中學（今益陽市一中）在百年後的今天，經過不斷的壯大發展，能人志士輩出，百年前的信義二字已是新意盎然，誠信和仁義成為今天桃花侖人文建築群裡包含的新格局。

（至今遺存在益陽的四座挪威信義會建築）

附圖：挪威家族在益陽的百年影像剪影

瑪麗和挪威護士在教堂教桃花侖附近的婦女學習用使用毛線編織物品，清末的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屬於弱勢群體，封建的裹腳陋習和道德的束縛讓婦女不能出門也無法與社會接觸，挪威人到了益陽後，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幫助當地婦女的重新融入社會，提升婦女的社會權益。

倪爾生的次子萬斯與他聘請的益陽籍保姆。

倪爾生次子萬斯全家合影，前排右一為童年的禮百麗女士，萬斯回到益陽桃花侖後擔任牧師，全家一直在益陽生活到1949年才回國。

萬斯拍攝乘坐小船去資江對岸的妻子。

屬於挪威孩子們早餐時間。

生活在桃花侖的挪威孩子們在挪威國慶節日舉旗在田野遊行著。

一位挪威信義會女執事油畫中的資江河。

桃花侖信義醫院第二任院長符克德在為一位後背生瘡的益陽男子進行治療。

信義聖經學校特科第七班留影，照片中的中國牧師後大多成為益陽及周邊地區的教會負責人。

那些年的夏天，安化的山區是湖南最好的避暑地，益陽及周邊很多外國人都會來安化大福鎮的天罩坪避暑消夏，挪威人相繼在山上修建了二十多棟木質別墅。

挪威人在安化天罩坪山上的別墅聚餐。

1939年日軍空襲益陽城區，造成慘烈的人員傷亡，挪威作為中立國，為避免桃花侖建築群遭到轟炸，在醫院空地上用一面巨大的挪威國旗警示日機，這面巨大的挪威國旗也在當時掩護了很多益陽人免遭日軍空襲。 

萬斯牧師在信義牧師樓下的防空洞下合影。

遭到日軍空襲的湖南省會長沙，到處是殘垣斷壁，一片落敗，萬斯攝於長沙城內。

基督教長沙總部建築，既是是掛了德國的納粹旗幟，也在空襲中被炸毀。

1944年，日軍入侵益陽縣城，日軍空軍數十架飛機再次轟炸城區，死傷數百人，桃花侖的信義學校和醫院不得不撤退至益陽的後方安化，圖為挪威人沿資江乘船撤離去安化。

信義醫院在抗日戰爭時期也遷往安化東坪，在當地開設信義臨時醫院，繼續救助難民。圖為牧師萬斯和中國醫生在一起合影。 

抗戰勝利時期信義中學遷往安化東坪，挪威教會職工和益陽信義中學校教職工留影紀念，照片一行字寫到「西國同道，留別紀念」，抗戰時期的挪威人已經和益陽人站在了一起，共同面對這場戰爭。 

萬斯在中國用挪威文還寫了多本關於在中國生活的紀實文學，內容有益陽人民抗戰的故事、以及中國各地的風土人情、接觸的中國軍政人物等，挪威文作品現存在挪威差會檔案館，極具歷史研究價值。

身著中國傳統服飾的禮百麗女士的父親和母親。

50年代初，因為國內政治的變化，在益陽的所有外國人都必須離開中國大陸，圖為挪威人離開益陽時的影像資料，很多受過挪威信義會恩惠的人們前來歡送這些最後留守挪威友人，至此到1952年湖南益陽，留守益陽的所有外國人全部撤離。 

回望這些百年前的益陽影像圖片，留就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段老故事，也是一種人文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挪威人在益陽的的故事書寫到這裡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但這段歷史的鐫刻在中挪友誼的長河是永遠不會改變的，至此筆者再次感謝倪爾生先生及其家族還有在益陽歷史上做出貢獻的國際友人們，願世界和平，精神常在！ 

註明：以上影像資料大部分為禮百麗女士及其家族提供，少數來源於挪威差會檔案館，版權各歸所有，轉載請註明原創及出處，文中部分史料摘錄於《北極光照耀桃花侖，一個挪威家族的中國情》，《益陽市志》、《益陽市一中百年校志》、《益陽市文史資料》、《益陽市中心醫院百年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