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看李安的《與魔鬼同騎》，大抵是因為我好久沒看這麼長的電影了，雖然李反傳統的敘事頗為有趣，但感覺片子出來卻是絮絮叨叨，磨磨唧唧，讓人抓不住點兒——這一點連他自己都沒琢磨明白，這觀眾怎麼就看不懂了呢？不過，「ride with the devil」這名字還是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什麼叫魔鬼？難道像南北戰爭似的，畫一條界河，就能分出魔鬼不魔鬼？既然魔鬼全來源於人心之異象，那麼，在我出門的時候，我有沒有和「魔鬼」同行的經歷呢？
別說，好像還真有。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一個月前的香港。那時的我剛來到香港，就像飛機落上離島，仿佛踏上了一條浪花之中的船。氤氳的水汽，就像輿論場裡蒸騰的恐慌，在南國的夏日裡顯得無孔不入而聒噪異常。不過，我在香港的這幾天，並沒遇上什麼麻煩。即使是現在，過於放大某些恐懼，搞得去一趟香港比去伊拉克還兇險，也是很沒必要的。地鐵裡擁擠的，絕大多數都是和我一樣，吃著五穀雜糧來回跑腿的學生和上班人。
說和我同行的那個人「魔鬼」，其實很不怎麼尊重：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大學生。你要是說他不普通，自然有更多附會的解釋：香港大學、「廢青」，以及所謂的「港燦」……他的到來曾弄得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很不愉快。Somehow，他和大多數大陸人都不講話，只是不怕我。在我和他「誤打誤撞」地相處了幾天後，我們對彼此的看法或多或少也發生了改變，儘管這種改變在絕大多數人眼裡是一種妥協和懦弱。
我第一次注意他，是他把我們一位恐高的成員嚇哭的時候。彼時不僅是我們團裡的成員，連許多港人也頗有微詞。因此，作為代理組長，我一般只是看到他沒跑了，就給他打個勾。真正和他說話，是在車上的時候，不知道提到了什麼，然後就聽他用粵語講（我雖然粵語極差，連基本的日常對話都糊弄不過去，但是看得多了也好歹能聽懂一些），似乎是在海南「出個國」感覺還不錯。聽到他的「出國」，我的心裡咯噔一下，也知道自己在未來幾天要和什麼樣的人相處了，而這段旅程也絕對不會美妙。
就因為我的朋友被嚇哭，通過一些關係，我們讓他的學校那邊也敲打了他兩下。我本以為來到香港之後，他本人不會再來了，不過他還是出現在了第二日豐盛的午宴上，嘴裡還是絮絮叨叨。彼時桌上的座次十分玄妙，一番調整過後，我反倒成了離他最近的人。近又怎麼樣？我只能一邊默背《愛蓮說》「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一邊吃叉燒包。幸而他也沒同我繼續過話。
到下午的時候，我們要進行「城市探索」項目了。同行的很多人都要去銅鑼灣一帶購物，然而行程安排在先，還是先要去紅磡。港島線上，因為我們一大早就知道，金鐘和灣仔都被封了，一行人也沒多說話。看著港島線的指示圖，我突然萌生了一點好奇，自言自語地問道：「為什麼這些地名要叫上環、中環之類的環呢？」
「是因為是環狀的路嗎？」我的一個朋友回答。
「這個環不是你們北京的環，應該是英文的territory的意思。」香港人突然用很不認真的普通話，很認真地回答我。
「領界嗎？」我感覺還是本地人說的靠譜一點。
「應該吧。」他有點沒反應過來，「英國人剛來到香港，就在港島的北面開發，有上環、西環、中環和下環，就是所謂『四環九約』。」
「下環是什麼？」
「灣仔啊。去不了啦。」他指著滅燈了的灣仔站做了個鬼臉。
我突然覺得有點好笑。好不容易晃到尖東，轉線路去紅磡，這位「魔鬼」朋友講的就更多了：從地鐵的興建開始，一直到北京地鐵四號線（京港地鐵，和港鐵合資的），到香港地鐵站的車站文化，再到紅磡和京九鐵路。我好奇於他在這些方面的知識量，再仔細一聽，原來是學工科的，突然有點欽佩。到了紅磡，我們走在海底隧道上空的高架橋上，不遠處就是大紅色的港理工。一位在港中文讀書的學姐告訴我，此樓全身紅色，正是要鎮住附近的邪氣：紅磡出名的，除了演唱會外，最實用的還是一家家殯儀館。「為什麼這裡殯儀館多？」我問。
「好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人從內地來到香港，都是扒火車來的。到紅磡要進站的時候，很多人沒抓住，就掉下去死了。所以這裡的收屍行特別多，殯儀館也多。」果不其然，回答的還是那位香港同學。
我沒有說話。在那個「紅色大街上奔跑」的年代，這種事情當然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打開手機，身邊的一個人給我發了條微信，「他是不是針對我們，故意說這些？」
「或許吧。」其實我也說不好。
逛完博物館，又拍下了玫瑰教堂藍天下的「驚鴻一瞥」，有人吵著去彩虹打卡。他則脫離了我們，說是要「行使公民權利」去，我們都懂他到底想幹嘛，也不可能攔著。再一次走到海底隧道之上，只見去港島的車已經堵到了洞口，對岸的藍天美得嚇人，映照著維多利亞灣無與倫比的十裡繁華。「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想。隔著這麼一道小小水灣，隔著一道手機屏幕，對岸的喧囂與吵嚷便雨我無瓜了。可作為一個中國人，怎麼能這麼說呢？
有意思極了。
和他的再一次見面是在旺角。打完彩虹的卡，我們就去那邊一家很有名的點心店晚飯。他滿頭大汗地前來，一坐下就牛飲普洱。「您這是，遊過去的？」我簡直有點懷疑。
「太熱了。人還多。」他像一條狗一樣吐著舌頭散熱。
茶點一道道地上著。我們吃到了真的有菠蘿的「菠蘿包」（正常是沒有的，只是劃的花紋像而已），不禁感嘆店家的奇思妙想，氣氛還算愉快。突然，他問我們去沒去新興食家。我點點頭（上次女朋友帶著去的，確實好吃）。他又問我吃什麼，我回答流沙包叉燒包鳳爪之類。突然，他像眼前一亮似的，問我吃沒吃炸鮮奶。我點點頭，言其正味，他就像個回答對問題被老師表揚的學生，站起來非要和我握手，還眉飛色舞用粵語說了一大堆。我雖然聽不懂了，但知道絕不是壞詞，旁邊的local老師也開心地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個飯店會莫名戳中他們的笑點。直到隨後他用依然糟糕的普通話跟我解說，我才明白：新興食家的開店時間是凌晨到下午，「凌晨四點的新興食家」梗也絕不是說你太勤奮，而是你夜生活太豐富，回宿舍正好趕上他們第一波早茶。這不禁讓我想起我校極為著名（然而名實難符）的「傑哥炒麵」——我生平第一次吃傑哥炒麵，就是凌晨一點多唱完歌的時候。
吃過點心，打卡了網紅星巴克，我們就自由地在旺角行街。我們分成兩隊：一隊是有目的的，定點採買東西帶回去的；另一隊則是我和他還有一些姑娘，在旺角漫無目的，看到什麼好的譁啦什麼的。姑娘們在前面走，我和他走在後頭扯淡。過馬路的時候，他突然問我：
「你是黨員嗎？」
我感覺他看我跟看特務似的。「不是。」我搖搖頭。
他這才放鬆許多。「你們入黨，給錢嗎？」
我「噗呲」一聲笑了，「不是它給我們錢，我們得給它錢。」
「沒有錢賺，那你們去幹什麼？」他有點不能理解。
「沒有錢就不能去了？」我笑了，「又沒人拿槍逼我去，都是自願的。目前在我們這邊，你要是想真心實意做點事，為這個國家和人民奉獻點什麼，還是參與比較好。」
他還是有點不能理解，我也絕不勉強他。畢竟，大家都活這麼大了，思想和立場上的東西，很難幾天就徹底顛覆。既然你改變不了我，我改變不了你，兩個人都不在一個頻道上，也就沒什麼繼續說下去的必要了。
「呢個……我普通話不好，對唔住啊。」確實，他的普通話混得亂七八糟的。
「沒事。你要是舌頭轉不過來，說英語也可以。」我倒覺得他的普通話挺有意思的。聽到我讓他說英語，他就把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不行不行，我英語不好，怕你笑話。」我看著他的英語（他們是英語講課），再想想我的英語，覺得我的英語更差，就更不能這麼說了。天知道我為啥有這麼大的膽量！
過完馬路，他顯得放鬆警惕許多。他問起我的專業，我說我是學歷史的。他又問什麼歷史，我說還沒定，可能以後是明清。提到明朝，他變得更加高興。「我高中歷史很好！」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我趕緊google了一下，發現他不僅英語好，別的課也幾乎沒有不好的，絕對算是高考贏家，便不敢造次了。怎奈他更加熱情，非要拉著我說說明朝——他們對明朝有一種偏執的喜愛，尤其是夾在元代和清代之間（事實上，他們課上講授的民族概念也和我們不太一樣，最集中的體現就是在元和清上）我聽了他的見解，感覺還不錯，不過也不怎麼高明，頂多比微博的民間野史學家高那麼一點，就只笑笑，不說話。
「所以，你要在這段旅行中收穫什麼呢？」他問我。見我一時沒回答他，他又補充了一些，「我是覺得去不一樣的地方旅行，一定要深入當地的生活的。像他們這樣買很多東西，也不算有收穫。你想有什麼樣的體會呢？」
「我是想，多培養另一種看香港的視角吧。我的工作少不了和香港人打交道，與其兩邊都在大吵大鬧，不妨坐下來談一談。現在香港這個樣子，你不也去了嗎？感覺如何？」
「我沒砸玻璃，也沒打過人。」他一下子就猜到我想問什麼，而且說得很誠懇。
「那你呢？你去了趟海南，什麼感想？」
「問題還是很多。」接著，我們便跟著女孩子的逛街大隊，扯了些去海南的體會。我是肯定他的說法的（這些當然沒法寫在紙面），也談了談我的體會。通過和他的談話，我才知道：他去過北京（所以對北京很熟），甚至還去過東北——他對大型的機械和車床有著極高的興趣。我說我是東北人，只不過是大連人，他楞了一下後也明白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孤島上的人在此刻居然有了種同樣的無聲默契。
隊伍繼續往前走，我們則繼續扯淡。我們講著自己的大學，講自己如何在group project被人或多或少地甩鍋，也講到彼此未來的尷尬處境。他無意間的透露讓我發現，我們眼中的「香港人」中，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也並不怎麼美妙。和我一樣，身為大學生的他的日子雖然談不上窘迫，也常常有用不上錢的尷尬。談到錢，他突然說我和他見過的別的大陸人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是……感覺你的視野很開闊，很國際化。你家裡是很有錢嗎？」
「有錢個屁！窮門小戶的，哪裡有錢？你看我兜裡多少港紙！」笑得我把和我長相一樣尷尬的錢包拿給他看。
在旺角的霓虹之中，我們聊得很愉快。一點點的尷尬是，走到一個十字街口，他問我知不知道三年前這裡發生了什麼。看到我說知道，他竟然還有點不可思議，像是我們家才跨上信息高速公路。他還在熱情地和我講香港的文化，還有旺角和《旺角卡門》。然而我在聽的時候，想到和他聊得這麼開心，心裡卻多了一絲忌憚：他知道我和他是對立的嗎？他說我和他見過的別的大陸人不一樣，是因為我和他說得多了，還是因為我前些日子在海南的一些胡亂的、貌似引經據典的講話？他這麼熱情地和我靠近，是想策反我嗎？我現在抱著這麼警惕的態度，是不是說明我心理素質還是太差，過於小題大做了呢？
沒有人回答我。
之後的日子裡，我和他見得就少了。反正，每一次出場，他都是打扮得最香港的那個，天天收拾得跟剛從TVB拍完戲散場似的，在人堆裡也很好找。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火炭的大排檔：棚子裡觥籌交錯，我敬了他一杯酒，說了句「好耐冇見」，他顯得很開心。倒酒的時候，我發現是青島，嘀咕了一句「平時喜歡喝朝日」，他似乎很有興趣。
「喝什麼？」酒桌上聲太大，聽不清楚。
「asahi！」我大吼。
「哦——那個不行！」他敬完我就坐下了。
待我第二天的時候，香港已經穩定很多了。我坐在飛回大連的飛機上，想到在香港的這幾天，最難忘的還是和他的相處。不知怎的，迷迷糊糊的睡夢間，我的腦子裡突然回放起曾經背過的《孟子》：
【公都子問曰：:「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均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又想起朱子的註：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
醒來過後，思緒萬千。如果說心是大體，耳目是小體，先立大體則小體弗奪，那麼我該怎麼定義我的這段與「魔鬼」同行的日子？是根據我的立場，還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只是因為意見不同，他就應該被妖魔化成魔鬼嗎？所謂的貼標籤，把一群人弄成暴民，是再簡單不過的做法。但至少絕大多數，都是活生生的人。他們和我們一樣，有著差不多的愛好和共同的生活煩惱。我們過分投射緊張，其實是賭上了雙方的運命：青年人本是最應該包容的群體，只要都坐下來，是沒有什麼不能好好說的。可是，為什麼要弄成今天的樣子呢？
此時此刻的我，正坐在大連的書桌前。當我寫下這些東西的時候，我也知道我絕對不是洗地：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這麼多天來，我沒加他的微信，FB和ins之類更沒有。最近香港風波再起，如果我得知他衝在前線，做出什麼不好的事情，我還會像現在這樣寫他嗎？如果我知道，他也去堵校長的門的話，我還會繼續客觀（但堅決不認同）地看待他的國族認同嗎？我還會不會覺得，他曾經的舉動或許是一種無意（？）而不是敵意呢？最可悲的是：我不明白他真的在爭什麼，他也不明白我在捍衛什麼。他和那些「暴徒」，那些總是出現在最近電視上的激進者，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想著想著，我就說不出話了。我曾以為我通過一些閱讀，已經在慢慢走進這個城市，然而卻越拉越遠。深圳河既是界河，也是危險的瀕臨撕裂的口子。我只記得，在飛機落地周水子的一剎那，我真的是長出了一口氣。走出機場的時候，嗅到故鄉熟悉的海風，我是真心的忍不住想喊：
我愛這片土地，我愛中國共產黨，並且衷心地擁護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