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維石（1909-1999），名鎮基，字維石，天津市人。中共黨員，教授，著名學者、教育家。193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受教於著名學者、革命家吳檢齋先生和高閬仙、錢玄同等大師。1952年9月來我校中文系任教，是我校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首任主任。從事中國古代語言文學的教學、科研工作。著有《釣鯿碎語》《〈史記〉的人民性和藝術性》等。教學成績卓著，在山東教育界影響巨大，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曾任齊魯書社顧問和山東文史館館員、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莊維石，原名莊鎮基，字維石，後以字行。1909年出生於河北省天津市大沽口，幼年就讀於北京梁家園第十九小學。192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預科文科班，於1928年轉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受教於著名學者、革命家吳檢齋（承仕）先生和高閬仙（步瀛）、錢玄同諸大師。1932年卒業，獲文學士學位。
莊維石的學生時代，北方正值軍閥混戰，祖國災難深重。他如同當時許多愛國青年一樣，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追求進步與光明。在他看來，祖國積貧積弱，受列強欺侮，文化落後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當他中學畢業，面臨人生道路抉擇的時刻，他毅然選擇了師範專業，立志做一名教師，為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而貢獻自己畢生的精力。對於這一選擇，半個多世紀以來，莊維石從未遊移過。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以教師為榮，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最大樂趣。莊維石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以及對確定的人生理想的執著追求，使他淡泊名利，甘作燭光。堅定和淡泊，正是他個性最突出的特點。
莊維石做教師，始自學生時代。1928年，大學一年級時，他與師大同學、後為山師教授的閻味辛，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現代作家吳伯簫等，在北京師範大學內辦平民學校。平民學校是一所為社會所承認的普通中小學校，亦為師大同學進行教學實踐的場所，招收社會青少年入學，有正常的教學設施和秩序。莊維石在平民學校講授國文課，併兼任一個班的班主任。辦平民學校，是他從事社會教育之始。莊維石幼承家教，發奮向學；大學時代，更得學術界名流吳檢齋等先生的指導，於文字、音韻、文史、經學等，無所不窺，而尤致力於中國古典哲學的學習和研究。他曾選修師大教育系張申府（崧年）先生的「近代哲學」，曾廣泛涉獵培根、笛卡兒、康德、柏格森等西方哲學家的著作。這不僅使他學貫中西，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視野，而且於中西綜合比較之中，發現了彼此不同的價值觀念，從而對中國古典哲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傾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貫穿於此後的教學和研究之中。還在大學預科讀書時，他就以莊秋水為筆名，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了《先天觀念論》，闡述了自己對西方哲學流派的看法。在大學本科讀書時，他與同窗好友、後成為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哲學史家的張季同（岱年）先生等，在北京《益世報》創辦了《人間周刊》，評介中西哲學流派及著作，闡述自己的哲學見解。其間，莊維石曾以莊漫存為筆名，發表了《我的楊朱哲學觀》。文章據先秦有關楊朱的記載和《列子·楊朱篇》，綜合諸子，比較異同，深入探討了楊朱學說的哲學意蘊及其社會意義，初步表現出其研治中國古典哲學的價值取向，即努力發掘傳統哲學中有益於人生、有益於社會的積極因素，探求形成我國優秀民族傳統的文化精神。此後，莊維石對先秦諸子有了更深刻的研究：對儒家，在批判其政治上保守傾向的同時，強調其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於道家，則指出其消極遁世的同時，肯定其對現實的批判精神。這表現出他前後一貫的治學原則。總之，莊維石在學生時代已成為一位學有根柢、卓有識見的青年學者。
志操耿介 處逆適順
1932年7月，莊維石大學畢業後，應邀來到山東，先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高級中學和山東省立第一鄉村師範任教，講授國文、學術文和修辭學等課程。在此期間，他與張友松（高級中學教師，著名翻譯家）、滕大春（鄉村師範教師，後為河北大學教授）相友善。
1935年8月，莊維石應邀赴河北省邢臺女子師範任教。此間，他聽說業師錢玄同先生慨於東北淪陷，曾揮灑如椽大筆書寫南宋愛國詩人鄭所南《二礪》之一，以表示其愛國志節，深受激勵。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輾轉至河南。1938年2月至1939年10月，莊維石任教育部中小學教師河南服務團教材編輯組主任，在服務團團刊《團訊》上先後發表了《書憤》和《宗教之意義及其精神》。《書憤》一文，以南宋愛國詩人陸遊《書憤》命篇，從詩人抒寫愛國激憤談起，論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傳統，呼籲文學創作應宣傳抗日，宣傳愛國，為抗日戰爭服務。文章酣暢淋漓，洋溢著熾烈的愛國熱情。《宗教之意義及其精神》一文，則從西方國家信仰耶穌基督談起，針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或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戰爭，或採取所謂「中立」「不幹涉」的縱容觀望政策，而揭露其虛偽面目。
民族危亡，國難當頭，莊維石已無法讀書治學。1939年11月，他到後方勤務部政治部傷兵招待所工作，擔任指導員，直接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之中，為在抗日戰爭中光榮負傷的中國士兵服務。
1940年9月，莊維石應邀赴四川，到四川省立華陽中學（後改列五中學）任教，曾任國文科主任、教務主任，同時兼任四川省立女子職業學校教員，直至1945年7月。在這期間，他與楊太空（天競）相友善。楊先生長其22歲，二人為忘年交。1945年9月，莊維石先後在重慶志成中學、重慶女子師範（渝女師）任教。在渝女師，與中共地下黨員顏魯（高揚）、屈清瑩相過從。
從1947年到1949年，莊維石歷任重慶草堂國學專科學校教授，重華學院副教授，陪都學院教授，南泉新聞會計專科學校教授。在南泉新聞會計專科學校，與同事愛國人士、翻譯家陳瑜清教授相友善。重慶解放，他在渝女師時的友人屈清瑩出任重慶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科長，推薦他到重慶西南工業部工業學校任教，直至1952年離開四川。
莊維石在渝期間，不唯因學識廣博、教學斐然有績，在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更因其思想進步，志操耿介，贏得了士林和學生們的尊敬。作為學者，多年間，他從中學教員到大學教授，除講授一般國文外，還曾開設學術文、文字學、文學概論、名著提要、《論語》、國學概論、《莊子》、顧（炎武）黃（梨洲）文選、修辭學、中國文學史等十數種課程。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的愛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他利用講壇，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熱情，砥礪學生的民族志節。在抗戰勝利後，為對先師吳檢齋、錢玄同、高閬仙三位先生不畏強御的高尚的民族氣節表示敬意，他在重慶為北師大同學會草擬了弔唁三位先生的電文。1946年7月，愛國進步人士李公樸、聞一多先後被國民黨反動派暗殺。消息傳來，莊維石十分憤慨，他不顧學校當局的警告，在課堂上義正辭嚴地痛斥了反動派的罪惡。一位在渝與莊維石有些接觸、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憶及他在渝從教時的情景，依然對其不勝景仰。
淡泊名利 潛心學術
1952年9月，莊維石應山東師範學院院長田珮之同志之邀，從四川回到闊別17年的山東，從此便在山東師範學院（今山東師範大學）任教。這40多年，是莊維石從一個追求進步的愛國者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時期，也是他作為學者、教育家，為人民教育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時期。
1952年9月，當莊維石應邀來到山師報到時，田珮之同志已奉命調往華東教育部。在此情形下，學校當時給他定了一個與其才學能力極不相稱的中級職稱。這對於曾任教授多年而自尊心極強的莊維石來說，是一極難接受的現實。是去，是留？經過內心激烈的矛盾鬥爭，他毅然留了下來。理由很簡單：為了新中國的人民教育事業，不應計較個人名利得失。
莊維石的教學實績，很快便引起校、系領導的重視。1954年，他被任命為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1956年，他被委派赴國家教育部，代表山師中文系參加由著名學者譚丕模先生主持的全國高等學校《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的編寫工作。同年，校、系黨組織接受了他的入黨要求；與此同時，確認其高級職稱的提議亦經校務委員會討論通過。
「文革」過後，黨的政策得到落實，莊維石在政治上完全恢復了名譽。古稀之年，他仍熱情洋溢地投入工作，為人民的教育事業做出新的貢獻。1977年，他為學生講授基礎課的同時，又接受系領導的委託，為本系青年教師舉辦了專業進修班，系統講授古文，使青年教師夯實了專業基礎，並明確了進修和提高的門徑。1978年，他因教學成績卓著，被校、系推選為先進工作者；1983年，被選為山東省政協委員。1985年，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一成立，莊維石即被推選為副會長。同年，他的教授職稱重新被確認，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間，莊維石還曾為全校「大一語文」開課，率先講解詩文，並外出到煙臺師專（今煙臺師院）、省文聯等處講學，均受到熱烈歡迎。1987年，年近八旬的莊維石又為本專業1987級研究生開設了《先秦諸子散文研究》《六朝文論》兩門學位課程。雖年事已高，莊維石仍一如往日為求教者解難答疑。
莊維石有慨於近年有人介紹錢玄同、高閬仙兩位先生的學問，而對其民族氣節、愛國精神無一提及。莊維石著文緬懷兩位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高尚的民族志節和愛國情操，曾說「錢高二師都是善於讀書的，都能從古書中汲取營養。他們不獨是飽學的人，而且是愛國志士；不獨是書師，而且是人師」。莊維石從錢、高二師受業，受其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的薰陶，在多年的教育實踐中，繼承了先師錢玄同、高閬仙「不獨是書師，而且是人師」的精神，從而贏得尊敬。眾所周知，莊維石極擅講課藝術，歷屆畢業生，亦無不欽佩而崇揚之。凡從受教或請為辨難解疑者，都覺得聽他講授是一種享受。這不僅因為莊維石博學通識，擅於發微闡妙，講席之上勝語如流，使受業者、問疑者如飲醍醐，如坐春風，還因為他講學每每動情。每當講至愛國作家，如屈原、杜甫、陸遊、鄭所南、顧炎武等等，他常情發於中而慷慨淋漓，緊緊扣動著受教者的心弦。在《釣鯿碎語·說杜詩》中，莊維石強調詩歌「是需要感情的；不但需要感情，而且感情之深厚程度，對其藝術價值之高低起著決定的作用」，指出「杜甫詩照耀千古，主要因其感情異常深厚」，尤其是詩集中那些憂國憂民的詩篇。1980年，山東廣播電臺文藝部請莊維石任選一首詩講解，以錄音播放，他因身體欠佳，未允所請。電臺同志因敬慕莊維石，攜機器造室以求。他在一無文稿，二無準備的情況下，即興講了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莊維石不僅出口成章，妙語連珠，而且情融於中，氣暢神隨，深刻而生動。他正是從詩中表現的愛國感情，說解杜詩藝術的。1983年，他在為門人袁梅所著《屈原賦譯註》所寫的序文中，首先指出「屈原首先是個有清醒政治頭腦，並能『守死善道』的人，然後才是一個詩人」。論及屈原創作衝動，則雲「寫詩必先有真至的情感。而人之情感，必『感於物而動』（朱熹《詩集傳序》），可見寫詩必是『感物吟志』，出於自然」。屈原正是繼承了古代民歌的優秀傳統，「其詩緊密結合身世，所以言之真切，富有感人魅力」。文中反覆申說的，就是閱讀屈原作品，應首先理解屈原之身世、為人，從而理解其「守死善道」的思想動力即愛國主義精神。
莊維石學問淵博，是眾所公認的。60年來所開課程的門類之多，在高校中是很少能與之比肩的。其研究領域從先秦到近代，從經史到哲學，從文字音韻到文學藝術，堪稱廣闊。然而，其治學重點不在「博」，而在於「精」；不唯在於有「學」，而更在於有「識」。因此，他在教學與研究中，每取精用宏，發微闡妙，見解獨到。讀書須先識字，這是莊維石在教學與研究中常常說的話。他對古詩、文中的字、句，從不苟且含糊，而務求其正讀真義。例如在《釣鯿碎語·一字異讀》中，他列舉了「藏」「長」「相」「乘」「錯」「參」等常見字，旁徵博引，從音韻學和辭章學的角度，詳加辨析，由韻正音，由音釋義，糾正了俗讀中的許多錯誤。即於權威注家，亦不為成說所囿。對歷史人名的讀音索解，除工具書查找外，他又提出「從韻文中探索」「從名與字的聯繫上探索」與「觸類旁通，由此知彼」三種途徑。
研究要有新見，莊維石讀書、治學，從不盲從成說。小至字的認讀、詞義的辨析，大至詩文篇章和史的宏觀考察，他都通過獨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見解。對前人的看法，或對某些權威性的結論，他也審慎對待，而不為其所拘囿。如研讀詩文，他一向反對斷章取義，以句評篇，而要求熟讀長吟，融會貫通。如杜甫《醉時歌》有「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之句，宋人俞文豹斥其直呼聖人名諱，「得罪於名教」；今之研究者則有以之盛讚杜甫之反封建傳統精神，而他認為「兩說皆憑主觀，不得要領」。他從全詩抒發的感情意向，並以李白之《廬山謠》、王維之《疑夢》、韓愈之《雙鳥詩》直呼孔丘之名為證，說明唐人是不避聖諱的。因其不避諱，「遂貶之，以為大逆不道；或褒之，以為有反封建傳統精神，都是由於昧於時代全憑主觀而作出的錯誤判斷」。至「儒術」雲者，更耐人尋味，「就因為它飽含激情，反言若正，深刻表達出杜甫『君子固窮』的節操」。這樣，對於杜甫既未拔高也未貶低，評價全面而得其底實。
莊維石的記憶力是驚人的，許多古代詩人詩篇乃至佶屈聱牙的經籍文章均能背誦如流。然而，他在指導讀書或研究時，卻從不單純強調記誦文句，而是反覆申說要善於從古書中汲取營養，首先便是學會做人的道理，即通過批判繼承古人優秀的思想品格。他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對中國文化影響至巨的部分就是倫理道德部分，亦即教導人們如何做人的內容。封建時代的進步知識分子如杜甫、陸遊、文天祥、顧炎武等等，就是從孔學中汲取了有益的營養，形成了自已高尚的品格，從而為社會的進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譬如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由個人悲慘遭遇，而思及天下窮苦人的苦難，並由此而產生甘願犧牲自己而為窮苦人求幸福的願望，正是從儒家「推己及人」思想升華為救世濟人的精神。他認為做人首先要重「德」，曾以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也》）的話，說明「才」與「德」的關係。認為「仁者」即有德者，因有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所遵循的道德原則，故能處常不變，如同「山」；而「知者」即有才者，因思謀發展、創新，經常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故像「水」。如果變動不居之「才」，不受處常不變之「德」所規範，所制約，它便會像洪水一樣，泛濫成災，危害社會。因此，「才」應由「德」所規範，所制約。並由此而聯及當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及中西文化傳統之區別，他認為重「德」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莊維石德高望重，垂範於人，而教書育人，則是其數十年來一貫的教育思想。凡從受教者，皆有深切體會。
博學淵通 誨人不倦
莊維石是一位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教育家。作為學者，他在父兄的教導和吳檢齋、高閬仙等國學大師的學術思想的薰陶下，經受了嚴格的訓練，有著深厚的國學根柢。所謂國學，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囊括了今之所謂文史哲各科知識。他在文史哲三科中，於中國哲學用力尤勤，對先秦諸子、宋代儒學，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更使他如魚得水，所以在教學和研究中，取精用宏，以簡馭繁，有思想，有見解，表現出不同於一般文學研究者的睿智和思辨。作為教育家，他淡泊名利，為人師表，以做一名人民教師為榮，以默默奉獻為樂，以培養年輕一代成長為自己的天職。因此，莊維石集學者、教育家於一身，融教學與研究為一體，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治學特點。
莊維石學有師承，卻不拘門戶。他反對標榜名師以自高，主張轉益多師，對前代學術有所繼承，有所開拓；倡導學以致用，強調研究應適合時代需要。他認為研究學問，應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國計民生；研究者應時刻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古代作家中，他推崇那些關心現實的愛國作家，如屈原、杜甫、陸放翁；學者中他推崇顧炎武、黃梨洲。因此，他一向反對經院式的訓練和學究式的研究，而倡導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學風。
如同所有老一代學者一樣，莊維石十分重視基本功訓練。他常常提到，學人要具有才、學、識。有才而無學，則不成才；有學而無識，則不如無學；而無學則不會有識，所以學是基礎。第一，他認為習文，要通史，要有哲學頭腦。打基礎時，文史哲不可偏廢。第二，讀書要熟讀常見書、基本的書。因為這些書是能代表各個時代的文化典籍，不然就會捨本逐末，獵奇鬥勝，浪費精力。如先秦諸子中，他認為主要應讀《論語》《莊子》《孟子》三部書。因為這三部書集中反映了儒道兩家的思想，而儒道兩家影響我國文化思想幾千年，舍此則不能正本清源。因此，他指導學生讀書要求有明確的目標，有所選擇，有所取捨。
莊維石融教學與研究為一體，其教學本身，就是研究；其教學內容，就是他的研究心得。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或解難答疑中，學生得到的不僅是知識，而且獲得研究方法的啟迪。1963年，他為1961級學生開設選修課《孟子研究》，講《孟子》，實則是綜合諸子，辨析儒道。他是在對先秦諸子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從諸家思想的比較中，闡釋孟子思想的，因此特別明晰而透徹。在講解中，他不僅探其源，指出孟子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而且涉其流，對宋儒特別是朱熹的注釋加以評騭，令人對儒學的發展過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體現了莊維石厚積薄發、注重通識的治學特點。
莊維石集學者和教育家於一身，他的研究，從不保守，總是把自己的研究心得無私地奉獻給學生和求教者。因此，他的許多學術見解，不是由他本人發表，而是體現在學生們的著述之中。學生袁梅教授和王世舜教授，在編著《詩經》《屈賦》《尚書》以及《莊子》譯註的過程中，都曾得到他的具體指導。在其他一些學生的著述中，也都凝聚著莊維石的勞動和心血。
莊維石時刻關心學生的成長。他關心學生不只在課堂上，也不只在學校裡。不管你離校多少年，也不管你是處逆還是居順，他都要盡到一個師長的責任。一個1958年的畢業生，因蒙受冤屈而家破人亡。在逆境中，是莊維石的教誨和鼓勵，使她獲得生活下去的勇氣。當其問題平反昭雪，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看望一下師長。1962年，莊維石帶領學生去濟南十二中實習，講示範課的是他10年前的學生袁梅。赴十二中途中，莊維石心臟病突發，同事、學生都勸他回校治療、安養，而他堅持按時趕到課堂。聽課之後，還熱情而周詳地進行了評論。他說，「袁梅是我的學生，10年不見了，他教學有這樣的成績，心裡高興」。十二中的領導、教師、實習的學生們，無不為之感動。20年後，莊維石為袁梅《屈原賦譯註》作序，在肯定書的價值、成就的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在『達』字上似猶未盡」的缺點。對學生該褒則褒，予以鼓勵；當批評則批評，指明努力的方向。在平時交談中，或直言，或婉告，以各種方式，對學生為人為文的缺點或錯誤提出批評。他常引明代夏寅「君子有三可惜」之語，警誡學生：「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勉勵學生力學、勤奮、修德，不可碌碌無所成就。
晚年的莊維石，精神矍鑠，日不廢讀。他依然像往常一樣，熱情地關注著年輕一代的成長，關心著人民教育事業的發展，關心著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有疑難而來請教者，慕其名而來訪問者，莊維石都熱情接待。他仍像往常那樣娓娓不倦，他仍像往常那樣熱情洋溢，也依然像往常那樣，結合所講內容，指點著讀書做人的道理。
莊維石是一位淹貫經史、博學淵通，學術造詣極深的學者，更是一位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人民教育家。執教桃李滿天下，凡從受教，或曾晤接先生而得聆教誨者，無不敬佩其廣博學識和高尚品格。莊維石淡泊名利，志操耿介，處逆適順，百折不撓。新中國成立以來，莊維石几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默默奉獻，甘作燭光，甘當人梯，為山東教育事業做出重要貢獻。莊維石不唯受到山東師大曆屆學生的衷心愛戴，也贏得山東省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普遍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