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高等教育制度與現代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曾經翻閱了一些高校的校史。如果就筆者所關心的內容本身而言，可以說是基本上勞而無功。原因很簡單，因為各個高校包括那些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的校史裡都基本上不記載與此相關的內容。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雖然如今各類校史就數量來講已很不少——幾乎每所高校，不管是百年老校，還是新建的學校，都有一本印刷相當精美、字數也很不少的校史。
但老實說，這些校史除了校名、校徽、校歌、歷史沿革以及教職員工名錄之類外在的不同外，其他內容似乎沒什麼明顯的區別，用千篇一律或千人一面來形容並不為過。
思路、寫法的單一不說，校史本身的特性也沒有體現出來，更談不上各個學校具體風格特色的描述和總結了。並不誇張地說，不少校史往往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學校分史外加學校沿革變化的一些流水帳。
當然，每一部校史也都會提到該校的科研治學情況，但多是那種表功行賞、表揚稿似的簡略描述。至於那些在該校任教的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之類，肯定會有記載，不管他們任教的時間長短，著名的政治人物更是不在話下，還要大寫特寫。
《風骨：從京師大學堂到老北大》
但是平心而論，不少著名學者名號在校史中的功能不過是一種增加學校榮譽的光環和招牌。倘要詳細了解他們的學術建樹以及他們對該校學科建設、學術發展所做的貢獻，則只能是一種奢想。
失望之餘，不禁要想到校史的寫法這類基本問題來。
記得筆者當初剛進大學時，校方專門安排校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介紹校史，那位老師所繪聲繪色描述的本校校友在五四運動時痛打賣國賊的悲壯事跡至今還記憶猶新，但遺憾的是，那位老師雖不厭其煩地講到了這所著名學府的各個方面，但就是忽略了對這所學校人文傳統、治學風格及辦學特點的介紹，而這恰恰是一所著名學府與其它學校區別的重要特點和標誌，是不能被忽略的。
《北京師範大學校史》
校史，顧名思義，是講一部學校的歷史，而不是一個國家、一條街道或一個黨派、一個人物的歷史。它要記載和凸現的是一所學校發展進程中的各個方面及明顯特點，但記載哪些，不記載哪些，突出哪些，忽略哪些，卻反映了撰史者對學校性質、功能的體認。
作為一部校史，記載一所學校的參政傳統和政治人物自然是應該的，這也是學校發展中的重要一頁，特別是由於近現代特殊的歷史條件，許多高等學校與政治運動有著緊密的聯繫，高等學府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教師和學生往往又具有政治人物的雙重身份，這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的一個特色，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特色。自然，這是校史所必須涉及的部分。
《北京大學圖史》
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並不是校史的全部，一所高校介入政治的程度即使再深，培養的政治人物再多，但它還是一所高等學校，畢竟不是兵營，也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其當初的創辦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其目的並不在此，正像蔡元培先生當初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所講的：「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高校是培養人才、研究學術的基地，這是那些現代高等教育先驅者對高等學府的基本定位，也是多數高校發展的方向，為一般公眾所認可。
當然學生中也會有不少從政者，但更多的則是各類建設人才。過於強調或淡化高等學校的意識形態色彩都是不尊重歷史的態度。但是，不少人常常有意或無意地淡化近現代高等學校的文化學術色彩，淡化這一時期高等學校在文化學術上的巨大成就。
《圖說浙大：浙江大學校史通識讀本》
當下就校史編撰的現狀來看，校史的寫作更需要強調每所學校的治學傳統和人文精神，突出每所學校的學風和個性，不管這所學校是綜合性院校，是師範類院校，還是理工科院校。
一部沒有記載該校學術傳統和人文精神的校史註定是殘缺的，沒有深度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所學校安身立命的精髓所在。
究其根源，這種僵化的校史寫作一方面與編撰者狹隘的校史觀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前校史的寫作機制有關。幾乎在每所高等學府裡，都設有專門的校史辦公室，但這一機構更像是個與學生處、科研處一樣的行政機構，而不是學術研究機構。
編撰校史者多是這個機構的專門人員，他們專職於此，積累的資料較多，對這所學校各方面的情況了解較多，這是他們的優勢。
但是不可否認，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具備學者的身份和經歷，因而對該校治學科研方面的了解就不如各個系所的老師，這也是個必須正視的事實。
《北京大學校史》
而在筆者看來，校史的寫作更應當是一項學術行為，編撰者本身應該具備相當的學養和功力，不是隨便找個什麼人都能寫的。否則，校史的撰寫往往會缺乏應有的深度，其不能讓人滿意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至少在目前，對校史的專門研究還很不夠，學校一般也很少會設立這樣的科研項目，更不會去開設校史之類的課程，培養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即使是從事教育史研究者涉足這個領域的也不太多，通常的高等教育史也多是著眼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甚少關注一個學校校史的具體內容，當然少數幾家特別有名的學府除外。
只有臨到學校比較隆重的校慶時，才會有人注意到校史問題，去做點錦上添花的工作。
《上海交通大學史》
這樣，既缺少對校史的深刻認識，又沒有體制上的保證，校史的寫作水準也就難以保證。而在筆者看來，校史特別是那些建校較早的著名學府的校史是應當有人專門進行研究的，它應該成為科研成果而不是作為宣傳品來看待。
其實，這種撰史的情況並不是只存在於各高校，當下，各個地區地方志的編撰也正緊鑼密鼓地進行，面世的成品也已有不少，由於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本本都是篇幅巨大、裝禎精良。但與前代所編撰的地方志相比，其水準和價值到底如何，凡拜讀過的讀者都不難得出答案。
不過，話再說回來，就連專門研究學問、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的高等學府都編不出一本象樣的校史，我們還能希望那些地方志辦公室能寫出多出色的史志來？
《清華大學校史稿》
當然，追述和總結一所學校的學術傳統和人文精神，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對該所學校各個方面的全面深入了解，需要淵博的知識和過人的見識。
依筆者之見，最起碼寫作者應該是一群學有專長的不同學科的學者，而且應該進行集體合作，僅依個人之力，很難完成，質量也難以保證。
因此，校史應作為一個專門的科研課題來做，納入學術研究的範圍，而不能採用像現在這種寫文件似的編撰方式。
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樣較為理想的校史似乎還沒有出現，至少筆者沒有讀到，這一方面可能是學校領導層沒有這樣的考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
1998年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因這所學校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受到媒體和公眾特別的關注，至於其意義輪不到筆者去進行總結。
《老北大的故事》
但是，筆者要特別提及的是，正是北京大學的校慶引起了社會對高校校史的關注，最起碼是引起了不少出版社的興趣，從陳平原所編《老北大的故事》一書成為當年的暢銷書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同時因為要配合校慶的關係，一批研究北京大學校史類的著作如《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等在短時間內集中出版，這些著作將北京大學的發展置於中國近現代文化學術、高等教育的發展演進這一大的語境中進行分析，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既為近現代文化學術、教育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同時也讓人看到了校史研究的學術空間。
其後，那些專收著名高校趣聞、典故的書籍，如遼海出版社的《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江蘇文藝出版社的《老大學故事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華學府隨筆》等陸續面世，並有不俗的銷售實績。
《武漢大學校史新編》
這些書籍所述雖都是關於校史的，但只是有關文章的輯集，著眼點在滿足懷舊的心理和閱讀的趣味，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校史，但是通過對這些高等學府逸聞掌故的搜集整理，使我們看到了校史的另一種寫法，看到了編撰新型校史的可能性，相信這類書籍的讀者並不僅僅限於愛懷舊的校友，還是有較為大的讀者面的。
至於具體的編撰原則、體例、寫法之類的問題，筆者還沒有特別成熟的想法，這還需要有志之士認真的探討和不斷的探索，但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那就是校史的編撰這件事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應有人專門下工夫去做。
當下，有不少著名學府正積極籌備百年大慶之類的慶典，而且往往從幾年前就開始著手，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時間都相當可觀，但不知道那些籌辦者是否將校史的編撰納入校慶的項目中，但願有人想到這一點。
《南京大學文學院百年史稿》
否則，沒有一本和這所學校名聲匹配的校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畢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校史還是透視一所學校的窗口或名片。
附記：
這篇小文刊於《粵海風》2001年第3期。轉眼十七年過去了，中國的大學已經成群結隊地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遍地都是世界一流學科，喜報頻傳，凱歌高奏。其間校慶越來越隆重，也出版了一大堆印刷精美的校史，但到底有多少能夠立得住、能夠傳世甚至可以說是像樣的校史呢？天機不可洩露，明眼人自然會有自己的判斷。
寫不出來像樣的校史本身就是在以一種特殊的尷尬方式集體書寫著一個學校的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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