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共和國震撼鏡頭：看得見的歷史》中國工人出版社2016年1月。股市風雨沉浮，就看選股寶APP股市大事記。
上海外灘北側黃浦路15號，浦江飯店，一幢已有150年歷史的歐式建築。它曾經是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豪華、名氣最大的酒店。中國的第一隻電燈、第一部電話都出現在這裡。飯店一層的孔雀廳，幾乎就是摩登、華麗的代名詞。
1990年12月19日，在浦江飯店孔雀廳又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第一」。這天上午11時，「當———」一聲鑼響在孔雀廳內響起，宣告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正式開市營業，也標誌著新中國證券市場的正式誕生。
紐交所主席的上海之行
1986年11月23日，一長列小轎車車隊在警車開道下，聲勢浩大地來到了上海南京西路1806號門前。搞出這麼大「陣勢」的人的確大有來頭——來者是當時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約翰·菲爾霖一行。
相比之下，他們的目的地，或者說他們理解中的「中國證券交易所」就寒酸多了。
靠近靜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號原是一家理髮店，後被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公司盤下，成了靜安證券業務部。彼時，說它是個證券交易櫃檯或許更合適——面積只有十幾平方米，還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間客廳大。一個櫃檯就是其全部交易場所了，櫃檯旁的黑板上，寫著僅有的兩隻股票的交易價格。
時任靜安證券業務部經理的黃貴顯回憶，隨同參觀的人員眾多，屋子裡擠了個滿滿當當，身材高大的菲爾霖幾乎轉不開身。
副經理胡瑞荃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我們這裡剛創辦，實在太小了!」
聽完英語翻譯，菲爾霖卻笑著說：「這裡比我們初創時要好多了,畢竟有一間房子,紐約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樹下進行交易的。」
說完，菲爾霖還熱情地邀請黃貴顯合影留念。這張被稱為「當代最大證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證券交易所經理」的合影,現在還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展覽大廳裡。
參觀這個「世界上最小的證券交易所」本不在菲爾霖訪華的行程之列。一周前，鄧小平的接見和贈送的特殊禮物，引發了菲爾霖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強烈好奇。
一位是開啟了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大幕的總設計師，一位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大證券交易所的主席，鄧小平接見菲爾霖成了當年一件頗為轟動的標誌性事件。外電用這樣的題目報導了此事——「中國與股市握手」。
那次會見，握手之後，鄧小平用他特有的幽默消除了客人的疑慮和拘謹。「我對菲爾霖先生今天來訪表示特別的歡迎。因為很多人都說美國人都有錢,很多美國人都有股票,而這些股票主要在美國的市場上交易,你又擔任股票市場的董事長,所以我特別的歡迎。」
認真聽取了菲爾霖介紹的美國股票市場的情況後，鄧小平說：「我們中國和美國不一樣,你們現在非常富有,我們現在還在發展階段。我們現在要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搞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說都是公有制,我們也可以有市場經濟的成分、民營經濟的成分。我們應該虛心地向你們學習,在股票、證券方面你們都是專家,你們比我們懂得多,我們中國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場。」
美國客人向鄧小平贈送了一件禮品：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徽，憑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紐約證交所。當時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代表鄧小平回贈客人的禮物,是一張綠色的「飛樂音響」股票。
中國發行的股票引起了菲爾霖的興趣，他更想看一看中國的證券交易機構。菲爾霖並沒有直接要求，因為他不知道中國是不是能有一個被稱為證券交易所的地方。不過，他有一個不會被拒絕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他要把鄧小平贈送的股票過戶成自己的名字。
自然而然地，菲爾霖被帶到了靜安證券業務部——這是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機構，飛樂音響股票就是在這裡進行交易的。
後來，黃貴顯聽說，菲爾霖為這張面值50元的股票過戶是「花了大價錢」的。原來，在上海期間，美國的隨行人員提出要警車開道,上海方面有些為難,因為按規定只有國家首腦才能用警車。後來上海警方提出讓菲爾霖私人花2000美元租借警車。
菲爾霖同意了，他是真的花了2000美元為自己的這張股票過了戶。
20多年過去了，飛樂音響這一「原始股」，通過多年的送配，已經變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時超過10萬元，遠遠超過菲爾霖當年為它「花費」的租車費了。
當然，菲爾霖給這隻股票過戶看中的是其象徵意義而絕非經濟意義，不會用它套現。這張飛樂音響股票現在也還擺在紐約證交所的展覽大廳裡。
不過，即便是推動飛樂音響發行股票的上海飛樂電聲總廠廠長秦其斌，也沒有想到當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幾年後翻了幾百倍，更不會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飛樂音響股票推向社會公眾，竟然成了掀動中國資本市場波瀾的蝴蝶翅膀。
中國第一股
僅從字面概念上，說飛樂音響是中國第一隻股票肯定會有爭議。筆者查閱的資料中，有4隻股票在不同場合和時期都曾被冠以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隻」的名號。它們分別是：1980年，成都市工業展銷信託公司成立發行的股票；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的「股金證」；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股票；以及1984年11月，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票。
但是從股票的定義和特徵來看，前三隻股票並不規範。比如天橋百貨第一次發行的股票只面向內部職工，「定期三年」「保本保息外加分紅」。與其說是股票，不如說是企業內部集資的債券更為恰當。
按照秦其斌最初的設想，飛樂音響其實也是這樣一種企業內部集資的憑證。1984年，秦其斌被任命為上海飛樂電聲總廠廠長。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瞄準了一個商機。那一年，改革開放激發的經濟活力已初步顯露成果，原定1985年完成的「七五」計劃，各項經濟指標全部提前一年超額完成，國民經濟一派欣欣向榮。隨著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人們對娛樂活動的需求也逐步上升。一向開全國風氣先河的上海街頭，開始流行音樂茶座，生意火爆，對音響設備需求量很大。
飛樂電聲總廠主要給電視機廠生產喇叭，當然也可以做成音響。秦其斌就謀劃成立一個新廠——飛樂音響。設想匯報上去，主管部門也很支持，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資金一個蘿蔔一個坑，早就安排好了。我們這個廠不在計劃之列，就讓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資金」。
上海飛樂音響公司股票
秦其斌最初是想在職工中集資辦廠，這種辦法在當時的企業中非常盛行。但是，在參加了一次所在地區的工商聯會議後，秦其斌改變了想法。
那次會上，有不少新中國成立前經營過實業的老工商業者受邀出席。從他們的口中，秦其斌第一次了解到「股票」一詞。按他的理解，發行股票可以籌到錢，企業盈利了，再按股份分紅。
靠著偶然中得到的這點股票知識，他向上級請示發行股票。請示報告中還有對股份制的一個時髦說法，「將職工的命運和企業捆綁在一起」，這個想法得到了上級的支持。
電聲總廠要發行股票的消息傳到了上海《新民晚報》記者潘新華的耳朵裡，他馬上採訪了秦其斌。「秦廠長，聽說你們要發行股票集資，有沒有這回事？」秦其斌答：「有。」潘新華緊跟著問：「那你們打算向社會發行嗎？」「是啊，向社會發行。」秦其斌隨口回答。
其實，秦其斌和潘新華各自理解的「向社會發行」並不是一個概念。秦其斌的計劃是和那時候多數的股份制企業一樣，把股票銷售給企業職工、兄弟企業和銀行這樣的社會法人，現在叫「定向發行」。
而潘新華認為的是「接受個人和集體認購股票」。「個人」前原該有個定語「本企業職工」，秦其斌沒說，潘新華不知，也就沒寫進稿子。結果見報時，「接受個人和集體認購股票」這句話被經驗老到的編輯一眼瞄中，放到了副題。
這個無心的理解偏差，卻造就了中國第一隻面向社會發行的股票。稿件見報後，報社和電聲總廠的電話被打爆了，都是詢問如何認購飛樂音響股票的。
秦其斌被逼得沒有退路，只能臨時決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會發行。正是這10%，讓飛樂音響區別於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個被冠名為股票的集資憑證，成了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隻真正意義上的股票。
後來，秦其斌坦言：「那個時候根本沒有意識到股票是關係到產權證明的東西。認識到這個層面的話，估計我就沒膽子搞下去了。」
「你們是什麼所有制？」
1984年11月14日，經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向社會公眾及職工發行股票。總股本1萬股，每股面值50元，共籌集50萬元股金。
承擔飛樂音響發行的是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這天一早，靜安營業部的兩名工作人員背著銀行的錢箱來到飛樂電聲總廠的門衛室裡，收錢，發股票。新中國第一隻面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票，就這樣像賣電影票一樣發行了。
可這第一隻股票在拿「準生證」時就遇到了尷尬。秦其斌拿著材料去工商部門登記註冊。工作人員問他：「你們是什麼所有制的？」
「我們是股份制。」秦其斌答道。那時候「股份制」一詞還處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之中。秦其斌的回答多少帶一些勇於嘗試新事物的驕傲。孰料工作人員卻不買帳，「股份制？所有制中就沒有股份制這麼一說」！
的確，當時工商部門登記的表格上只有三種選擇：國營、集體和私營。秦其斌想，我們肯定不是國營的，也不是私營的，那就登記「集體」的吧。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種種境遇，秦其斌用「無知者無畏」來形容他參與這件破天荒的「中國第一股」的心態，用「水到渠成」來說明股份制改革是歷史的必然，大勢所趨。「每到關鍵時刻，總有無形的手在推進，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這麼成了。」
1984年11月18日，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召開創立大會，當時上海市委的兩位主管領導吳邦國和黃菊到會祝賀。
秦其斌說，當時與會的人都非常想聽聽領導能夠對股票或股份制說點什麼，但領導的講話只是鼓勵飛樂音響要好好經營，對股票隻字未提。對此，秦其斌還忐忑了一段時間。
實際上，對股票的前景，領導們看得比秦其斌要高遠得多。早在飛樂音響成立之前，即1984年8月，上海出臺了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有關證券市場的管理法規——《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按此「規矩」，新中國證券市場從此邁出了它走向波瀾壯闊的第一步。
飛樂音響成立後不久，吳邦國來到公司調研，聽過企業經營狀況、股份制進展情況的匯報，吳邦國說：「你們搞得很好，能不能考慮擴大？」當時在場的人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句問話，含糊著又匯報了別的問題。吳邦國走後，秦其斌越琢磨越覺得自己拿不準「考慮擴大」這個詞。究竟是擴大生產規模，還是擴大股份制範圍？領導走了，又不好再問，廠裡的領導班子連續討論了三個晚上，最後悟出來，應該是要他們擴大股份制的範圍。
秦其斌給上海市委秘書長打了個電話，試探著問了一下：「我們電聲總廠也想搞股份制。」
「你們的想法很好，能不能搞個報告出來？」電話那頭傳來了肯定的聲音。
飛樂電聲總廠的股份制改造就這樣開始了。這就是此後的飛樂股份。為了區分此前的飛樂音響，人們一般通俗地稱之為「大飛樂」，飛樂音響也因此得名「小飛樂」。
「小飛樂」不僅引出了一個「大飛樂」。
1984年以後，由於北京天橋百貨和上海飛樂音響的示範作用，在全國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試點熱」。那時候最流行的說法是「摸著石頭過河」。
儘管爭論不斷，股份制改革卻仍在蹣跚前行，並越走越像樣子。到1986年年底，我國已有股份制企業6000餘家，股票集資額達60多億元。這一年的12月，國務院出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放開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股份制試點。
雖然當時的這些股份制企業有九成以上的股票還是債券化的，但是它們的出現已經促使中國企業進入了多種所有制結構的時代。
讓股票流動起來
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在承擔了飛樂音響發行之後，第二年1月14日，又承擔了上海延中實業有限公司發行的10萬股，每股面值50元。
兩家股票發行之後，問題來了：股東們想轉賣自己手中的股票，社會上還有人想買股票，可這個交易卻無法完成。
那時的中國人，只是從茅盾的小說《子夜》中依稀對股票交易所有一點印象。股票幾乎就和資本家、貪婪、投機這些明顯帶有反面意味的詞彙聯繫在一起。
在上海，更被人們熟知的，是共產黨人解放上海之後打的「銀元之戰」，對手就是上海證券大樓裡的舊社會投機商。軍隊出面一舉端掉了上海證券大樓，將其中的投機分子一舉逮捕。自此以後，雖然出於融資的需要，天津和北京也辦過證券市場，但到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天津和北京的證券交易所被關閉，證券交易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
上海公布的《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中規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轉讓股票，需通過代理發行公司代為尋找客戶。」可是另一方面，對代理發行公司卻一直沒有買賣股票的明確許可。
找到靜安營業部要求股票交易的人越來越多，但黃貴顯卻無能為力。有一位老股東憤憤然的一句話給黃貴顯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女總要出嫁，有兒總要結婚。這樣不婚不嫁，難道只好等到老死去買棺材？」
黃貴顯見識過茅盾筆下的舊上海證券市場。1946年，時年18歲的黃貴顯進入「十裡洋場」一家外資銀行當學徒，後來還當上了上櫃組負責人。而當時為了做好「小飛樂」和延中實業的發行，黃貴顯還請了幾位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老經紀人當顧問，這可都是當年在上海金融圈裡翻雲覆雨的人物。
拋開那些對股票市場投機性的道德批判，黃貴顯明白，股票發行是一回事，股票交易又是另一回事。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真正堪稱股市的，其實是二級市場，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場。那才是股票的生命力所在。
黃貴顯向人民銀行寫報告申請開放股票交易，報告寫了一次又一次，卻石沉大海。直到1986年，中國股市的誕生才迎來了轉機。那一年，上海被指定為股份制試點城市。
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體改辦的人找到靜安營業部副經理胡瑞荃，告訴他第二天有個反映開放股票買賣要求的好機會，因為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要聽取關於股份制工作的匯報。
胡瑞荃回憶，出席會議的是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還有即將搞股份制的企業負責人。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他恰好坐在江澤民的對面。
胡瑞荃匯報了靜安分公司對股票流通和建立股票二級市場必要性的看法，並把事前帶來的報告交了上去。那篇匯報的題目有別於公文，而是有些煽情，叫《股票的生命在於流動》。
幾天以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將靜安申請開放股票市場的報告批覆下來。據時任靜安營業部經理的黃貴顯回憶，當時江澤民在會上說了這樣一句令人難忘的話：「為什麼改革的人會遇到那麼多麻煩？為什麼就不能對他們寬鬆一些？」
1986年9月26日，由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變身而來的靜安證券業務部開業了。
選擇這一天，黃貴顯、胡瑞荃可謂用心良苦。靜安證券業務部的五個人，誰都沒有操作過股票交易，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選在9月26日開業，因為9月28日是星期日，可以加班解決之前兩天產生的問題。9月29日、30日再營業兩天後又是國慶節，又可以加班解決問題。
從早上7時起，許多市民就在南京西路1806號門口排隊。9時開盤，盤上只有飛樂和延中兩隻股票。到下午4時半收盤時，飛樂音響以55元6角的價格成交700股，延中實業以54元的價格成交840股。成交金額85280元。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股票交易就這麼開始了。小小的櫃檯交易被評為「1986年全國十大經濟新聞」之一。
這個小小的櫃檯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除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菲爾霖，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也來了。他送給靜安證券營業部經理黃貴顯一幅畫，後面寫了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話，「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搭上浦東開發的車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金融改革會議。那次會上，朱鎔基拍板確定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並由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和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組成三人籌建小組。後來，李祥瑞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朱鎔基和他們幾個人一段有意思的對話：
會上，朱鎔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說，自他來上海後，一直在抓財政，但收效不大。他認為要調整部署，應從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證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資銀行。
朱鎔基講完，他就先問我：「老李，你看怎麼樣？」
我回答說：「主要是政治上的風險。」心裡想，不要幹革命40年，最後在這上面跌一跤。
朱鎔基又轉過頭去，問龔浩成：「老龔，你看怎麼樣？」
龔浩成說：「我覺得老李說的政治風險不是沒有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風險，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業實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家股票上市，才能搞證券交易所。」這時朱鎔基對我和龔浩成兩人說：「你們兩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你們兩位還在第二線呢。」
劉鴻儒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被朱鎔基專門請到上海參加了那次會議。劉鴻儒把「聯辦」介紹給了朱鎔基：「北京有撥兒年輕人，就是搞證券交易所的。」朱鎔基說：「好啊，把他們請來，我給他們解決戶口。」
1990年1月，王波明、高西慶等人開始著手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後的兩三個月裡，他們又跑到深圳參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籌備。
李祥瑞所說的政治風險並非杞人憂天。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毫無經驗可學，而「股票」「股份制」這些明顯的資本主義「舶來品」，讓很多人「談虎色變」。股份制與私有制畫上了等號，股票、股份制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特有之物，為社會主義所不容。
從1984年出現股票之後，中國的股市便在姓「資」姓「社」的爭論中艱難起步，跌宕前行，一次次觸碰著傳統觀念的禁區。爭論一直伴隨著中國股市。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爭論也愈演愈烈。1990年年初，這場爭論上升到了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的層面。被指為姓「資」的一個焦點，就是「主張把國有資產分割成股份賣給個人，劃為私有」，「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開辦證券交易所，無疑是對股票交易進行了現實確認，很容易就被扣上了「把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大帽子。
但是爭論並不能阻止證券交易的出現。
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已在全國推開，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經在靜安證券業務部這樣的櫃檯開始，甚至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私下交易、黑市交易。而國庫券、債券等證券的交易已經如火如荼。到1988年，全國61個大中城市開放了國庫券流通市場。1989年全國有100多個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機構開辦了國庫券轉讓業務。1990年全國累計發行各種有價證券2100多億元，累計轉讓交易額318億元，中介機構網點達到1600多家。
而在這一期間，一個精明的上海人，由於抓住了各地國庫券之間的價差所帶來的機會，幾乎一夜之間就從工廠的倉庫保管員變成了富翁。他叫楊懷定，更多人則稱他為「楊百萬」。
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經使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成為大勢所趨。
彼時，籌建證券交易所的還有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深圳的腳步一度邁得比上海還要急，但最終是上海在兩地的證券交易所競跑中佔了先。這也在情理之中，上海有著許多深圳無法比擬的天然優勢。
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城市。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步發展，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也進行得最為充分。上海已經出現了4家證券公司。最早進行股票交易的靜安證券業務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已經有7隻股票上市交易，並編制了一個像模像樣的「靜安指數」。
更為關鍵的是，上海在1990年迎來了浦東開發的空前機遇。浦東新區被設定為中國金融的核心區，在開發之初就扮演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和機制率先試點的角色，由此也拉開了我國更高層次、更大範圍改革開放的序幕。
上海證券交易所被列入了浦東開發大計，並得到了中央批准。但上海籌建證券交易所的行動卻一直保持著低調。
1990年春，朱鎔基訪問美國、新加坡等地，在抵達最後一站香港時，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
鑼響孔雀廳
上海證交所將要成立的消息，向世界表明了中國改革開放不會走回頭路的決心。可朱鎔基宣布的成立時間，著實急壞了三人籌建小組。
他們年初的建議是「爭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朱鎔基當時就在報告上批示：「這個時間太晚了，要在年內成立。」可那畢竟是內部文件，還有餘地。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上海證券交易所要在年內成立，沒有退路了。
三人小組與「聯辦」合作，主要對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成立意見和方案，具體事務由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負責。只剩半年時間，偏趕上上海分行籌備組組長工作調動，誰去接著幹？
恰在這時候，出了個自告奮勇的，他就是剛到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工作不久的副處長尉文淵。
金管處的職責之一就是管理證券市場，尉文淵正是分管證券的副處長，由他負責籌建證券交易所最合適不過。而尉文淵後來說起此事時曾言，當時自己才30歲出頭，又剛到新單位，正好接下這個任務，想做出點成績。
尉文淵頗有「初生牛犢」的做派，只是他也沒有想到，籌建證券交易所會是那般千頭萬緒，以致他在上海證交所正式開業前還迷茫著：我們建的是一個證券交易所嗎？
籌建的工作千頭萬緒，股票的交易規則怎麼制定？交易模式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公司能夠上市？誰才有資格進行交易？……尉文淵一頭霧水，焦頭爛額。
剛開始，只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找一個寬敞的交易大廳。
尉文淵找過漢口路舊上海交易所的舊址，結果發現它已被分割出租；黃浦江和蘇州河沿岸的舊倉庫，夠大但是來不及裝修了；他甚至把火車站售票大廳和郵政局的分揀車間都考察了，結果還是失望而歸。
絕望之中，有人說北外灘的浦江飯店有個孔雀廳不錯。尉文淵跑去一看，不但夠寬敞，而且孔雀廳夠洋派、夠氣勢。正好那時候浦江飯店生意不景氣，作為宴會廳的孔雀廳常常一周也不見營業。他當即拍板把孔雀廳租了下來。
有了場地，該怎麼交易呢？這可真是「沒吃過豬肉，也沒見過豬跑」了。
證券交易所已經在中國消失了幾十年，尉文淵只在《子夜》中看到過證券交易場景的描述，操盤手們打著手勢，高聲喊價。後來在資料中看到，這種口頭競價交易在當時還被發達國家的交易所使用著。可是又聽說像新加坡、我國臺灣地區等新興市場正在推行計算機交易。
尉文淵從向人民銀行借的500萬元籌備金中擠出100萬元，決定搞計算機交易系統。當時上海財經大學的助教謝瑋，在深圳黎明工業公司的配合下開始了計算機交易系統的開發。難度可想而知，因為當時他們連交易所的交易規則是怎麼樣的都搞不太清楚。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籌備大體定型，尉文淵有機會第一次到香港證券市場考察。結果到了香港聯交所，對人家的交易體系看不懂，也聽不明白。尉文淵一下子慌了。
直到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運行起來，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上海證交所的電腦交易設想已經走在了聯交所交易系統的前面！1990年11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布成立。時年34歲的尉文淵，成了世界上最年輕的證交所總經理。
上交所正式開業的日期定在了12月19日。
用一個什麼方式宣告開市呢？國際上的證交所有敲鐘的，有搖鈴的。中國的證交所自然要有中國特色，尉文淵花600多元從上海城隍廟的舊貨市場淘來了一面銅鑼。上午11時，尉文淵敲響了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的第一槌。
尉文淵此前曾經試驗過，那個堪稱文物的銅鑼的聲音比較悶，不夠想像中的盪氣迴腸。於是，開市的時候他就用足了力氣。「當——」的鑼聲在浦江飯店孔雀廳的拱形穹頂和大理石廊柱間久久迴響。這聲鑼響，敲響了中國股市的宏大樂章。
「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
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當日，有30種證券上市，國債5種，企業債券8種，金融債券9種，而股票僅有8種。這也就是後來的「老八股」：飛樂音響、延中實業、愛使股份、真空電子、申華實業、飛樂股份、豫園商城、浙江鳳凰。
今天的股民已很難想像「老八股」發行規模的可憐程度：8隻股票的發行總量按面值計算僅2.6億元，流通股總額不足7000萬元。相比今日，這的確是中國股市的「毫末」起點。「老八股」的局面維持了將近一年。到1991年，上海擴大試點，才新增了30多家上市公司，到1993年才將發行範圍擴展到全國。而1991年7月，已經「試營業」半年多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也終於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滬、深兩市的建立，標誌著中國股市的最終形成。
但是姓「資」姓「社」的爭論並沒有就此停歇，反而在1991年發展到了頂峰。一直到1992年的那個春天，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才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激烈爭論。
鄧小平在談話中對股市的經典之語，在當時乃至現在，證券界人士都能一字不落地背誦下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從飛樂音響發行至今，中國股市從無到有，一次次衝擊著人們的固有認知和思想禁忌，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對所有制形式、對分配製度、對財富的態度……
中國人從對股票完全陌生，到心懷疑慮，再到後來發展到集體狂熱……每一天，股市都在演繹著新的故事和傳奇，有喜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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