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長篇小說逐漸成為文壇熱點的時候，中篇小說不得不放棄急功近利的社會轟動效應。這對於中篇小說的藝術創作而言倒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從文壇的中心地位退居到邊緣地位，使得它開始有可能在一種比較純淨的氛圍中，進行比較冷靜的藝術探索和追求。1998年的中篇小說創作正因此具有了一種沉穩的品格，其中優秀的篇章不僅依然關注社會現實，而且能夠從社會現實問題入手，透過表面現象，深入追問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這樣的根本問題。
人生價值首先是一種社會判斷。人的一生都是作為社會性的人在社會化的環境中以社會為對象在進行能動性的活動。所以，人生價值與社會承認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時社會承認甚至成了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乃至取代了人生價值。然而實際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要複雜得多，社會承認與人生價值錯位的情況是經常存在的。解讀常弼宇的《搬家》（《青年文學》第2期），戲眼在於正義的「騙術」。葉黎新這個人物之所以有新意，就在於他並沒有在原則政策的束縛下一籌莫展，也沒有因行權宜之計而背棄正義與良心。行正義卻借騙術，他的成功是他人生價值的實現，也是對社會判斷標準的嘲弄。破解方方的《過程》（《天涯》第5期），樞機則在於機遇的錯愛。人把畢生精力和心血浸透在過程之中，最終目的不過是要得到一個他所想要的結果，得到了，就是人生價值的實現；得不到呢？李亦東不幸就遇到了後一種情況。他作為一個優秀警察的貢獻和素質難道會因此有所改變嗎？按說應該不能。然而社會卻做出了相反的判斷，李亦東的命運也因此發生了逆轉，他作為一個人民警察的前程就此終結。在這裡，草包與英雄的倒置則是社會判斷對人生價值的嘲弄。
人的社會性不僅使人生價值的判斷變得撲朔迷離，也常常使得對人生價值的追求產生變奏。在祁智的《變奏》（《鐘山》第4期）中，彭遠樹與李京京之間的愛情遭遇之所以會南轅北轍，原因就在於兩人對人生價值的理解存在差異。李京京追求的是浪漫的愛情，彭遠樹追求的是功名地位，在與李京京的關係中，他只想得到一次現實的外遇。在一場精神心理的交鋒中，現實的物慾與浪漫的想像擦肩而過。社會現實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它不僅驅使著男人，也改造著女人。因此，簡單地譴責《城市生活》（李肇正，《人民文學》第6期）中的宋玉蘭物慾迷狂未免有失公允。她對杜立誠的反詰（「我為什麼不能想要汽車洋房」？）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人的物質欲望是在現實條件的培養和外界環境的刺激下，一步步生長起來的。物質欲望的合理與否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界限。宋玉蘭的迷誤僅僅在於把物質生活水平當做了人生價值的唯一表現，在追逐物質的過程中捨棄了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生價值，泯滅了親情，喪失了自我。
人生價值還是一種文化判斷。人對人生價值的認定從來都是以他自己的文化為基準的，而人又常常不能終生固守在自己單一的文化環境之中。這樣，人就不得不經常面對兩種乃至多種文化的差異與衝突。而文化的差異與衝突則常常會給人生價值的認定帶來混亂與困惑，嚴重時還會釀成人生悲劇。宋元的《殺入重圍》（《鐘山》第5期）講述的就是一個這樣的悲劇故事。走進城市的農村孩子劉連生面對的就是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的差異與衝突。城市文化的優勢地位壓抑著他刺激著他，也誘惑著他。他在出生和求學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屈辱，既是他殺入城市的動力，也是他報復城市的根源。小說分別通過敘述人「我」和劉連生展開敘述，使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都通過適當的視角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並因其彼此的差異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內在的張力。劉醒龍的《大樹還小》（《上海文學》第1期）選擇一個九十年代的農村孩子的眼睛為視角，來處理知青題材，本身就標誌著一種文化的反叛。對當年知青在農村生活的價值判斷，無論是青春無悔，還是不堪回首，都是城市文化的判斷。而在農村孩子大樹的眼裡，一切就都有了不同的意味：知青視為苦累不堪的生活，是農村人祖祖輩輩過著的；農村姑娘給知青以愛情撫慰，卻給她們自己留下了終身的痛苦。不同的文化視角提供了不同的價值判斷。如果說當初知青文學對農村生活的反映是城市文化以批判的眼光對農村文化的發現的話，那麼，這篇小說就是對前一發現的批判，它的出現給知青文學提供了新的文化視角。
人生價值的判斷歸根結底還離不開人是一種自然生成物這一基本事實。關仁山的《天壤》（《人民文學》第10期）在探尋人與土地的關係時觸及到了這一主題。土地作為一種自然生成物與人有著最為密切和久遠的關係，土地生長萬物，供給著人的各種需求。人把土地比喻成母親，表明了人對土地的供給的依賴與感激。然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對土地的感情也越來越淡漠。農村婦女陳金月對痴迷於種地的丈夫韓成貴的輕視，實際上就是對土地的輕視。而盲目開發，荒毀良田，也不僅僅是錢迷心竅、目光短淺的問題，而是淡忘了人與土地都是自然生成物的基本事實，從而導致了價值判斷的失誤。
生命之所以有意義首先是因為人性的美好。東西的《目光越拉越長》（《人民文學》第1期）以一個虛虛實實的故事為框架講述了母愛的偉大。丈夫的懶惰和毫無責任心使可憐的女人劉井生活在絕望之中，支撐著她沒有倒下的力量是對兒子的愛。在疲累時對兒子的愛是撫慰，在病痛中對兒子的愛是溫馨，然而為了兒子的發展，這一切都能夠割捨，母愛的堅強與忘我由此可見一斑。東西在敘述一個殘酷的鬧劇的過程中完成了對母愛主題的闡發。何立偉的《龍巖坡》（《收穫》第1期）也表現了美好人性超越環境壓抑的巨大力量。小說在一個貌似真實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抽象出了人性與權力的對立，充分表現了自然欲望的健康美麗，並將其視為生命意義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真實的生命體驗使李光輝認識到，憑藉權力雖然能獲取屈從，卻不能帶來生命的快活。天性快活的龍巖坡女人所代表的自然活力，才能使青春得以燃燒，迸發出燦爛奪目的生命異彩。
生命之所以有意義還因為理想之光的照耀。陳世旭的《青藏手記》（《人民文學》第1期）無疑是一首理想主義的讚歌。小說在非常現實的當下社會環境中，以「我」這樣一個對個人幸福有著清醒認識和安排的當代青年人生歷程的變化，令人信服地表現出在理想主義精神的感召下，經過一次次靈魂洗禮和精神提升，個人慾望與奉獻精神從互相牴觸到彼此融合的真實過程。小說沒有讓自己的人物超凡脫俗，兩位主人公老那和「我」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從事著平凡的職業；它也不迴避實踐理想的沉重與痛苦，兩位主人公付出的是身體健康、子女前途乃至個人生命的代價。小說中的兩代人正是在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以堅韌的生命意志戰勝了嚴酷的生存環境的種種考驗，證明了理想主義作為人的一種強烈的內心需求的現實存在及其巨大的力量。衣向東的《老營盤》（《解放軍文藝》第9期）也是一篇於平凡中見崇高的力作。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鐵打的營盤裡凝聚著不變的兵魂，這不變的兵魂又隨著流動的兵走向社會。而兵魂實際上就是軍人的奉獻精神。在和平時期講奉獻，沒有一點理想主義精神是做不到的。樹五斤很平常，一個普通的新聞幹事，有時還顯得很窩囊。面臨轉業、住房、求職以及夫妻感情、兒子求學等一系列繁瑣俗事，更常常使他陷入尷尬之中。然而正是他身上那不變的兵魂，使得他在處理這些繁瑣俗事時，會有出人意料的舉動，一掃他的窩囊和尷尬，閃現出崇高而純淨的光彩。他實踐著兵魂，並在自己的寫作中表現著兵魂，感動著那些曾經被兵魂薰陶過的新兵和老兵們。
生命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平面與表面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不採取的精神方式。而在殷慧芬的《吉慶裡》（《上海文學》第1期）中，搬進吉慶裡的小雨顯然在進行著反方向的追求。在吉慶裡的經歷，使小雨完成了從不像上海姑娘到像上海姑娘的過渡。小雨對上海裡弄市民生活的興趣無疑是一種文化的興趣，也是對一種細膩深入的生命體驗的追求。生命的意義正因為有了許許多多這類的追求而豐富多彩。小說在看似不經意間勾畫出的德國人萊尼和小猴引出的那個怪異世界，小雨在網上結識的美國人HART，都在暗示著生命意義無限延展的可能。林希的《五先生》（《大家》第3期）與他過去的作品一樣，有一個熱鬧有趣的故事。不過在故事的背後，他還隱藏著一個很有意味的思想。五先生不過是一個幫閒的寄生蟲，其生命意義可謂渺小卑微。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渺小卑微的生命，也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給梅花大鼓藝人寫鼓詞，就是一種超功利的藝術追求和享受。然而在一個金錢和權力主宰一切的社會裡，所有聖潔的東西都無法不被玷汙。《黛玉葬花》唱紅了楊彩月，《寶玉探晴雯》唱紅了萬芸兒。為了不再遭受精神打擊，保留住心靈中一方聖土，五先生侯天成隱居了。王芫的《欺騙》（《小說家》第1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生命意義的戒律。一次考試作弊事件成了女大學生林多多無法卸掉的心靈負擔，在周圍同學紛紛製作假成績單的氛圍中，代替別人考試的經歷使得林多多仿佛丟失了自己。生命意義對真實的要求阻止了精神無限度的墮落。當然，生命意義的實現可以有多種形式。孫志保的《溫柔一刀》（《清明》第6期）就表現了這多種的可能。小說寫了兩個業餘圍棋棋手小五和林子，兩人雖為師徒，而且林子完全是在小五的指引下，才走上下棋的道路的。然而這也沒能保證林子完全繼承師傅為人和下棋的風範。圍棋是一種文化，它常常演示著人生。隨著林子棋力的成長，我們看到了各種社會因素對一個少年的共同作用。
生命從來都不是無足輕重的，所以對生命意義的忽視不可饒恕。萬方的《沒有子彈》（《收穫》第3期）中就表達了對忽視生命意義的憤怒。身為知青的父母在生活與青春雙重苦悶擠壓下孕育了「我」的生命，他們因自身經歷的坎坷有太多的理由和藉口可以不對這個生命的孕育、產生和成長承擔責任。繼父只是因為自己沒有生育能力，才想通過和「我」媽媽的婚姻，借用「我」來延續後代，他更無需對「我」加以關愛。生命需要親情撫慰，成長需要經驗扶持。然而這一切「我」都無從尋覓。小說以「我」對生命意義的渾然無知展示生命意義的被忽視，以「我」的易於滿足揭示著得不到滿足的渴求。這種敘述方式壓抑著同時也聚積著憤怒，從而使小說具有一種內在的張力。莫言在《牛》（《東海》第6期）裡講述了一個初看很有幾分瑣碎的故事，一個頑皮的男孩，幾個貧窮飢餓的農民，圍繞著三頭牛被閹割所發生的一切。然而，透過政治的高壓和生活的艱辛，掙扎著、跳躍著的始終是生命對幸福和美好的渴望。與《沒有子彈》的那種內在的緊張不同，《牛》採用了非常鬆弛的敘述語調，這就更加強調了生命要求的自然合理，並使作品具有了一種哀而不怨、沉實圓潤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