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節，我第一次和孫益寧回徐州老家時，是大姑姐孫益康給開的門。她笑意盈盈地和我們打招呼，比起堆著滿臉皺紋朝我一個勁傻笑的準婆婆，大姑姐更像是一家之主。
大姑姐不僅說話像母親，替孫益寧這個弟弟做的事也像。她在孫益寧讀研究生的第二年，就動員婆婆拿出積蓄在徐州市的泉山區首付了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她自己也出了15萬。
但自我去了孫益寧家後，婆婆小區裡的街坊鄰居說的話也就越來越難聽：「老嬸子，在杭州做造價審計的工資怎麼那麼高？一年都五六十萬？不過女兒家本來就有資本，何況康康還這麼漂亮！」
老街坊鄰居可以一下午都聚在一起嚼舌頭。很多時候，婆婆出門買個菜，回來就憋了一肚子氣。她將怒火都轉嫁到了大姑姐的身上。
去年年初我和孫益寧結婚。大姑姐笑著給我包了6萬6的紅包。婆婆也很高興，不過卻是從頭到尾一直淌眼淚，眼淚比結婚的我都多。
孫益寧的那些叔叔伯伯們表情各異。他們的子女都沒考上大學，早早就結婚生子了。婆婆一個寡婦卻拉扯出了兩個名牌大學生。兒子還找了個兩口子都是知名教授的親家。那天，酒席剛散，他們就圍著婆婆和大姑姐念叨起來。
「康康，你弟弟都結婚了！」
「年紀輕輕的可不能不學好。叔叔嬸嬸是為了你好。」
大姑姐瞧了他們好一會兒，回道：「管好你們自己。」
這話一出，他們瞬間炸開了鍋，一個勁地責怪婆婆，連個女兒都教育不好。
婆婆漲紅著臉，上前就扇了大姑姐一耳光。「搞事精！滾！」
大姑姐隨即轉身就走了。這一走就近一年沒回家，也沒和婆婆打過一次電話。
但我們還是正常聯繫。婆婆卻狠了心，再也沒和大姑姐聯繫。
她將心思都花在了我和孫益寧身上。我和孫益寧從上海回老家時，她總會特地帶著我們在小區裡走兩圈，確保每一棟樓都經過。但有些大爺大媽遇見了，還是會若有似無地提一句：「康康好久沒見到了？嫁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