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元月，在一次總理紀念周會(當時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的例會)上，胡宗南大發雷霆：「敵人在我們家裡設電臺發號施令，凡七八年，你們都不知道。現在只破獲了一部，還有一部為什麼不能破獲？國家要你們幹什麼？」胡宗南所說的那部破獲的電臺，估計是指「北平共諜案」中，破獲西安情報處掌握的那部晉陝豫鹽務總局電臺。胡宗南做夢也沒想到，那部始終沒能破獲的電臺，它的領導人穿著上校軍服，就坐在主席臺下面聽他訓話呢。此人就是綏靖公署高參室的俄文翻譯王敦瑛。
王敦瑛，1905年12月出生於山東省黃縣，家有兄弟姐妹六人。家裡有七畝薄田，他的父親做點小本生意，還是不夠養家餬口。為了養活這一大家子人，他的父親就闖關東，到東北各地做點小買賣。
1918年夏天，王敦瑛從老家小學畢業後，隨父親到了中蘇交界的黑河市，考入了當地的市立中學。可王敦瑛只上了兩年，就因為他父親承擔不了學費而輟學。失學後，王敦瑛一邊幫著父親做買賣，一邊自學俄語，兩年後他又考入了黑河市立俄文補習學校。因為地處中俄邊境，給王敦瑛教俄文的老師，都是俄國人；王敦瑛又特別有語言天分，他說的俄語和俄國人可以說沒什麼差別。
1924年，王敦瑛開始在哈爾濱特別區地方法院擔任俄文翻譯。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了一點積蓄後，他於1925年又考入哈爾濱俄文法政大學。但是，只上了一年，就因為經濟原因，又一次失學。但王敦瑛始終不肯放棄學業，1927年，王敦瑛又考入了法大的夜班，得以白天工作、晚上讀書。1930年，王敦瑛從法大終於畢業了。
王敦瑛在學習俄文的過程中，自然少不了接觸當時蘇聯的報刊雜誌，從而對蘇聯非常神往。「9·18」事變後，日本侵佔了東北。王敦瑛決定投身抗日，一位同學的介紹下，他在哈爾濱加入了一個神秘的國際組織。當時，王敦瑛並不知道這個組織就是「共產國際」，從而開始了他的情報生涯。
1934年8月，組織派王敦瑛到莫斯科，參加了一個「積極工作訓練班」。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棟別墅。這個訓練班實際上是克格勃組織的，受訓的一共八人，其中有五名中國人，另外三人分別來自匈牙利、蒙古和希臘。王敦瑛在這裡系統的學習了政治常識、軍事常識、爆破燃燒及情報工作等知識，還學習了汽車駕駛等技能。培訓期間，他們進行過兩次爆破訓練，組織參觀了無線電臺、機器製造廠、肉類聯合加工廠、航空學校以及莫斯科的地鐵、百貨商店等。在培訓結束之後，王敦瑛於1935年5月返回了東北。
回國後，王敦瑛在蘇聯上級的領導下，活動在東北各地，搜集日軍情報。他們這個組織曾在吉林、寬城子車站等地襲擊運輸軍用物資的日軍火車和汽車。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王敦瑛與原來的蘇聯上級失去了聯繫，便趕到漢口，通過蘇聯駐漢口領事館恢復了關係，在領事館秘書拉託夫的領導下，為在華的蘇聯志願空軍做工作。
1938年7月，因為抗戰需要，國民政府派中央航空委員會副主任黃光銳到蘇聯買飛機，王敦瑛奉命擔任了黃光銳的俄文翻譯。回國後，他被轉調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協同蘇聯顧問舍爾巴闊夫等人工作，在西安的第十戰區長官部以及在洛陽的第一戰區長官部轄區收集情報。他收集的主要是侵華日軍的軍政情報，以及國民黨方面的有關情報。涉及國民黨的情報，主要包括國民黨與日本方面的秘密交往、國民黨是否在真抗戰等。
1939年4月，王敦瑛轉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顧問事務處上校翻譯，他以此身份繼續為蘇聯情報機關服務。1940年以毛斯闊夫斯基為首席顧問的蘇聯顧問團來到西安，為駐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團軍總部（後改為第一戰區長官部、西安綏靖公署）顧問軍事。王敦瑛作為首席顧問翻譯，也到了西安。
1943年春，蘇聯政府由於蘇德戰爭的需要，撤回了軍事顧問團，王敦瑛奉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後來擔任蘇聯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指令，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駐西安王曲）俄文教官、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後改為綏靖公署）上校諮議等身份為掩護，利用顧問團移交的電臺，留在西安繼續為蘇聯情報機關工作，成立了秘密情報機關——西安通訊組，並任組長。
為解決通訊組成立後沒有報務人員的問題，羅申請求周恩來幫助解決，周恩來把此事交由童小鵬(解放後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具體承辦。童小鵬把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做電臺報務工作的人員全部考察了一遍，幾經比較，並報請周恩來同意，派新婚不久的四川人楊才（化名夏中和）、龍文英（化名錢瑾）夫婦到西安參加通訊組工作，楊才擔任電臺臺長，龍文英擔任助手。
為了便於通訊組開展工作，周恩來還把長期在西安從事革命活動的愛國民主人士杜斌丞(1947年10月7日犧牲)、中共地下黨員楊明軒(解放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介紹給王敦瑛，協助他工作。王敦瑛還與打入國民黨第三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蒙定軍(解放後擔任甘肅省政協副主席、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建立了聯繫，互相交換軍事情報。
楊才、龍文英夫婦到西安後，在玄風橋34號開了一家小雜貨鋪，賣些個毛巾、肥皂、火柴之類的東西，掩護電臺。楊才為老闆，龍文英為老闆娘。雜貨鋪的牆壁做過改造，是個夾層，可以把電臺藏進去。由於楊才、龍文英夫婦長期從事革命工作，之前沒做過生意，容易引起敵特的懷疑，王敦瑛便請蒙定軍介紹中共地下黨員張志剛來到雜貨鋪，以店員的身份為掩護，參加通訊組工作。
玄風橋在當時算是西安的富人區，在那一帶居住的都是身份顯赫、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有銀行家、鐵路局局長、軍閥等。在當時西安電力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這一帶的照明供電優先保障。王敦瑛把秘密情報機關設立在這裡，也是考慮到這一優勢，便於發報機用電。
通訊組除王敦瑛、楊才、龍文英、張志剛，還有譯電員李儒珍(王敦瑛的妻子)、交通員於亞洲。通訊組主要由王敦瑛搜集情報，他利用諮議身份，通過與第一戰區長官部高參傅葆初、參謀許亞川等的私人關係獲取胡宗南部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並與杜斌丞、楊明軒、蒙定軍等交換。他搜集來的情報經李儒珍整理後，由楊才直接向莫斯科的蘇聯情報機關發報，發報時龍文英和張志剛負責警戒。通訊組每周向莫斯科發報兩次，從1943年到1948年從未間斷。
王敦瑛領導的情報小組不但為蘇聯方面搜集和提供情報，同時通過楊明軒、蒙定軍等人，與中共在西安的情報組織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繫，在緊急情況下曾多次直接為他們提供幫助。當時以蒙定軍為領導(後為趙伯平)的「西安軍事情報組」，受中共關中地委直接領導，據其回憶，在他們和中共關中地委秘密電臺中斷聯繫時，一些緊急情報就是通過王敦瑛的電臺經莫斯科、延安轉關中地委的。1947年5月，蒙定軍撤回陝甘寧邊區時，行前對打入國民黨駐西安第七補給司令部任參謀的中共地下黨員、「西安軍事情報組」成員楊蔭東說，遇到特殊困難或聯繫中斷，可找王敦瑛尋求幫助。
西安是個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的城市，西安通訊組在活動的近六年時間裡，多次遇到險情。楊才的雜貨鋪曾在一天時間裡，被特務、警察搜查過三次。有一天深夜，楊才正在發報，噠嗒嗒的電鍵聲，透過窗戶傳向寂靜的夜空，被鄰居的大嫂聽到。第二天，鄰居大嫂過來問楊才：「楊老闆，昨夜你們房子裡有嘀噠、嘀噠的聲音，那是什麼東西響呀？」楊才聽大嫂問，暗吃了一驚，隨即機智地說：「我們睡覺了，沒有聽見，可能是外面傳進來的什麼聲音吧。」以後，他們發報時就用棉被把窗戶遮擋起來，把發報機蓋上，以免聲音傳出去。
國民黨特務們經常化裝成小商小販，突然闖進來借兜售貨物之名進行偵查，或者收買一些地痞、流氓進行騷擾、打探。雜貨鋪門口經常有一個擺小攤的特務，以擺攤為名搞監視。雜貨鋪剛開張的半年時間裡，每天都有一個胖胖的中年男子在雜貨鋪周圍轉悠。在楊才鋪子裡，也少不了問些：「你們年紀輕輕的，為什麼從四川跑到這兒來做生意？」企圖套出一點什麼東西。
有天夜裡，楊才正準備發電報，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有人高喊：「快開門，查戶口！」楊才趕緊把電臺藏好，裝作剛被吵醒的樣子去開門。邊開門邊說：「黑更半夜的，幹什麼呀？」七八個警察、憲兵闖進來，翻箱倒櫃地搜查了一通，又查看了身份證，沒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失望地走了。像這樣深夜查戶口，進鋪子搜查所謂毒品的事情經常發生。為了減少騷擾，楊才當了甲長，並且積極配合保長工作。玄風橋一帶有什麼小偷小摸、形跡可疑的人，他都趕快報告給保長。所以，儘管國民黨的測向臺發現玄風橋一帶有部神秘電臺，卻沒有人想到這個四川小老闆與此事的聯繫。
胡宗南開會發脾氣之後，特務們加緊了對玄風橋一帶秘密電臺的搜捕。鑑於形勢嚴峻，王敦瑛請示莫斯科後，決定暫停電臺工作，情報改為由地面交通員送往蘇聯駐蘭州領事館。兩個月後，形勢有所緩和，王敦瑛起用電臺，準備恢復與莫斯科的聯繫，但按照原來的聯繫時間和呼叫頻率，連續兩周四次呼叫都未聯繫上。5月，形勢再度緊張，特務以檢查毒品和武器為名大肆搜查。為了安全起見，王敦瑛再次將電臺藏在夾皮牆內。後來考慮到牆壁單薄，容易被搜到，經和楊才商量，將電臺銷毀。與蘇聯蘭州領事館的地面聯繫一直保持到了西安解放。
西安解放後，王敦瑛請西安市委電請中央轉電莫斯科，請示今後是否留在西安，或者另有任務。中央一開始擬調王敦瑛到北京由中央分配工作，後來西北局把王敦瑛留在西北大學教俄語。
1949 年底，王敦瑛去北京拜見羅申大使，匯報通訊組的工作，羅申在交給王的名片上寫下了最後一條指令：「王同志：在為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幸福的工作中，您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我為此向您表示高度的謝忱。工作結束時剩餘的經費，請留作你和你的眷屬生活費用。」
解放後，王敦瑛一直在西安的大學裡任教，先後擔任過西北俄文專科學校(西安外國語大學的前身)副校長，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外語系主任等職務。1979年6月，王敦瑛去世，眾多領導人都送了花圈、發來唁電。
王敦瑛的子女後來回憶，父親生前從來沒有提及過解放前的情報生涯。
本文作者：季雨，「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爭」允許，任何媒體、自媒體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讀者歡迎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