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道夫阿貝爾是克格勃上校，有「當代王牌間諜」之稱。他善於偽裝，成功地扮演了各種不同角色。西方諜報機構稱他為「千面人」。
魯道夫阿貝爾被捕時的照片
阿貝爾1904年生於莫斯科，從小聰明過人，20歲就精通6國語言，天生就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好材料。1939年，他潛入被德軍佔領的波蘭，把自己扮成狂熱崇拜納粹主義的德國僑民，加入了德軍與納粹黨，不久又成功打入「蓋世太保」。阿貝爾充分利用納粹的權力與信任，竊取了大量核心機密，後來蘇聯紅軍在東面戰場的節節勝利，阿貝爾功不可沒。
當第三帝國已成一片廢墟，阿貝爾也開始了新的使命——到美國本土潛伏竊取情報。1946年，阿貝爾扮作美國公民安德烈卡約蒂斯抵達加拿大，身份是畫家和藝術攝影師。在加拿大適應兩年之後，1948年11月15日，阿貝爾在紐約港登岸。
他在百老匯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裡安頓了下來。阿貝爾這麼做是有理由的：作為一個剛從被戰爭破壞的歐洲回來的收入微薄的美國人，他必須生活儉樸並儘快掙些錢。他的長笛吹得很好，吉他彈得很出色，舞也跳得不錯，於是他在百老匯和布魯克林當了一個雜耍遊藝場的演員。
那家小旅館的人們很快就喜歡上了多才多藝，為人誠懇的阿貝爾。就這樣，他在這裡不受幹擾地開始同自己情報網裡的特務建立了無線電聯繫，並把情報網逐步擴大到美國各地。
這位惹人喜愛的「藝術家」有一天終於退掉了旅館裡的房間。1952年，阿貝爾搬進了法爾頓街第252號，改名叫埃米爾戈德富斯，他在5層樓上布置了一個工作室，繼續從事繪畫和攝影等工作。阿貝爾新房子的馬路對面就是美國司法部大樓，從自己的窗口他可直接觀察到出入這幢重要大樓的美國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阿貝爾租住公寓的屋頂，這裡秘密架設了專用天線
一枚硬幣釣出大魚
「賣報，賣報。」 14歲的報童詹姆斯鮑扎德在紐約街頭賣報，這是1953年6月的一天。
或許是嫌今天的報紙賣得不好，鮑扎德把剛得來的一枚硬幣在空中拋來拋去。一不小心，硬幣掉在地上，鮑扎德走了過去撿起來，發現這個硬幣中間裂開了，似乎還有一個小東西滾了出來。
報童的警惕性還是蠻高的，這兩年的間諜案鬧得太兇了，動不動就是什麼原子彈間諜案呀，什麼藏在司法部裡的女間諜呀。說不定這枚小小的硬幣，也藏著什麼秘密，他把硬幣交到了警察局。
經過鑑定，紐約當地警方發現了硬幣裡藏的東西是縮微膠捲，不過警方根本無法解讀上面的密碼。按規定，FBI（聯邦調查局）負責美國國內的司法調查，國際間諜案由中情局負責，於是這枚奇怪的硬幣通過FBI的紐約布魯克林分局，再輾轉到了華盛頓的總部，放在了偵探羅伯特蘭菲爾的辦公桌上。
阿貝爾與其他蘇聯間諜聯繫時所用的特質鎳幣
兩年前蘭菲爾破獲了蘇聯的原子彈間諜案，一時成為了局裡的風雲人物，人們指望蘭菲爾能看懂縮微膠捲上的密碼。但這次難倒了蘭菲爾，他別無所獲，只查出了那組五位數字是由一種蘇聯產的西裡爾打字機打出來的。雖然沒有線索，蘭菲爾還是根據自己的判斷寫了一份備忘錄，認為這個潛在的間諜是通過這種方式與莫斯科聯繫的。他建議，調動一批特工去嚴密監視蘇聯駐美國的各個官方機構，以儘快找出充當信使的嫌疑人。不過，當時FBI的工作重點並不在反間諜上，也沒有更多人手支持蘭菲爾的計劃。備忘錄遞上去後猶如石沉大海，不久蘭菲爾也離開了FBI，此案成為一樁懸案。
四年後的1957年4月26日，法國巴黎的美國大使館，一個五短身材的傢伙走了進來。他操著一口帶著芬蘭口音的英語，徑直求見大使館負責安全事務的官員。他說自己名叫雷諾海哈南，是克格勃派駐美國的間諜。使館負責安全事務的官員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口否決了這個人要求的政治避難。海哈南急了，他一下子跳起來說：「我確實是一名克格勃的間諜，我們還有一個人在紐約，他扮成一個畫家，他可是個大傢伙！」為保險起見，大使館決定先把這個傢伙送回美國，讓FBI對付他。
FBI先把海哈南交給了檢疫所，讓精神病醫生鑑定一下，檢疫結果表明海哈南是一個帶有自殺傾向的酒鬼。FBI當即要把海哈南掃地出門。
正在這時，這個酒鬼說他會破譯密碼。海哈南從身上拿出一枚空心鎳幣，掏出了裡面的縮微膠捲。FBI的人十分吃驚，他們想到，以前也有過一枚空心硬幣，那裡頭的縮微膠捲也有一些數字無法理解。他們把兩枚硬幣聯繫起來，於是找出檔案，讓海哈南把四年前縮微膠捲的數字譯出來。
海哈南明白成敗在此一舉，如果他譯不出密碼，就會被逐出美國，更逃不脫克格勃的追殺。他打起全部精神，乾脆利落地譯出了那封信。這是他的上司第一次給他下達的指令，可海哈南一直沒有收到過，沒料到最終是在這樣的場合「接受任務」。
在FBI總部，海哈南對調查人員結結巴巴地講了他的經歷。FBI終於相信有一個大間諜潛伏在美國，名字叫魯道夫阿貝爾，是個克格勃上校。至於海哈南，是個克格勃中尉，奉命到紐約充當阿貝爾的助手。他們之間的聯繫手段就是這種空心鎳幣。
FBI沒想到，幾年前無心得到已存檔多年的那枚硬幣，竟釣出了潛伏在美國的一條蘇聯間諜大魚。
上下級恩怨
原來，阿貝爾1948年來到紐約後，當時並沒有明確的情報搜集任務。蘇聯內務部給他的指令是當一個坐探，並有條件地發展間諜網絡。一等美國和蘇聯開戰，這個間諜網可以立即派上用場，如搜集情報、在美國國內搞破壞、製造混亂、幹擾美國的戰爭措施等。內務部是把這個間諜網當作一枚定時炸彈使用的，不到時機，不會輕易引爆。
但這樣的潛伏在1952年發生了改變。那一年，阿貝爾告訴莫斯科，他已經定居下來，可以開展工作了，但需要一名助手。而被克格勃選中的海哈南，在芬蘭幹過間諜，也得到過組織的賞識，不過事後證明，海哈南的履歷有可能全是偽造的，只是他如何騙過了精明的克格勃審查人員的眼睛，至今還是個謎。
1952年10月，海哈南原來的妻子作為人質留在了蘇聯，組織安排了一個女人當他的「妻子」，跟他一起來到紐約，掩護他的行動。
10月22日，海哈南到紐約中央公園散步，準備與他的上司聯繫。他在格林餐廳的酒店旁邊找到了一個路標，又在欄杆上按上了一個不顯眼的紅色圖釘，這是莫斯科給他規定的聯絡信號。一個多月後，阿貝爾在指定的地點給他投下了第一封指示信，祝賀他的到達。不過說來奇怪，海哈南始終沒有收到這封信。藏信的鎳幣也沒有回到阿貝爾那兒，而是不知怎麼搞的當真錢花了出去。要不是紐約的報童發現了它並輾轉交到聯邦調查局，恐怕它還會一直流通下去。
第一次接頭就不成功，似乎預示著海哈南與阿貝爾的倒黴命運。事實上，直到1954年8月的一個晚上，兩人才頭一次見面，海哈南給阿貝爾的感覺和幾年後美國使館的工作人員一樣：五短身材，醉醺醺的，說話吐詞不清。海哈南也從阿貝爾的眼神中看出了一切，他有點自卑，但更多是惱怒。
這種感覺在以後的工作中越來越強烈。1954年夏天，阿貝爾命令海哈南將潛伏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一位蘇聯間諜的報告放進死信箱，以便克格勃駐紐約的公開情報站能取走這份報告。但這項任務竟然沒有完成，報告沒有送到！這是一起嚴重的安全事故，那位間諜向克格勃提出要求，請求與克格勃脫離關係。這讓克格勃總部大為震驚。
即使這樣，阿貝爾還是以為，既然海哈南是莫斯科派來的，總該值得信任吧，他努力把海哈南培養成一個可造之材。阿貝爾讓海哈南在新澤西開一家照相館，不能整天在街上遊蕩。當時阿貝爾在法爾頓街的公寓已建設得相當完善，除了平常的無線電聯繫外，等他身份曝光後，FBI還在他的公寓屋頂發現了秘密架設的天線，其信號能覆蓋整個北美地區，證明這裡是蘇聯在美間諜的情報交換據點。
打算讓海哈南開照相館一方面是幫他找到合適的身份做掩護，另外還有為自己分擔情報信息量的意思。但阿貝爾沒想到，海哈南的照相技術太差，他那種爛手藝是不會有顧客上門的。事已至此，阿貝爾只好幫助海哈南租店鋪，還把他帶到了自己的住處，去取照相器材，準備手把手教他。
到目前為止，阿貝爾的潛伏還是成功的，他的尾巴沒有露出來。但這次，他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一般說來，間諜與間諜之間多是單線聯繫，下級間諜不會也不能知道上級的姓名和住址。作為一個受過嚴格訓練和有過實戰經驗的高級特工，阿貝爾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這一次他卻忘記了諜報工作的首要信條，也許是太想把海哈南培養成才了。
阿貝爾盡力幫助海哈南掌握攝影的專門技術，從選購器材到如何製作膠片，這一切一直忙了一個多月才完成。這時，阿貝爾獲準回國探親半年，海哈南乾脆落得清閒，一點沒有把照相館開張的意思，繼續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海哈南是個酒鬼，喝醉了就打罵妻子。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妻子打架，鄰居趕來一看，海哈南的腳正在流血，就趕緊喊來了警察。這讓海哈南總算清醒了一點。一個本應避人耳目的間諜因生活不檢點在警察局掛了號，簡直是巨大的諷刺。
阿貝爾公寓附近名叫「喬」的酒吧，是他經常與下級接頭的地方
1956年初，阿貝爾從莫斯科回到紐約，發現海哈南在半年前就該開張的照相館還不見蹤影。海哈南搪塞說：「新澤西太潮溼了，不適於開照相館。」阿貝爾把他臭罵一頓，終於明白海哈南朽木不可雕也，還是讓他回莫斯科去，讓老闆收拾他吧！幾個月後，莫斯科來電，同意海哈南回國休假，同時將其軍銜晉升為中校。
海哈南不是傻子，他覺得自己在紐約沒立什麼功，上下級關係又搞得很僵，認定是阿貝爾在背後說了自己什麼壞話，回去之後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海哈南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搞拖延戰術，但阿貝爾堅持讓他立即回國。
1957年4月24日，海哈南終於登上了開往巴黎的「自由」號輪船。到了法國的勒阿弗爾，海哈南明白，他不能再向前走了，前面就是鬼門關啊。如果他回了莫斯科，等待他的，絕不會是鮮花、獎金，而極可能是監獄和子彈。他決定乾脆到美國大使館自首，連同阿貝爾一起告了，反正是你先不仁，可怪不得我不義了。
紐約雷瑟姆酒店房間，阿貝爾被捕的地方
「受難的耶穌」
1957年6月21日，三名FBI特工來到了紐約市東28街4號雷瑟姆大酒店第8層。他們在839號房間門前停了下來。一個特工叩響了房門。一會兒，裡面有人答應：「等一等。」門隨即露出一條縫隙，三名特工就迫不及待地擠了進去。他們意外地發現，要找的那個人正在洗臉，一絲不掛。
「穿上短褲，馬丁科林斯先生！」一個特工命令道，「我們是聯邦調查局的，希望你同我們合作，上校。」特工似乎不經意地加上了這一稱謂，但「科林斯」反應非常平靜，好像沒有聽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似的。
「科林斯」是阿貝爾偽造的另一個身份，也是他在這家酒店登記的名字。海哈南未按計劃回莫斯科，阿貝爾也猜到了什麼，就把這裡當成暫時的窩。此時阿貝爾仍沉默不語，只有他這樣的超級間諜才有這麼好的定力，在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面前毫不失態。FBI想利用阿貝爾充當雙重間諜，並不想把此事弄得滿城風雨，因此以非法入境這個微不足道的罪名找他的麻煩。
特工開始搜查房間。由於事發突然，阿貝爾來不及進行任何處理，聯邦調查局此行收穫頗豐。他們找到了密碼本，並從一支空心鉛筆裡找到了18捲縮微膠捲，裡面有阿貝爾的妻子從莫斯科寫來的信件，還有一卷是他與莫斯科聯繫的時間表。這些證據，加上海哈南的證詞，已夠判他幾十年了。
阿貝爾先被FBI安排到移民局受審，這麼做也是為了掩人耳目，指望阿貝爾接受「招安」。FBI不忘給阿貝爾指點迷津：若與聯邦調查局合作，不僅可以免於起訴，還可在局裡任職，拿到1萬美元的年薪。這可是一個大價錢，當時一個在FBI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的特工，也未必能拿到1萬美元的年薪。可惜阿貝爾拒絕了FBI的好意，他願意以間諜罪論處，哪怕處死也行。
1957年10月14日，法院開庭審判阿貝爾間諜案。主要證人海哈南出庭作證。他戴了一副黑眼鏡，頭髮染了一下，看上去很像個偵探片裡的反派角色。他鬼鬼祟祟，顯得非常緊張，似乎受審的不是阿貝爾，而是他自己。他再次用結結巴巴的英語敘述了阿貝爾的間諜活動。
海哈南同阿貝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人們一下子把法庭上的阿貝爾與受難的耶穌聯繫在一起，而海哈南毫無疑問就是那個畏畏縮縮、出賣耶穌的猶大。確實，在人們心中，受審的應該是海哈南，而不應該是阿貝爾。
有意思的是，儘管世界媒體大肆報導此事，但阿貝爾一案在蘇聯未引起任何反響。一直到11月14日，即阿貝爾被判刑那一天，蘇聯《文學報》才用「欺騙」這個字眼提到了這次審判，同時否認阿貝爾是蘇聯公民。該報這樣寫道：「聯邦調查局氣勢洶洶地在阿貝爾的畫室找到了密碼報告和其他一些東西，沒有這些東西，偵探小說就不值得一讀。這篇犯罪小說的作者把那位攝影師變成了一個間諜的首腦，而這個間諜集團自然又是依靠莫斯科的黃金而存在的。」
身份曝光後，阿貝爾位於法爾頓街的公寓遭到FBI的搜查，這裡一度被偽裝成畫室
交換人質
經過審判，大陪審團對阿貝爾間諜罪的指控成立，但阿貝爾沒有被判處死刑，也沒有被驅逐出境，而是被判了30年監禁。
阿貝爾開始了他的鐵窗生活。在獄中，阿貝爾情緒冷靜，積極鍛鍊身體，他相信，一有機會，蘇聯會營救他的。果然，不久機會就來了。
1960年5月5日，美蘇英法四國領導人在聯合國會晤期間，赫魯雪夫宣布了一條消息，一架美國的U-2偵察飛機在蘇聯領空執行間諜任務時被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被俘。第二天，蘇聯《勞動報》上發表了被擊落的飛機的照片。當時在場的艾森豪總統十分尷尬，他當然知道U-2的飛行任務。5月1日這架飛機與後方失去聯繫，美國正在盡全力搜尋它的行蹤，沒想到出了這種岔子。由於飛行員被活捉，華盛頓方面「死無對證」的計劃落空，最後被迫承認U-2飛機是從事間諜飛行的。
赫魯雪夫心裡打著算盤，要用鮑爾斯換回三年前被美國關押的阿貝爾。華盛頓對是否同意交換爭論不休，聯邦調查局寄希望於阿貝爾最終會同美國合作，因此反對交換；中央情報局則想把自己的駕駛員要回來，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蘇聯上空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蘇聯人到底憑什麼秘密武器擊落當時世界上飛得最快、最高的間諜飛機。
作為人質交換的美國飛行員弗朗西斯鮑爾斯
經過長久的交涉，1962年2月，阿貝爾被FBI轉押到聯邦德國西柏林的監獄。12日，是雙方最後商定的交換人質的日子，臨行前，跟阿貝爾一起從美國來的 FBI官員再次提出一個問題：「上校，難道你不擔心他們會把你送到西伯利亞去?」阿貝爾笑著說：「為什麼?我問心無愧。我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美國人還不死心，仍在爭取阿貝爾的合作。
這一天清晨，美蘇雙方車輛來到連接西柏林與波茨坦的格林尼克大橋。蘇聯代表大聲用俄語和英語喊著「交換」，美國人出示了由甘迺迪總統籤署的阿貝爾特赦令，阿貝爾回到了莫斯科。
為了表彰阿貝爾的卓越功績，蘇聯最高蘇維埃授予阿貝爾一枚列寧勳章，並授予他「蘇聯英雄」的稱號。阿貝爾從秘密戰場的第一線退下來後，沒有在家裡休養，而是積極從事間諜的培訓工作，把自己幾十年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傳授給新人。
1971年，阿貝爾病逝於莫斯科。史上最傳奇的間諜，走完了他驚險、刺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