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莫言攜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讀者視野，這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人物，12個故事，把自己寫入小說，莫言說：「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他並不能自己做出什麼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是中國籍作家首位獲此獎者。2020年，距莫言獲諾獎已經過去整整八年，距他出版上一部小說已過去整整十年。有人說莫言將陷入「諾獎魔咒」——得了諾獎就很難再進行持續創作，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卻說：「我相信莫言得獎後依然會寫出偉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種力量，沒有人會阻止他。」
十年蘊積，人事全新。《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鄉土，聆聽四面風雨，塑造典型，挪借八方音容，用十二個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誕有現實，從上個世紀到當下社會，從歷史深處步入現實百態，呈萬千氣象。這一次，莫言將筆觸延伸得很長、很遠，但距離讀者又是非常緊密、親近。
「說書人」回歸：聚焦小人物，展現時代「常」與「變」
莫言曾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像福克納書中的約克納帕塔法一樣已然成了文學地標的高密東北鄉，也不過是莫言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構築的文學幻境。在這本蘊積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改變了他一貫的講故事的方式，既延續了以往的創作風格，又明顯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靜直白，夢幻傳奇裡多了具象寫實。他的眼光轉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們過於真實，仿佛就是從我們身邊走出來的人物。正是這樣一群人，組成了時代演進中的「常」與「變」。莫言寫下他們的故事，好似不經意地在一張白紙上刻下一個又一個坐標。看完這12個故事，所有的坐標都被一條無形的線連繫起來，讀者才恍然大悟，莫言講述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故事，而是時代的潮起潮落。
莫言所寫的時代，其中就有我們所處的二十一世紀。不同於以往所有的作品，莫言第一次引入了當下社會的「新人」。在《紅唇綠嘴》中，莫言塑造了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陌生的人物——網絡「大咖」高參。高參深諳網際網路運作規律，最擅長胡編亂造、添油加醋，靠販賣謠言發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個鐵桿水軍，讓咬誰就咬誰，讓捧誰就捧誰，將網絡玩弄於股掌之中。高參有一句名言：「在生活中，一萬個人也成不了大氣候，但網絡上，一百個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這依舊是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的故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那個用童年經驗和想像力織造的高密東北鄉早已一去不復返。對於故鄉的變化，莫言很坦然：「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時代變了，故事照講，《晚熟的人》又帶回了我們熟悉的那個「說書人」莫言。
亦真亦假：把自己寫進了小說
莫言講故事向來愛用第一人稱「我」，《晚熟的人》延續了這一習慣。不同的是，這12個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當下的年齡和身份，莫言真正將自己寫進了故事裡，毫不避諱地向讀者敞開了獲得諾獎後的生活。讀者隨著小說裡的這位「莫言」，獲獎後回到高密東北鄉，發現家鄉一夕之間成了旅遊勝地，《紅高粱》影視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窩」和「縣衙門」突然湧現，「還有我家那五間搖搖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掛上了牌子，成了景點」。每天都有人來參觀，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客，甚至還有不遠萬裡前來的外國人。
莫言獲獎後的經歷真的像小說中寫的那樣，火了、忙了，不僅自己火、自己忙，還帶著老家高密東北鄉也跟著忙了起來。讀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書中的「我」就是莫言本人。於是莫言講的故事中的人和事，看上去也有點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現實與虛構的邊界，這正是莫言想要的藝術效果。對於這一別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釋說：「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他並不能自己做出什麼決定，我在觀察著、記錄著這個莫言與人物交往的過程。」小說中的「莫言」更像一個故事的尋訪者和記錄者，偶然路過人生百態，對爭執不予置喙，對善惡不妄定論，始終冷靜，始終淡然。作者的價值觀始終深藏在文字背後，這些故事也因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氣，更加精彩。
袒露心聲：「獲獎八年來，我一直在創作」
相較於過去的創作，《晚熟的人》少了很多血氣方剛劍拔弩張，更加沉靜平實，幽默鬆弛，這與莫言自身的寫作狀態不無關係。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莫言的寫作狀態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面對公眾的關切和質詢，莫言有自己慣常的表達，以「獲獎後陷入沉寂」開場，以「希望將來寫出好作品」結束。隨著《晚熟的人》問世，「閉關」了太久的莫言終於給出了實實在在的答案：「獲獎八年來我一直在創作，或者在為創作做準備。」作家蘇童說，諾獎之於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鎖」，伴隨獲獎而來的是無形的壓力和無盡的瑣事，一度使他無法持續創作。據統計，截至2016年，莫言獲獎後去了全世界至少34個不同的城市，參加過26次會議、18次講座，題了幾千次字，籤了幾萬個名。特別是在獲獎後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連一本書都沒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鎖」之中，莫言仍舊堅持了一個作家的使命。在這八年裡，他寫過戲曲、詩歌，也到過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舊時刻關注著家國的變遷，關注著周圍的人和事，並用精彩的文字講述著這些人這些事。「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或靈感的觸發點。」回頭再看，莫言還是那個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講中所說，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只能幹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晚熟的人》正是這樣一部脫去「桂冠」、回到寫作本身的作品。（郭影）
書摘
《左鐮》
村子裡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學之後，我也割草。我們割了草送到生產隊的飼養棚裡。十斤草換一個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時期社員勞動的計量單位，也是年終分配的重要依據。當時流行的話叫「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個割草的料兒。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掙十幾個工分，比男勞力掙得還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當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飼養棚時，在場的人大樂。飼養員趙大叔用食指挑著我那一斤草，說：「你真是個勞模兒！」——從此我有一個外號「勞模兒」。
晚飯時，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評「勞模兒」。
我爺爺說：「想不到我們家還能出『勞模兒』，你割的是靈芝草吧？」
我爹說：「你坐在地上，用腳丫子夾，一下午也不止夾一斤草吧？！」
我娘說：「你到底幹什麼去了？」
我姐姐說：「肯定是偷瓜摸棗去了。」
我哭著說：「我跑了一下午，到處找草，但是沒有草……」
我姐姐說：「明天你跟著我，不許亂跑。」
但我不願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願意去找田奎。
許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經常夢到在村頭的大柳樹下看打鐵的情景。那把已經初見模樣的左鐮在爐膛裡即將被燒白了。不，已經被燒白了。那塊即將加到鐮刃上的鋼也燒白了。老三奮力地拉著風箱，他的身體隨著風箱拉杆的出出進進而前仰後合。老韓用雙手攥著長鉗先把左鐮夾出來，放到鐵砧上。然後他又將那塊鋼加到鐮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揮棒一樣的錘子，對著流光溢彩的活兒打了第一下。小韓掄起十八磅的大錘，砸在老韓打過的地方，發出沉悶得有點發膩的聲響。鋼條和鐮已經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風箱，搶過二錘，挾帶著呼呼的風聲，沉重地砸在那柔軟的鋼鐵上。爐膛裡的黃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著他們的臉，像暗紅的鐵。三個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錘互相追逐著，中間似乎密不通風，有排山倒海之勢，有雷霆萬鈞之力，最柔軟的和最堅硬的，最冷的和最熱的，最殘酷的和最溫柔的，混合在一起，象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轉低徊的音樂。這就是勞動，這就是創造，這就是生活。少年就這樣成長，夢就這樣成為現實，愛恨情仇都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鍛打中得到了呈現與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