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秋銘
編輯｜金石
攝影｜吳明
造型｜THEXIStudio
髮型｜劉靜 （YIN studio）
化妝｜小園（YIN studio）
獨家線下戰略合作｜紅磚美術館
「翻紅」
最初接到《乘風破浪的姐姐》的邀約時，阿朵是拒絕的。一來，她懷疑如今40歲的自己是否還能像20多歲時那樣唱跳，二來，她也早已不再是那個靠唱跳名揚天下的阿朵。
40歲的阿朵還在做音樂，但做的是新民族音樂——在「逃離」娛樂圈5年後的2017年，她創立了一個音樂文化公司，取名「生養之地」，志在推廣在湘西、雲貴少數民族音樂基礎上創作的新民族音樂。一年後，「生養之地」旗下的首個音樂廠牌「未來民族」創立，在這個團隊中，阿朵不僅是創始人，還是最醒目的那個人。
廠牌成立的那一年，阿朵帶著一批民族音樂人出了一張專輯，取名《死裡復活》，還做了同名音樂秀。無論是專輯還是音樂秀，口碑都很不錯，尤其是專輯，豆瓣評分8.9，還入圍了第61屆格萊美「最佳世界音樂專輯獎」的提名競選資格，只是，在市場上並沒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音樂秀結束以後，《死裡復活》的製作人陳偉倫和阿朵有過一次單獨交流，他們對坐在餐廳，阿朵說，自己壓力很大，「我做了那麼多東西，哪裡是出口呢？」秀已經做完了，專輯還是沒有水花，接下來該怎麼辦？
收到《乘風破浪的姐姐》的邀約後，阿朵在公司樓下遇見了音樂製作人馬RS，阿朵問他，「馬RS，我能不能不去？」馬RS回答她，「你一定要去，為什麼不去？我們能夠想像這很辛苦，但它能更快地幫助我們推廣音樂，推廣你想做的東西。」
馬RS向《人物》提起了公司初建時的窘境，為了公司的運轉，阿朵曾賣過一套房子，當時，他們做的音樂市場反饋並不好，公司甚至一度發不出員工們下個月的工資——這也是馬RS鼓勵阿朵去參加綜藝的原因，他向《人物》解釋，對於「未來民族」這個廠牌來說，阿朵必須要往前走一段，才能將身上的流量慢慢轉化到其他音樂人身上。「說白了，沒有阿朵，就沒有這個公司和這個廠牌嘛，所以她永遠是牽頭的人。她像燈塔一樣，她在哪兒，我們才知道怎麼樣去發展這些東西。」
好友們也接到了阿朵的詢問。曹方反問她，「你不開心不想去，為什麼要答應呢？」阿朵告訴她，「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讓公司活下去了。」
最終，阿朵接受了邀約，成了「乘風破浪的姐姐」。初舞臺時，一身少數民族服飾打扮的阿朵唱了一首自己作詞作曲的《扯謊哥》，現場得分並不高，只有79分，但樂評人耳帝卻發微博稱，這首歌是他在整個初舞臺中最喜歡的表演，「高級又天然，先鋒又民族……單是音樂本身，她的前衛度就絲毫不輸給年輕人……」
從結果來看，《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確帶給了阿朵很多收穫，儘管第二次公演後便離開了舞臺，但被淘汰的那天，阿朵先後收穫了5個熱搜。
有觀眾將阿朵的這段經歷形容為「翻紅」，阿朵並不介意這種說法，對她來說，更重要的是——不久後，《死裡復活》、《未來民族》兩張新民族音樂專輯及預售的黑膠全網售磬。
「搖錢樹」
在對阿朵的初舞臺進行點評時，耳帝還提及了阿朵的那段逃離，「她曾經體驗過現代聲名的喧囂與浮華，這是通過一種女性被物化的審美形態所帶來的，然而又在某一個階段重回生活與自然，尋找返璞歸真的力量，這是一個人自我審視與內心淨化的過程。」
這似乎也是一個「死裡復活」的故事。
阿朵來自湘西，7歲學舞，13歲進入部隊做文藝兵，1998年，18歲的阿朵獲得了第八屆CCTV全國青歌賽專業組優秀獎，兩年後，她離開文工團，籤約日本製作人小室哲哉的香港唱片公司，成了一名歌手。
剛出道不久，阿朵給好友兼化妝師秋蘋打電話，「秋蘋，我想在下巴上打個釘，你覺得怎麼樣？」秋蘋贊同了她的想法，「非常好啊，這樣子你就能和別人區別開了，有一個標誌能讓人記住。」
阿朵去打了那個釘，但最終讓觀眾記住她的那個標誌，並不是那個釘。
她被印上的第一個標誌，是唱跳。2005年春晚，阿朵因為一首唱跳的《再見，卡門》爆紅。當時的唱片公司太合麥田為阿朵做出的定位是「東方麥當娜」。21世紀的前10年，是唱跳歌手極其吃香的年代，「那時提起唱跳歌手，基本上就是要邀請阿朵。她是TOP級的。」前經紀人趙雁告訴《人物》。
2007年，穿著白色比基尼、舉著攝影機的阿朵登上了《男人裝》雜誌的封面，那期雜誌在3天內賣出了50萬冊——這不僅創造了一本期刊銷售的奇蹟，還將第二個標誌牢牢地貼在了阿朵的身上——性感。
在曾經的文工團歲月中，這曾是阿朵最想掩蓋的特質。
17歲那年，阿朵進入北京二炮文工團做舞蹈演員。豐腴的身材導致她在文工團裡遭到排擠。自傳《煙雨鳳凰》記錄了她在舞臺側幕條邊和更衣間裡，聽到其他舞蹈演員對她的評價，「她過於豐滿的身體對於舞蹈演員來講是種恥辱」、「她對男人的笑很風騷」……這對少女阿朵的傷害很大，她開始節食減肥，用裹布把胸部勒纏起來，希望它們平坦一些。文工團裡只允許存在整齊劃一的群舞，因為胸部豐滿，表演時，阿朵始終沒有站在舞臺中心位的機會。有時，某個陣型缺一個人，由阿朵補上，換陣型了，就讓她下場。
但10年後，曾經令阿朵深陷自卑的那個標誌，卻變成了她在另一個系統中最耀眼的標籤。
前經紀人趙雁向《人物》解釋早期唱片市場的運行機制，「早期的歌手打歌，一套衣服都要一直穿在身上，不能換，要強化大家對你的這個印象。三個月的唱片宣傳期，你要不停地跑電臺，跑電視臺，然後再是各種商業性的演出，小型的歌迷見面會，不停不停地唱同一首歌，這種行程是非常恐怖的。」
那時的阿朵，常常一天飛3個城市，持續工作時間長達15個小時。經歷過舊太合麥田時期的工作人員回憶，「公司揭不開鍋了，就讓阿朵去接商演，賺錢來養公司。」
公司還希望將阿朵的價值放得更大，例如，在性感的尺度上，「再過一些」。阿朵覺得「這不太對，好像不是作品」，但也同意了，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有關注度」。後來，《千面》的MV因大尺度遭到禁播，原因是：該歌曲歌詞中有著強烈的「性暗示」嫌疑，阿朵的服裝與舞蹈表演的尺度過於大膽。
阿朵因性感獲益，但也被反噬。她為美食雜誌拍拉麵的廣告，穿的是半裙和裹胸，但雜誌社後期將裙子修改成了三點式的比基尼。出版商找到阿朵，希望出一本寫真集。所有的拍攝要求都圍繞著性感。寫真集印出來，阿朵發現，整本書的設計、選圖、包裝，很像書攤上售賣的情色雜誌，她連夜包下了首印的5000本寫真集，中斷了銷售。
儘管已經感覺到自己正在被一點點榨乾，但阿朵依舊做著那棵「搖錢樹」。若干年後，她向《人物》回憶，「公司沒有明文說，阿朵你必須要去賺錢，是我自己的問題。我覺得只有努力掙錢公司才能對我好，才能幫我實現我的夢想。」 她苦笑起來，「那時候形容自己很像嶽飛，『忠孝兩全』，活活把自己累死。」
提起阿朵，同為歌手的好友王箏對一個場景記憶猶新。她們結識在北京二炮文工團，沒有表演的時候，她們會相約去吃小龍蝦，有一次，吃著吃著，一隻小龍蝦從後廚爬到了阿朵的腳上。王箏以為阿朵會尖叫或者跑走，沒想到她指著龍蝦興奮地大喊，「老闆！龍蝦！活的！」
「如果你在那個時候認識她，你也會喜歡她。她那個時候的笑容和樣子，真的是會發光的。」王箏說。
但從2008年開始，王箏發現，那個發光的、向日葵一樣的阿朵不見了。她那時常常接到阿朵的電話，在電話裡，阿朵哭著說想要休息，「說自己被抽乾了，需要往蓄水池裡蓄水。」
2008年6月，在和公司發生一些分歧後，阿朵第一次決定逃離。她在博客上寫道：「原本在今天，將是我醞釀了兩年多的新唱片發片日，但在這我想對所有期待這張唱片的朋友說：很抱歉，我又食言了……因為那時我所寫所唱的這些歌，對於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來講都是靡靡之音，無痛呻吟，我找不到一個好的狀態去面對！我決定告別舞臺一段時間，我想至少3個月吧。離開北京，離開浮躁，去尋找一個新的狀態，過一段自己想過的生活。」
隨後，她去了英國遊學。但3個月後又回來繼續做歌星，「因為當時的唱片公司還有一年的籤約，我想我要履行完我的責任，要繼續工作，再做一年搖錢樹。」
裂痕
在第一次為《男人裝》拍攝封面的4年後，2011年，阿朵又為這本雜誌拍攝了一組封面。第二次的封面，呈現了一位女性，被包裝、被追捧成巨星，而又受傷、碎裂的故事。在《男人裝》的採訪中，阿朵講述了一個未盡的拍攝想法：她穿著晚禮服，面帶笑容地走在紅毯上。禮服是透明的，人們能夠透過衣服，清晰看見她完美軀體上的傷和紗布。秋蘋知道，那是阿朵的一種自我表達，「從裡到外，她都已經有裂痕了，但是外殼看著還沒有變化，覺得是完好的。」
前經紀人趙雁記得，她和阿朵的初次見面在一家餐廳。那是2010年春天，當時，阿朵已經離開了太合麥田，籤約了光線，正在建立自己新的團隊。那天，屋子裡很熱，在場的人都穿得輕薄，只有阿朵還穿著秋褲和一件厚重的外套，她說自己好幾天沒有出門，已經感知不到外面的氣溫和季節的變化。
儘管離開了曾經的公司，但此前的瘋狂運轉已經令阿朵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她把積蓄悉數交給妹妹打理，不記得任何一張銀行卡的密碼。所有的充電器都貼好了貼紙，助理一一叮囑她，「這個是iPad充電器，手機充電器，電腦充電器。」王箏到她家裡，發現洗碗機和燉鍋都是新的，從來沒有被使用過。家裡的衣服四散，王箏需要刨開成堆的衣服，才能找個空地坐下。
混亂的生活中，人的情緒也變得極不穩定。那幾年，阿朵的團隊稱她為「老佛爺」——飯不合胃口，阿朵都會大發脾氣。
但籤約新公司也沒能讓一切變好。
據趙雁回憶，2011年開始，阿朵就有了做全國巡迴歌舞秀的想法，「她當時的音樂方向還沒有轉，但其實已經在做準備了。」她找國內的歌舞秀從業者聊天，去日本看椎名林檎的演出，去美國的百老匯。每看完一場演出，阿朵都要做筆記，「某一場演出的某一個小點，只要她覺得好，都想融合進來。」
阿朵想完成的歌舞秀，在當時來說是相當超前的嘗試，她甚至在舞臺上實現全息投影。但結果並不盡人意。「她想要做的那個事情，當時夠不到吧。從她的能力和精力考慮，這個工作難度太大了。」趙雁說，「做歌舞秀是挺龐大的一個項目，光靠我們一個小團隊其實是不足以支撐的，這個投資下來如果按照她的那個想像，可能大幾千萬，甚至上億都是有可能的。那時公眾對這種少數民族的東西，你個人的一些表達啊，不太關心的，她後來發布的一些歌，整體關注度和傳唱度都達不到預期。」
那時，阿朵出去演出，導演組問的還是，「能不能跳《Mr.Honey》，能不能跳《千面》？」
當時，正是影視行業快速發展的階段，新公司希望阿朵去拍戲，把她安插在劇組裡，去做女一號，阿朵不願意，一年後，她和新公司解約。
她像是一隻被困在倒扣杯子裡的飛蟲，醒來了，卻來回撞擊玻璃的杯壁。阿朵後來和曹方提起，「以前我總覺得自己是在表演，扮演一個叫做『阿朵』的角色。」
苗族情歌傳承人蝶長和阿朵的結識是在選秀節目《激情唱響》中。當時，阿朵是評委，蝶長是晉級到決賽的選手。在決賽現場，蝶長唱了一首苗語歌，他注意到，聽完歌的阿朵眼睛亮了起來。在後臺，阿朵邀請蝶長錄製自己新歌的和聲，還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能到他的老家苗寨過春節。對於這個請求，蝶長很意外，在他的印象裡，阿朵是雜誌封面的流行歌手，是很遙遠的存在。
那年春節，阿朵真的去了蝶長的老家，寨子中，蝶長的族人們圍著阿朵，跳蘆笙舞和銅鼓舞，阿朵和蝶長的父親一起喝酒，笑得很大聲，說她以後還會來。
春節過後，蝶長發現回到北京的阿朵消失了。簡訊沒回復，電話也無法接通。而那時，出現在公眾視野裡的阿朵已經瀕臨崩潰——《激情唱響》第二季的發布會上，阿朵作為評委出席。輪到阿朵講話時，她需要把一隻胳膊搭在主持人大左的肩膀上，讓他撐著自己。不久後的某個晚上，趙雁接到阿朵的電話，她想要取消第二天央視晚會的錄製。那天夜裡，阿朵的心臟突發劇痛，她覺得自己不能再繼續工作了。
後來在《星月對話》的採訪中，阿朵提到了當時自己的遭遇，除了工作的透支，戀情也遭到了背叛，對於那個階段，阿朵向《人物》回憶，「不管對愛情，還是對事業都很失望。問自己，怎麼人是這樣的呢？奉獻了所有的熱情、時間、精力、健康，甚至是自己的金錢，所有東西都給出去了，怎麼還是得不到你認為的一些支持、愛和信任呢？」說這番話時，如今以淡然示人的阿朵少見地出現了情緒激動，她將身子前傾，不停地用雙手比劃著。
那段時間，秋蘋也暫停了手裡的工作，在家裡陪著阿朵。每天，阿朵都和秋蘋重複念叨相同的話，說她在情感上遭受的打擊和事業碰壁的痛苦，秋蘋這樣形容當時的阿朵，「就是股票跌到谷底了，一毛錢，馬上清倉割肉，沒有比那更差的了。」為了避免兩人都陷入情緒的黑洞，秋蘋提議一同出門旅行。
她們先去了韓國，後來又去了西雙版納。當時，王箏的另一位好朋友曹方已經定居在那裡，那次離開西雙版納之前，阿朵突然拉著曹方的手說，「我一定還要來找你。」
復活
一個月後，在西雙版納的機場，阿朵又出現了。曹方遠遠看見她孤零零地挎著行李，身邊罕見地沒有一個人。
那時，曹方和阿朵並不熟，她只是應王箏的囑託幫忙照看對方。在酒店住了兩天後，阿朵給曹方打電話，「我能不能住到你家去？」曹方嚇了一跳，曹方是一個看重私人空間的人，不願意別人侵入自己的生活，但阿朵給了曹方無法拒絕的理由，「我晚上睡眠不好，心臟會忽然跳得快，有時候又不跳了。我怕住在酒店，要是心臟驟停，沒有人會發現我死掉了。」
曹方只好把她安排在媽媽家裡，和她住在一個小區。在曹方媽媽的印象裡，阿朵是電視上那個打扮火辣的性感女郎，她滿臉擔憂地問曹方，「哎呀，這個，會不會相處不了啊？」住了一段時間後，曹方的媽媽會把曹方拉到一邊說，「這個孩子不知道是受了什麼苦，半夜經常聽到她在房間裡偷偷地哭。」
那時的阿朵，常常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她們去山裡過夜，那天的月亮又大又明，黃澄澄的。阿朵迷迷糊糊地指著月亮問曹方，「曹方，那個是燈嗎？是路燈嗎？」在去往景洪市的高速公路上，阿朵倚靠在後座，曹方以為她又昏睡過去，就把音樂關了，才聽到阿朵輕輕地說，「曹方，好美的夕陽啊。」
每天清醒的時候，阿朵的耳朵裡總是有「嗡嗡」的轟鳴聲，這是長期失眠造成的耳鳴。失眠的她，只有在曹方家客廳的沙發上才能睡著。曹方的小狗「鐵鍋」陪著她，一人一狗蜷縮在1米2的沙發裡。阿朵告訴曹方，「曹方，這個地方給了我一種安全感。」
作為歌手，曹方的故事也有著和阿朵相似的開頭，在2000年前後，她們先後踏入娛樂行業。與阿朵不同的是，曹方始終在系統邊緣遊走。「其實一開始出道的時候，我們都很懵懂的，會被公司安排去上這樣的節目，去路演，去電視臺的晚會。但在入行之前，我是很明確的，要保有我自己的空間，按我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我從一開始，就拒絕掉那些了。」
只是，生活的奇妙就在於——最終，兩個做出了不同選擇的人在西雙版納相遇了。
在西雙版納，曹方是阿朵的唯一一根稻草。全天24小時，曹方都有可能接到阿朵求助的電話——她在超市購物不會刷條形碼，不知道夏天要蓋多厚的被子，學不會怎麼用淘寶網購。阿朵頻繁的請求讓曹方喘不過氣，「看到她的電話號碼，腦袋就會『嗡』地一下響起來。」
好在還有音樂，兩個同樣愛唱歌的人還是成了朋友。
曹方記得，阿朵當時背著一把吉他，去哪兒都帶著。磨了大概一個星期，她終於寫成了一首歌，拉來曹方彈給她聽。彈完半首，阿朵激動得在沙發上蹦，「我居然也會這樣寫歌了！」 那首歌叫《葉子花》，葉子花是西雙版納常見的一種花，也叫三角梅，一年四季都會盛開，她們去郊外的村寨裡散步經常會看到它。
曹方記得那天阿朵好開心，「她說，她從小看著別人彈琴寫出自己的歌都好羨慕，現在她才體會到那個狀態，她太幸福了。聽完覺得很可愛，又很心疼。」
後來阿朵住進了西雙版納的山裡，每周，曹方都會上山找阿朵。她們去森林裡找種子，挖腐質土，買來堆肥的桶，整理廚餘垃圾。聽見動物的叫聲，她們就循著聲音找它們的行動蹤跡。在曹方看來，過去的30年，阿朵是丟失了生活，最後又不得不走回到生活裡。
阿朵剛離開北京時，工作室以為她還會回來，一直沒散。趙雁為她處理離開後的各種事宜，向活動方致歉，婉拒了所有演出。漸漸地，來找阿朵的人越來越少。趙雁和同事們也意識到，阿朵不會回來了。工作室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後來，趙雁得到了一個機會，也離開了，阿朵安慰她，「多好的機會，你別在我這裡耗著了，去吧。」
在西雙版納待了大半年後，阿朵又去了美國，學習心理輔導。
在美國，她每天6點起床上課，下午5點鐘放學。偶爾在學校裡被人認出，她搶先一步和對方交代，「噓，不能說，不能叫阿朵。」老師分配值日，她選了最難清潔的廁所，每天放學後，從擦拭洗手臺到衝洗馬桶，她需要清掃一個小時。她掃廁所，認出她的人就圍在廁所門口看，她不管，清掃完就回家做飯，日子過得踏踏實實。
2013年，阿朵的侄子周科羽從家裡人口中聽說，姑姑回來了。那時他正在老家湘西過大二的暑假，聽到他的專業是音樂製作，阿朵突然向他發出邀請，願不願意一起去其他地方採風？周科羽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第二天，他們就開著一輛越野車，帶上睡袋、音箱和收音裝備，從湘西出發，到雲南、貴州這些少數民族聚居地採風。
對阿朵來說，這某種程度上是一次「回到來處」的旅程。她記得小時候，家裡攢了一筆錢，一家人在猶豫，到底是買電視機還是腳踏風琴，後來選擇了電視機。打開電視機，外面的那個世界真好啊，阿朵覺得。於是，那時的她就是想走出去，去外面看看。
在外面漂了許久，經歷了真正的起落，再回來，阿朵發現，這個世界居然這麼美。尤其是音樂。湘西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的生活幾乎是和音樂融為一體的，紡線的聲音、篩米的聲音、打餈粑的聲音……「現在住的房子的門，它不可能再有木門一打開『嘎——』的聲音。但是我爺爺奶奶他們住的房子就是這樣的，他早早地，『嘎——』就出門了，接著他又回來『嘎——』做好早餐了。那扇門就像一個鐘錶，『嘎——』就是一個指針。」阿朵就是在這些音符中長大的，「那個聲音裡面是有情感和回憶的。我想把它們留在音樂裡。」
這樣的採風持續了三年，他們保存了幾百上千張音樂小樣，在此基礎上創作了新專輯，阿朵為新專輯取名——《死裡復活》。
帶著《死裡復活》的小樣回到北京時，朋友們感受到了阿朵的變化。專輯製作人陳偉倫記得，在「死裡復活」的音樂秀裡，阿朵做了一個出奇的嘗試：演繹《阿爸說》那首歌時，她在舞臺上搭灶生火，還煮起了飯，現場瀰漫起了一片飯香。「她想通過飯香打動觀眾，去描述家庭和對家庭的期盼。這是個很厲害的創意，她開始懂生活了。」
「宿命」
2017年再次回到北京後，阿朵成立了文化公司、創立了音樂廠牌，相繼籤下了蝶長、央格裡、龍仙娥等非遺傳承人，她也再一次成了那個需要對很多人負責、同時也被很多人需要的那個人。
作為公司的合伙人和廠牌的管理者，阿朵要創作、要演出、要學習管理，像家長一樣地督促大家學習，「要懂得進取」，「要勤做筆記」。說到這裡，馬RS問另一位工作人員，「你還記不記得朵姐經常和我們說的那句話？」隨後，兩人異口同聲地說道，「好記性不如爛筆頭。」
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廠牌和新民族音樂，她上節目，接受採訪，直播帶貨，最忙的時候，工作量與十年前幾乎相當。她還報名參加了企業管理和理財的課程。給朋友傳送的照片裡，阿朵和一群中年男性站在一起，打扮得像是一個女企業家。「簡直不可想像她怎麼會做那樣的事情。」曹方說。
2020年11月底，與《人物》見面的當天，阿朵扎著鬆散的丸子頭，戴一副大框架眼鏡，踩著運動鞋，看似輕鬆隨意，但一落座，助理便在她面前一一擺上了保溫杯、衝劑，還有一板胃藥——一個月前，她因為胃病復發，住了一個星期的院。
高強度的工作又開始透支阿朵的身體，在那段長久的逃離之後找回的生活，似乎又在逐漸失去。
阿朵對此的解釋是「責任」，「如果是我自己個人發展，我會過得比現在更好。我很輕鬆。我不用養公司，不用那麼多的責任。但是我真的想要看到一群人的成功，這對我來講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習慣於在一個群體中成為那個主導者，朋友們學英語，她會組建一個英語學習群，曹方和王箏也在群裡。她規定，在群裡發言必須用英文，每周舉辦一次聚會，全程使用英語談論某一話題。
每每在接受採訪時提到15歲那年在部隊做排長的經歷，阿朵的神情總是得意的。那時，她手下有20個兵，除了跳舞和編舞，她還要帶領大家軍訓和餵豬。餵豬時，她很怕豬咬人，但是為了有威信，只能硬著頭皮喂。為了管住人，她還把自己的年齡說大了兩歲——她喜歡張羅、喜歡攬事兒，喜歡被他人需要，喜歡他人都在自己的保護之下，喜歡被人視作強者。
這一切都有源可溯。
在阿朵的家族中，男孩是非常稀缺的——而在湘西，男孩寓意家族興旺。阿朵至今記得，小時候親戚上門聊天，忍不住對著她和妹妹嘆氣，「要是有個男孩就好了。」父母疼愛兩姐妹，不透露這些，但親戚們的閒聊還是會被年幼的阿朵聽到，「這些話流露出來的都是遺憾。你感覺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最受期待的，是沒有選擇才有的。」
於是，阿朵會暗示自己，要像男孩一樣，甚至比男孩還要強。「當我和妹妹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我能感覺到，爸媽是希望有一個男孩的。我沒有達到他們的期望，所以要從其他地方去彌補父母所希望的東西。」
六七歲時，有一次，看見妹妹被鄰居的三姐妹欺負哭了，她一猛子跑出去和三個女孩扭打在一起。鄰居把這件事告訴阿朵的爸媽，爸爸聽說是阿朵保護了妹妹，把她拉到一邊，誇獎她。「我記得那天爸爸給我豎了一個大拇指，我就記住了，要保護妹妹。只要誰在我身邊，我都要保護好他們。」
後來，作為家族的長姐，她出去玩總是帶著表親家的一群弟弟妹妹。現在，她變成家族裡張羅事務的大家長，「整個家族誰有難，誰需要幫助，那我肯定會站出來。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包括我的朋友，都覺得沒有我搞不定的事。阿朵很堅強，什麼都能搞定。」
在漫長的個人成長中，父親當年豎起的那根大拇指已經被阿朵內化成了一種持續的對「強」的追求，她需要搞定所有事，她需要保護所有人，只有這樣，她似乎才能被認可。她似乎永遠做不到輕盈，這一段她放下了這些，下一段她又會背起那些，就像一隻始終在前行的駱駝。
與《人物》的交談進行到下午5點時，阿朵被一些事務打斷，她打了通電話，給朋友的演出訂了花籃，助理也提醒我們，她晚上還有一場拍攝、一場演出和一通線上會議。
談起10年前的生活，阿朵將自己形容成一隻不停旋轉的陀螺，現在，她有時也跟朋友開玩笑說，自己怎麼又快要變成陀螺了——但某種程度上，那根抽打陀螺不停旋轉的鞭子，似乎也正是阿朵自己，無論10年前，還是現在。
好友王箏說，「這就是她的宿命。」
「強」的另一面
2021年一開年，阿朵終於決定給自己放個假。她去了一趟海南。在海邊，她看到一群漁民在附近撒網、捕魚。一條魚從漁網裡掙脫了出來，她捧起它，魚從手心滑過的那一刻，冰涼溼潤的觸感讓她感覺愉悅——她數了數，從去年參加《乘風破浪的姐姐》後，自己已經有8個月沒有停下。
很多關於「歸來」的故事，大多都有一個逃出束縛、重獲新生的大團圓結尾，對於阿朵的歸來，這似乎的確是一個「死裡復活」的故事，但生活的真相併不止於此——在這個的故事中，阿朵的確擺脫了那些曾經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也找回了一部分的生活和自我，但卻並沒有真正地逃出內心中最深層的束縛。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中，阿朵曾「製造」過一個金句。那是第二次公演前，同組的袁詠琳想將隊長一職讓給阿朵，阿朵拒絕了，她看著袁詠琳，說：「這是你的功課。」
對於阿朵自己的「功課」，曹方的一句話或許可以被視作答案，「你憑著一股猛勁往前衝，拿到了第一名，但懂得放掉第一名，那個過程才是最難的。」
作為朋友，曹方很了解阿朵要強的那一面。
在西雙版納的時候，因為最初的生活能力太差，曹方有一次忍不住問阿朵，「你到底會什麼啊？」阿朵聽完後沒說話，但這件事成了她心裡的一道坎。好多年後，阿朵還會和曹方提起這個細節，「你那時候還說我什麼都不會呢。」
「雖然我是無意中說的，但真的是傷到她了。以前在工作的時候，她是王者，是多麼要強的一個人，無法接受別人的照顧。」曹方說。那時，阿朵病懨懨地躺在床上，曹方給她餵雞湯，她有氣無力地說，「我從來沒有被別人這樣照顧過。」過了一會兒，她又認真反駁，「我以前可是什麼都會的人，我只是沒有用過淘寶，只是沒有網銀，我以前可是很厲害的。」
作為長姐，阿朵每年都要組織全家人一起過年，把親戚們都帶到西雙版納。有一年，她還把曹方、王箏的爸媽都聚在一起，帶著三對父母，外出旅行了一次。但那次旅行，曹方缺席了，阿朵質問她，為什麼不去？「她真的是可以把她所有東西都給你的這樣的一個人。我說我不喜歡吃這個，她會問，我把最喜歡的東西給你了，你為什麼還不喜歡，還不開心呢？」因為這些，曹方和阿朵會爆發爭吵，再由王箏來平息。
但曹方並不怪她，因為，在這種「強」的背後，曹方能看到、也理解阿朵的那種「弱」。
朋友們都了解，在「強」的另一面，阿朵是一個害怕孤獨的人。她熱切地需要陪伴——在西雙版納買了新房後，她給常來的朋友每人留了一個房間。和她的房子一樣，她也會把生活塞得滿滿當當，沒有空隙。
她也渴望被了解。她告訴曹方自己寫過一本自傳，總問她看了沒有，「她需要別人一字不漏地了解她。」曹方記得，阿朵經常交待身邊的朋友，「你們愛我就要表達啊，你要說你愛我。」
對於這些「弱」，阿朵本人並非不知道。作為一位已過40歲的女性，她已經能夠在「我可是很厲害的」之外，去嘗試面對和接受自己的「弱」。
她開始承認自己的「有限」——在聽說了湘西老家有一種武術鼓之後，她便跑去保靖，拜武術鼓傳承人洪富強為師。練鼓的那些日子，有朋友收到過一張她發來的照片：一雙長滿繭子的手，有的繭子破口了，結了血痂。半年後，她成了苗族鼓舞武術鼓的「非遺傳承人」，還組建了一支鼓隊，成員是13位苗族鼓女。每年，她都會把這些女孩帶到杭州、上海和長沙參加演出。
但對於這支鼓隊的未來，她的表達很克制，「這確實是一個任重道遠的事情，我只想看看我們能做點什麼。」頓了頓，她說，自己其實沒有想過當英雄，因為，「英雄很難當的。」
對於自己的「功課」，阿朵給出的答案也與曹方的回答基本一致，「走紅不是我的功課，」她說，「如何去生活才是我的功課。」
對於曾經找回過的生活又在忙碌中漸漸溜走這件事，她似乎也是知道的——在被問到「對最佳親密關係的想像」時，她的回答是，「我希望他可以帶我去散步看花。我希望他可以幫助我把生活找回來。」
再次與《人物》談起長姐的身份與父親豎起的那個大拇指時，阿朵說，「年齡小的時候，我很怕別人覺得我不夠強大。我很堅強，我很優秀，沒有什麼脆弱的時候。後來慢慢地明白了，這其實是一種不安全感，和一種自我保護。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很放鬆的，而我連在最親的人面前都有一層包裝。」
作為親人，周科羽難得地見過阿朵卸下包裝的樣子。那是2013年到2015年間，他開著一輛越野車，在西南的公路上奔馳。阿朵就坐在副駕駛上，她的腿上放著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錄音筆，頭倚靠在窗邊，對著風哼起了歌。哼得開心，她就微微晃著腦袋。「回到北京，其他人會覺得她像一個女神或者女王，很強大，帶領公司那麼多人。但是我一想起那個場景，只覺得她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什麼煩惱都沒有。」
秋蘋也見過一個類似的阿朵。
那是2002年，秋蘋負責拍攝一部廣告片，拍攝地在三亞一家酒店內。當時，工作人員在拍攝現場來回穿梭，忙成一片。她注意到，酒店的人工湖前站著一個女孩，搖頭晃腦地在對著湖邊唱歌。秋蘋每次往返人工湖拿取衣服，女孩都在那兒，一直唱著，唱了足足一下午。
後來秋蘋得知，那個女孩叫阿朵。「她完全沒有被任何人幹擾，就在她的世界裡唱，你會覺得，她好熱愛唱歌，心裡乾乾淨淨的，只有唱歌這一件事。」
那個畫面秋蘋至今印象深刻，甚至幾乎每次接受採訪時都會提起，因為，那個下午對著湖水唱歌的阿朵，不是長姐、不是明星、不是音樂廠牌的管理者，甚至也暫時擺脫了那個父親豎起的大拇指——她就是阿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