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9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9日刊出評論說，日本311大地震及地震引起的大海嘯，發生至今已超過一年。對天災有高度戒備而自豪的日本在治理、公共政策和組織上的長期問題，卻似乎綜合凸顯了防震並未做好防備。過度自信核安全保障，安全監督決策是否到位，以及安全問題由誰負責，這三個教訓依舊值得各國特別關注。
文章摘編如下：
對日本東北造成巨大破壞和人命傷亡的311大地震及地震引起的大海嘯，發生至今已超過一年了。隨後發生的，是人類使用民事用途核能上最大的災難。
許多人對日本如何應對這前所未有的災難——在地震前和地震後——做出了詳盡的分析，也從中探討如何避免它所犯下的人為錯誤。許多國家，包括也面對天災威脅並可能在考慮建立核電廠的東協成員國，可以從日本的慘痛經驗吸取寶貴教訓。對向來以對天災有高度戒備而自豪的日本，治理、公共政策和組織上的長期問題，卻似乎綜合凸顯了它其實並未做好防備，這些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311事件後，日本人才如夢初醒，發現許多他們苦心為防備天災建立的「堡壘」，原來只是沙丘。回顧地震學完全沒有預測到這場大地震的失敗時，一名備受震撼的專家在日本地震學會最近的會議上說：「我們都被自己的一般常識蒙蔽了……」他可能一語道破了日本地震學家沒有預測到這場大地震的根本原因。
總的來說，有三個教訓值得各國領導人和規劃者特別關注。
311災難後，「Soteigai」(日語，寫成：「想定外」)，意即「超出了我們的估計」，成了在日本常聽到的一個詞。致命海嘯的規模是「想定外」(「超出我們的估計」)；反應堆因喪失所有冷卻能源而最終熔化是「想定外」；溝通脫節讓政府高官不能有效處理危機也是「想定外」等。在災難來襲前，人們似乎有一種假定，任何「想定外」的事情永遠都不會發生。
日本自決定使用核能後，政府便展開全面的活動來宣傳「核能是安全的」這種觀念，並聲稱對可能發生的最糟情況都有萬全準備。
儘管有過去原子彈的夢魘，人們還是很容易便被催眠和相信這種「安全神話」。他們深信車諾比(Chernobyl)和三裡島(Three Miles Island)事件，永遠不可能發生在日本這個在科技發展、管理效率及責任感上都領先世界的國家。這傲慢的自信讓日本電力公司拒絕發展專門用來應對核事故機器人的建議。福島核事故後，在機器人開發上在全球居領先地位的日本，不得不向美國和法國進口這類機器人。
在311事件前，關鍵的安全準則，尤其是為核電廠設定的準則，是以「在財政和科技上可行」的這個方便標準來計算。換句話說，人類在其能力範圍內製定準則，然後希望大自然會仁慈地遵守。一年前，大自然以最殘酷的方式給了我們一個沉痛的教訓，清楚地顯示它沒有義務服從人類的估計，也不懂得什麼叫「永遠不會發生」。
公共政策：推動還是管制？
核事故暴露了經營福島核電站的東京電力公司，在安全措施上根本不到位。儘管有管制核安全的嚴格條例，這間總裁有「成本殺手」綽號的私人公司，卻被允許把削減成本當成比安全更重要的考量，並拒絕(包括來自公司本身的技術人員)對在安全上必要但昂貴投資的要求。
說句公道話，對一個私人企業來說，這可能是非常自然的行為。問題是，一個可能帶來重大危險的核能公司，是否應該完全由以利潤為導向的私人領域控制。人們可能會認為，政府條例可以管制這些私人企業。然而，這意外著政府有能夠發揮功能的機構和能夠有效監督核安全的決策。事實是否如此呢？
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Atomic Safety Commission)本應是個獨立和有力的監督和管制組織。但在歷史上最可怕的核事故發生後，它卻不見蹤影，也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同大眾傳媒及人民溝通的唯一政府機構是日本經濟產業省屬下的原子能安全機構(Atomic Safety Agency)。因此，一般人的普遍印象是，負責核安全及處理核事故的只是原子能安全機構，而不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然而，監督和管制核安全的這個機構，很明顯的既不可能獨立，也不可能公正。因為經濟產業省的主要工作正是推動核能產業。平心而論，機構怎麼能在推動和捍衛核能產業的同時，又有效的監督和管制它？
除了政府，知道核能產業裡不正當行為的媒體，也沒有扮演好監督和發出警告的角色。早在核災難發生前，他們便知道一些問題的存在。然而，他們卻沒有報導技術人員所提出的警告，也因此沒有為東京電力公司內部的安全問題敲響警鐘。媒體的沉默所製造的不透明性，讓東京電力公司可以不管批評者，並在過去多次掩蓋核電站內發生的嚴重事故。
眾所周知，日本的「記者俱樂部」制度讓媒體和機構可以同流合汙。機構為被指派到它們的俱樂部的記者提供獨家消息，記者則以儘量避免可能讓機構難堪的課題作為回報。因此，要控制媒體的報導非常容易。此外，像東京電力公司這樣的公司是非常慷慨的廣告商。這些企業雖然享有區域壟斷權，可以不進行任何宣傳，卻還是在媒體廣告大事揮霍，讓媒體多少在經濟上對它們產生依賴。因此，媒體似乎不願意報導和批評影響整個核能產業的關鍵性結構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本媒體對福島核事故一周年時世界各地反核示威的報導便是一個例子。它們全面地報導了各地的示威活動，唯獨對也湧上街道要求完全停止核能發電的成千上萬日本民眾視若無睹。
在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驚人的爆炸，摧毀了反應堆外殼後，媒體也顯示了同樣的態度。全世界的媒體都播放了讓人震撼的爆炸視頻片斷(從日本電視臺取得)，觀看日本電視的人卻看不到任何這樣的影像。日本人只看到反應堆的外殼突然不見了，和聽到進行評論的學者平靜的說：「一些東西似乎不見了……」
核能工程領域學者也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在核事故之前和之後，充當政府顧問或向媒體發表意見的這類學者，不但不願意對他們應該知道的危險發出警告，也不願意對剛犯下歷史上最大錯誤的東京電力公司作出批評。事實是，這些學者從電力公司得到數以億計日元的津貼來進行他們昂貴的研究。因此，他們不願意據實說話也就不難理解了。
安全問題由誰負責？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管制它大力推動的核能產業；媒體因為廣告收入而不能據實報導它們知道的問題；得到研究津貼的學者不能對核電站安全隱憂發出警告；如果所有不相信「核能安全神話」的反對聲音(擔心的工程師、環保分子、憂心忡忡的居民、少數的政治人物……)一直有系統地被置之不理，那私人企業如東京電力公司有什麼理由要耗費巨資，來提升安全措施以應對一個人們都相信永遠不會成為事實的危險？
日本人在大災難面前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冷靜得到了世人的嘉許。然而，他們也已經真正的意識到我們所提出問題的存在。
這個因智慧、決心而具備讓人敬佩素質的國家，正努力從慘痛的經驗中學習。例如，儘管要在巨大的官僚機構裡改變任何東西都是困難的，上述的原子能安全機構正被轉移到環境省，來扮演一個更獨立的管制和監督角色。
我們只能希望，在災難再次來襲前，日本的經驗也能讓其他國家在計劃和組織上得到啟示。(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