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文章敘述了胡適的人生觀，即及時行樂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學。胡適秉承「無後主義」，但他並沒有「無妻主義」，他有認為妻子是事功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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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既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希冀舉案齊眉的人，雖然他在留美的時候，寫過一首詩給江冬秀，遐想他倆未來「我當授君讀，君為我具酒」的畫眉之樂。關於這點，敏感的杜威夫人就洞察到了。她在一封家信裡說：
胡適回國以後就結婚了。他的妻子來自鄉村、裹過小腳。他們說現在二十歲以下的女子都是天足了。儘管胡適才氣縱橫，但我不相信他會去教育他的妻子。
杜威夫人在另一封家信裡，形容胡適是一個對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的時候，胡適不在場。到了江冬秀要生素斐的時候，胡適連預產期是什麼時候都搞錯了。她說：
胡適的太太大概8月1號會生（註：即素斐）。他告訴我好幾次，說6月會生。那根本是不可能的（註：胡適錯了，杜威夫人的推算比較正確，素斐是8月16日生的）。我相信他們——我意指的是他——現在大概才大夢初醒吧。她生第一胎（祖望）的時候，他人不在場。但至少那時她是在娘家。我不能作太多的臆測，但我知道他是不會讓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務去妨礙他的事業的。
陳衡哲對胡適說凡是富有情感的女子都能領會情感，不會因為年老而減少。她了解胡適，所以她說：「但你與叔永都是男子，我怎能使你們領會呢！」1931年1月，她跟胡適到上海開會。胡適在日記裡記下了他們的談話：「與莎菲談，她說Love（愛）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說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許多活動之一而已。她說：『這是因為你是男子。』其實，今日許多少年人都誤在輕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說胡適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信然。
杜威夫人對胡適的臧否也是一針見血。他是不會讓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妨礙他的事業的。早在留美的時候，胡適就秉持「無後主義」了。後來他結了婚，而且連生了三個孩子，但是他的哲學信念，從來就認為妻子、孩子都是「事功」的障礙。他在1914年9月7日的《留學日記》裡說：
吾所持「無後」之說，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則世界人類絕矣。吾欲人人知後之不足重，而無後之不足憂。倍根（培根）曰：「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絕無大成就矣）。蓋妻子者，大事業之障礙也，不可以為大惡，亦不足以為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為公眾而作者，必皆出於不婚或無子之人，其人雖不婚無後，然實已以社會為妻為子矣。」（見《婚娶與獨處論》）
又曰：
吾人行見最偉大之事功皆出於無子之人耳。其人雖不能以形體傳後，然其心思精神則已傳矣。故惟無後者，乃最能傳後者也。（見《父子論》）
此是何種魄力，何種見地！吾國今日正須此種思想為振聵發聾之計耳。吾嘗疑吾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言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胡適好誇言「無後主義」，但他從來沒有說過「無妻主義」或獨身主義。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換句話說，胡適的「無後主義」不是以「無妻主義」作為先決條件。即使他跟江冬秀成婚，也是因為這樁婚事是母親替他做主的，他不忍違背。就像他對韋蓮司所說的：「我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母親，我的一切都是她賜予的。」新婚之後他在信中告訴他的叔叔兼摯友胡祥木：「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但我們還是不能輕信他在這封信裡接著所說的話：「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這封信寫於1918年5月2日。然而，在寫這封信之前的一個半月以前，也就是3月17日，他有一封以胡適的風格來說，相當纏綿的信給江冬秀：
你為何不寫信與我了？我心裡很怪你，快點多寫幾封信寄來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們結婚的第四個滿月之期，你記得麼？我不知道你此時心中想什麼？你知道我此時心中想的是什麼？
我昨夜到四點多鐘始睡，今天八點鐘起來，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著我，可惜你不在這裡。
胡適在新婚燕爾之後，隻身北上，留下新婚的嬌娘在家鄉上莊。依依不捨的他，寫過好幾首胡適體的豔詩給江冬秀。比如《新婚雜詩》第五首：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
沒滿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別。
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滋味，
還逃不了這個時節！
又如他在北上旅途中寫的《生查子》：
前度月來時，你我初相遇。相對說相思，私祝常相聚。
今夜月重來，照我荒洲渡。中夜睡醒時，獨覓船家語。
換句話說，不管後來胡適跟江冬秀的關係如何，不管他後來一生中有著諸多的「星星」與「月亮」，江冬秀曾經是他「燈前絮語」、「相對說相思」、「中夜睡醒時」、「窗外的月亮正照著我，可惜你不在這裡」的相思的對象。
胡適有他的愛欲，而且有他恣縱愛欲的高招。然而，這跟他的「無後主義」是不相衝突的。愛欲與生殖無關，後者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的意外。從這個角度來說，胡適的思想是相當現代的。他在生了祖望後所寫的《我的兒子》，把這個「無後主義」並不需要摒除愛欲的思想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了：
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無後主義」的招牌，
於今掛不起來了！
譬如樹上開花，
花落偶然結果，
那果便是你，
那樹便是我。
樹本無心結子，
我也無恩於你。
但是你既來了，
我不能不養你教你，
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
並不是待你的恩誼，
將來你長大時，
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
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結婚生子以後的胡適有了家累。然而，就像杜威夫人所洞察的，胡適「是不會讓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務去妨礙他的事業的」。對胡適來說，事功誠然第一。但事功與愛欲並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事功與愛欲可以並行不悖，只是必須能拿捏其間的輕重緩急。就像他對陳衡哲所說的：「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許多活動之一而已。」1921年9月16日是中秋節。胡適在日記裡回想他幾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裡描寫的月亮：
多謝你殷勤好月，提起我過來哀愁，過來情思。
我就千思萬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願意。
怕明朝雲遮密天，風狂打屋，何處能尋你？
然而，好不煞風景的他，從中秋之月，急轉而下，硬是要插一句按語：「行樂尚需及時，何況事功！何況學問！」這就是胡適及時行樂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學的最佳寫照。
正由於胡適能及時行樂，又不忘事功，所以他才能在成功之餘，有他燦爛的一生。胡適從1917年回國以後，一躍而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在往後的十年裡，他如日中天。他在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就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裡所說的，「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能帶領一代風騷、叱吒風雲、臧否進黜人物者，除了胡適以外，沒有第二人。作為一代宗師，他訂定了當時中國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標準；作為白話文學的作者和評論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話文，還從根本上規範了新文學的技巧、形式、體例與品味；作為一個政論性雜誌的發行人、主編、撰稿者，他塑造了輿論；作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董事，他透過撥款資助，讓某些特定的學科、機構和研究人員得以出類拔萃，站在頂尖的地位。」
作為叱吒風雲的一代宗師，胡適又是一個處世圓通、人見人愛的社交明星。1934年的《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發表的一篇《胡適小傳》形容得很好。這篇小傳的作者說，胡適不是一個騎士，卻有騎士的風範。在施展那些無關痛癢但又絕對必要的「輕聲細語」（airy nothings）的藝術上——它討人喜歡，特別討女士的喜歡——胡博士是個大師。他就是有本領讓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在。他可以對高傲的人假以辭色，讓他們飄飄然，仿如身在雲端；他也可以平等地對待笨伯，讓他們覺得自己還頗偉大的。
這篇小傳的作者是溫源寧，他說：胡適是一個多方面的人物，說他是哲學家、時論家、社交明星都正確。然而，單獨使用，它們都只能說明胡適的一個面相，不足以彰顯出他的多面性。這篇小傳表示，要概括胡適，最貼切的字眼莫過於18世紀所特有的「哲人」。他說胡適就像伏爾泰、達蘭貝爾（D』Alembert，1717-1783，法國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霍爾巴赫（Barond』Holbach， 1723—1789，「百科全書派」成員之一）、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國哲學家）、狄德羅、邊沁那些「哲人」一樣：
他們都既有那麼一點兒入世者的氣味，也有那麼一點兒學者的氣息，還有那麼一點兒幹才的氣象，更有那麼一點兒哲學家的韻味。他們對宇宙的格局都有自己的定論；他們下筆都充滿著幹才所特有的樂觀與自信；他們分析天地間林林總總的題材，筆調既權威又條理分明。不論對錯，他們都有宣揚自己主張的勇氣。在這群「哲人」裡，胡博士絕對不是敬陪末座的一個。而在中國，我不相信他不會是獨一無二的當代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