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疫情的擴散，全球很多演出場所紛紛選擇了閉門謝客。柏林愛樂樂團、費城交響樂團都在疫情期間舉辦了無觀眾演出，並通過網絡進行直播。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的作者、樂評人焦元溥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時透露，受疫情影響，他和雲門舞集合作的普契尼解說音樂會也得往後延了，其他活動還是照常。「我的活動多數是在家看書寫作讀譜聽音樂，廣播節目也在家錄製，受到的影響不大。」他認為，這次疫情對整個行業也一定會有嚴重影響，但究竟影響多大，每個情況都不同，難以一概而論。不過，他也提到，臺灣地區在3月12日已經針對藝文展演活動提出補助方案，希望幫助團隊與個人度過難關。
疫情導致的演出延後或取消，使很多音樂家暫時失去了工作機會。不過，對於歌劇界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普拉西多·多明戈來說，事情要更複雜一些。漢堡國家歌劇院3月10日宣布取消多明戈原定於本月底舉行的演出，稱是遵循了醫生的建議，因為79歲的多明戈從年齡上來講屬於新冠肺炎病毒的易感人群。而柏林德意志歌劇院明確表示，多明戈被排除在他們新的演出季之外是由於性侵醜聞的影響。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古典音樂界近期最受熱議的新聞就是多明戈性侵醜聞。這位在古典音樂界擁有極大權勢和威望的男人會對女性動手動腳，似乎一直是業內公開的秘密，美聯社去年8月13日的報導則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在報導中，8名歌唱家和1名舞者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30多年時間裡，多明戈曾在不同場合騷擾她們，並試圖迫使她們與其發生性關係，他會以提供工作為誘惑，有時對拒絕他的女性進行職業上的懲罰。除了9名指控者，還有6名女性告訴美聯社多明戈的性暗示讓她們感到不舒服。另有30多名相關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曾目睹多明戈有不恰當的性接觸行為，而且他可以肆意追求年輕女性並不受懲罰。
性侵醜聞爆發後，多明戈辭去了洛杉磯歌劇院總導演的職位，美國各大歌劇院也紛紛取消了與其合作的演出。針對其性侵指控的調查則一直在持續，2020年2月25日，美國歌劇工會披露了調查結果，稱多明戈「在工作場所內外從事了從調情到性挑逗等各種不恰當的活動」。在試圖支付50萬美元掩蓋調查結果嘗試失敗的情況下，多明戈發表了一份遲來的道歉，「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花了一些時間來反思我的多名同事對我的指控……我尊重這些女性最終能夠坦然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她們知道，對於我給她們造成的傷害，我真的很抱歉。」
多明戈
調查結果公布以後，多明戈在歐洲的演出計劃也遭遇了重大挫折，除了柏林與漢堡的歌劇院，英國皇家歌劇院、西班牙國家表演藝術與音樂學院均已宣布取消多明戈的演出，至於那些堅持要按計劃進行的項目——例如以色列歌劇院今年10月與其合作的歌唱大賽——也正遭受著輿論的抗議與聲討。
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的時候，焦元溥就多明戈性騷擾醜聞反映出的女性處境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稱，性騷擾並非偶然現象，有性別不平等的地方，就有類似事件。2019年的新版《遊藝黑白》當中，收錄了焦元溥對109位音樂家的訪問，其中108位是鋼琴家，20位為女性。訪談內容涉及了這些音樂家的人生歷程和音樂詮釋，還談到了古典樂行業當中的種種問題。其中，就有不止一位鋼琴家談到古典樂行業中女性受到的不公。
《遊藝黑白》當中涉及的問題不只是性別不平等，焦元溥也注意到，而今古典音樂界越來越注重明星、話題和噱頭，而非音樂本身。此外，當亞洲音樂家越來越成為古典音樂的支柱，會給古典音樂帶來什麼新的變化嗎？抑或，在娛樂化和商業化的催逼下，賣弄東方風情將成為譁眾取寵的新的伎倆？本文試圖針對上述古典音樂界的熱點話題和現象進行探討。
多明戈、迪圖瓦和陰影中的女性：性騷擾在古典音樂圈有多普遍？
在多明戈之前，2017年，明星指揮家夏爾·迪圖瓦也曾身陷性騷擾醜聞風波。他因為在1985年至2010年之間實施的一系列不當行為，在西方古典音樂圈和輿論界備受非議，包括波士頓交響樂團等全球一流管弦樂團均對其進行了抵制。但是，迪圖瓦卻在很短的時間內重回樂壇，2018年，他被選為聖彼得堡愛樂樂團首席客座指揮。《紐約時報》曾就此事聯絡十位知名指揮家和其他古典音樂名家詢問意見，但他們都以忙碌、度假為由拒絕，或者表示自己知道不多無法評論。
夏爾·迪圖瓦否認性侵指控
英國音樂家組織公會曾於2018年4月26日發布了一項調查報告，在針對英國古典音樂行業從業者的調查中，約60%的受訪者表示曾遭受過歧視，其中大部分人表示歧視是以性騷擾的形式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是，性騷擾受害者有82%是女性，並且77%的性騷擾受害者都感到投訴無門。公會負責人狄波拉·安妮茨（Deborah Annetts）表示，性騷擾受害者中72%都是自僱人士，他們的工作機會很大程度上來源於職業交際圈的拓展，因此，他們非常擔心自己會因為提出了投訴和抗議而影響職業前途。其中一名音樂家說，她認為問題的根源是由男性主導的職業環境。西班牙女指揮家露西婭·馬林對此表示，古典音樂領域就像人類社會的其他領域一樣，同樣存在著給全人類平等發展蒙上陰影的醜惡現象。
正如多明戈性侵醜聞中的受害者女性一樣，無論她們當時選擇了拒絕還是暫時性的屈服，這段經歷都將給她們的職業生涯蒙上陰雲。儘管在反性騷擾運動的全球浪潮中，有部分勇敢的女性選擇了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歷，但她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不得不站在陰影中——在美聯社最早發布的報導中，9位控訴者中只有一位選擇了公開自己的身份，她是女中音歌唱家帕特裡夏·伍爾夫（Patricia Wulf），曾在華盛頓歌劇院與多明戈有過合作，其他人均要求匿名，她們要麼是因為仍在這個行業工作，擔心遭到職業上的報復，要麼是擔心自己可能會受到公開的羞辱，甚至是騷擾。
至於另一位受到醜聞纏身的迪圖瓦，他在爭議期間還被邀請到中國演出，受到樂迷的歡迎。針對這樣的情況，焦元溥說：「這（性騷擾）並非偶然現象。一方面，有性別不平等的地方，就有類似事件。另一方面，性不只單純是性，更常牽扯權力，是權力不對等情況下的支配、宰制關係。」焦元溥稱自己對大陸樂迷或音樂界並不熟悉，因此無法評論迪圖瓦的演出。「我只能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的消費，將構成你想要的世界。」
《遊藝黑白》的一些訪談也涉及到了女性鋼琴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這種不公平待遇並不是僅僅以性騷擾的形式存在，實際上，它滲入了女性音樂家的事業和日常生活。例如，身為女性音樂家，常常需要考慮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的問題。俄羅斯鋼琴家齊柏絲坦（Lilya Zilberstein）稱，自己剛生完兒子7天，就要練琴。後來，她做完早餐送孩子上學，8點鐘開始練琴，中午因為孩子要回來，她還要做午餐，照顧他們的課業。她不得不「拼命找空當練習，每一分鐘都不放過」。值得一提的是，訪談錄中沒有任何一位男性鋼琴家需要回答類似「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的問題。
俄羅斯鋼琴家齊柏絲坦（Lilya Zilberstein）此外，身為女性音樂家，也往往更加難以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據新華社報導，而今，女性在古典音樂圈仍然處於邊緣地位。例如，世界古典音樂舞臺上，有影響力的女性指揮家屈指可數。據統計，費城交響樂團在2018年的演出中，男性指揮家有42名，女性僅1名；大都會歌劇院2018年的全年演出中，男性指揮家有28名，女性指揮家為零。
從歷史上看，1982年，柏林愛樂樂團才招收了第一位女性。維也納愛樂樂團則更糟——《古典音樂那些事》裡，英國音樂評論家諾曼·萊布雷希特揭示過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性別歧視，這一頂尖樂團為性別歧視編造了各種各樣的藉口，一會兒說有孩子的女性不適合長時間海外巡演，一會兒說她們有礙於整齊劃一的音色。樂團表示，人事變動太多會危及樂團演繹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克納和施特勞斯作品的權威性。2011年7月，維也納愛樂樂團明目張胆的性別歧視甚至遭到了奧地利國會的強烈反對，奧地利政府為此削減了229萬歐元的樂團預算作為懲罰，然而情況依然毫無改觀。《遊藝黑白》中的一些訪談也涉及到這個話題。美國鋼琴家史蘭倩絲卡（Ruth Slenczynska）表示，自己很早就「認命」了，「身為女性，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必須比男性多努力一倍，卻只能得到他們一半的掌聲。我不能改變我是女性的事實，只能增進我的能力。」
對於女性音樂家的作品，輿論與觀眾也常常存在偏見。「『亞洲人、年紀輕、女性』，很多媒體還沒有聽我彈，標籤就已經貼上了，認為我不過是技巧好，音樂大概不行。」王羽佳在接受焦元溥的訪談中這樣說。在法新社一篇《作曲家嘆古典樂界歧視女性》的報導中，女性古典音樂作曲家裴平（Camille Pepin）推出首張專輯時，也遇到了這樣的情況：「一名男作曲家告訴我，因為我是女人，而且長相不錯，才能推出專輯。」當她的一些較為鬥志昂揚的作品在演奏會演出後，」一位男士來告訴我，我的音樂很新鮮、華麗和甜美。」她挖苦地表示：「身為女人，這三個詞顯然很適合我。」
在中國，鋼琴家陳薩也面對過這樣的偏見。前年，焦元溥和陳薩在一家書店進行對談的時候，有一位男性觀眾提問：「女演奏家在技巧和力量上，相較於男演奏家，會不會有一些局限？」他想知道，是否女性會更加擅長細膩的音樂，而難以處理那些力度很強、激情澎湃的音樂。當時，陳薩這樣回應這種普遍的誤解，她說，演奏家之間的差別，並不是絕對分貝的區別，而是在自己的空間和體系裡如何去調配情感、音量的不同層次和對比。焦元溥則表示：「彈鋼琴，真的不需要用120公斤的力氣去砸那個琴鍵，彈鋼琴大聲小聲是有方法，有技巧的。」
在他看來，聽眾對女性音樂家的種種刻板印象，在實際中並不成立。在這次採訪中，焦元溥告訴界面文化，如果要討論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是盲測：如果多數聽眾能只靠聽覺，就辨認出演出者的性別，那就表示性別的確有影響。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成立」，「有粗枝大葉的女性，也有敏銳用心的男性，鋼琴也不是靠蠻力就可駕馭的樂器。」
墨鏡、肥魚和殘渣：古典音樂界為什麼對話題趨之若鶩？
「為什麼總是要問你服裝這件事？這是對女性音樂家的重視還是偏見，或兩者都是？」這是焦元溥對王羽佳提出的問題。王羽佳愛在演奏時穿性感露背高開衩的長裙或短到不能再短的緊身裙，也因此常常遭到批評。就在上個月，王羽佳還因為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辦鋼琴獨奏會戴著墨鏡演奏而引發非議。
王羽佳
在對王羽佳進行訪談時，焦元溥提到，現在的古典音樂界越來越注重話題，但討論的多半和音樂沒有關係。王羽佳也承認，今天，古典音樂界很喜歡噱頭，討論某某和誰在哪裡演奏，有多少人觀看，但是卻很少進一步探究演出質量的高低。王羽佳說，「如果大家心思都不在音樂上，長此以往，對整個樂界勢必造成嚴重傷害。」
注重話題、噱頭勝過重視音樂本身，這個現象為何產生？在《遊藝黑白》裡，不少接受訪談的音樂家指出，今天的聽眾音樂教育不足，遠離了深刻和嚴肅的音樂。德國鋼琴家弗格特（Lars Vogt）看到，「前幾代人擁有的文化背景和深度如今正在快速消失。」他稱，過去人們都能知道莫扎特、貝多芬的重要作品，但今天的年輕人卻對此一無所知。羅馬尼亞鋼琴家帕拉斯基維斯科（Théodore Paraskivesco）則認為，這些情況是隨著全球化而來的，是膚淺庸俗的快餐文化的體現。在他看來，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接受嚴肅深刻的事物，不願在生活中學習。許多人聽古典音樂，只願意聽通俗的二流作品和通俗的旋律，卻不肯深入認識貝多芬的精神，這樣的聽眾品味對不少音樂家產生了影響。喬治亞鋼琴家薇莎拉茲（Elisso Virsaladze）表示：「為了賺錢，許多鋼琴家降低水平以迎合多數人的口味。」她意識到，現在古典音樂越來越往流行化、商業化走，音樂詮釋的品味正在崩解，導致許多年輕鋼琴家的演奏越來越暴力和機械化，只知道一味地敲擊，追求音量和速度。
焦元溥告訴界面文化，現在很多音樂家的心思都不在音樂上，這既是公眾音樂教育不足產生的問題，也和行業內部出現的唱片市場崩垮、演出活動被大經紀公司把持等因素有關。「問題始終存在，之所以變得嚴重，時間點或許要從唱片銷量大幅下跌開始算起。」
20世紀90年代初，唱片銷量大幅下跌，唱片工業逐漸失去了自主性，從以往由喜愛音樂的商人投資、交由音樂家經營的品牌，淪為了大公司組織下面的一小部分，被掌握在少數以重畫版圖為樂的跨國集團手中。而越是小眾的東西，越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誰殺了古典音樂》一書中，萊布雷希特指出，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張古典音樂的錄音，不論藝術價值如何，只要每年賣不出1000張，就會被電腦刪除。任何造成過短暫流行的東西都會被奉為經典，真正的經典則被視為老掉牙的東西。在市場的旋渦裡，古典音樂被商業的利益挾持了。
今天，由於觀眾的出走、贊助的流失，大師和經紀人不得不抓緊手中稀少的金源，拼命趕場巡迴，不斷用大型作品轟炸消費者。如萊布雷希特所言，「當音樂的生命被壓榨殆盡，留下的將是屈指可數的幾條油膩肥魚。」音樂經紀人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對音樂家進行長期的培養，他們要麼想辦法籤下看到的所有音樂家，要麼就是供奉著兩三個大明星。薇莎拉茲在《遊藝黑白》中說到，很多音樂經紀人只是商人，他們剝削音樂家，「像擠檸檬一樣把音樂家榨成汁，但得到果汁後，他們可不管音樂家是否已經變成渣滓。」
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藝術成就既不是觀眾關注的目標，也不再是很多經紀人關心的內容，很多音樂家受此影響，追求的也不再是音樂，而是名利。然而，正如王羽佳追問的那樣，「大家都希望自己受歡迎，但究竟是為何受歡迎？如果音樂家不是靠演奏受歡迎，那麼如此的受歡迎究竟有什麼意義？」
《遊藝黑白：世界鋼琴家訪談錄》焦元溥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10
除了「賣弄東方風情」，亞洲音樂家還能幹什麼？
今天，亞洲音樂家越來越成為古典音樂支柱，很多音樂經紀公司已由亞洲人主導，從音樂學院到市場，都在漸漸成為亞洲人的天下。不過，流行化、商業化的古典音樂演奏在亞洲也比比皆是。林肯中心首位華裔女性藝術總監吳菡在接受焦元溥的訪談時提及，在亞洲，有很多古典音樂會，但是很多人演奏得很快很大聲，音樂會很「刺激」，但是聽完之後會覺得空虛。她甚至直言：「如果把古典音樂當成娛樂，音樂會當成馬戲團或特技表演，這在亞洲確實流行；如果把古典音樂當成藝術，不可或缺的靈魂食糧，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很遺憾亞洲還沒有充分認知到這一點。」
《遊藝黑白》中，焦元溥也討論了浮躁現象在亞洲鋼琴家身上的一種體現——一些年輕音樂家「賣弄東方風情為尚」的現象。他向界面文化解釋說：「東方美學比較簡單的比喻，可能是餐飲。許多在歐美的中國菜餐館，好像不用醬油或顏色怪異的糖醋醬，就不會做菜。烹調出來的成品，目的不在展現中國菜色的美學，而在討好食客的（偽）東方想像。這種討好，就是自欺欺人的賣弄東方風情。」
「藝術騙不了人，一切都必須自然而然，如果只是為了加入東方美學而加入，成果終究是假的。」焦元溥這樣說。他訪談的鋼琴家殷承宗看到，這種情況的背後有其現實基礎。以中國為例，現在的條件比過去好很多，許多孩子的技術訓練早且紮實。但是現在難以學到的是生活經驗和文化深度。殷承宗說，他在很多移民身上看到，許多學生從小到美國，整天只知道練琴、比賽，結果中國文化沒有學到，西方文化也沒有學到，這樣不可能成為好的音樂家。
在加拿大籍越南鋼琴家鄧泰山眼中，賣弄東方風情、譁眾取寵的音樂家是把音樂當成了娛樂和商品，而非藝術，但他也看到，「認真的亞洲藝術家仍不在少數。只要保持耐心，追求深刻藝術而非舞臺掌聲，東方音樂家定能得到世人的喜愛與敬重。」
作為一個正面的例子，傅聰以從中國文化理解西方音樂著稱，他在《傅聰：望七了》一書當中，就將兩者融會貫通，例如，他會把莫扎特與曹雪芹作比較：「莫扎特的偉大，在於他對人的理解。他又是曹雪芹，又是孫悟空。他有一顆藝術家的心靈，又象菩薩那樣大慈大悲，對所有人都能體會他們的辛酸。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所有大大小小人物，都以博大的同情心來刻畫。莫扎特歌劇為什麼偉大，他對人的心靈體貼入微，又不譴責，歌劇中最平凡的人和最愚蠢的人的音樂都美得不得了。」
傅聰
在很多其他音樂家眼中，傅聰了不起的地方，正是他對西方音樂的深刻了解和對東方觀點的深刻認識。「如果鋼琴家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夠深，卻以此到處解釋西方音樂，這就是招搖撞騙。但即使對中國文化研究夠深，如果在詮釋西方作品的時候沒有想到中國文化和美學，也不要刻意比附解釋，不然就不誠實。只有在真正有共通的地方，才會以東方觀點詮釋。」美籍華裔鋼琴家安寧說，「東西方文化並非沒有共同點，鋼琴家也可以從東方文化（角度）找到詮釋西方音樂的靈感或方法，但前提是鋼琴家要看得夠深刻，也必須誠實。」
對於採訪的幾乎每一位亞洲鋼琴家，焦元溥都會拋出「對東方人學習西方古典音樂有何建議」的疑問。「古典音樂早已在東方人的生活之中，不是『西方』古典音樂了。現在又是網絡時代，只要手機一按，什麼音樂都能聽到。」鋼琴家李嘉齡認為，古典音樂經過幾百年的時間，經過跨領域、跨國界、跨種族的人們的奉獻，積累了非凡的深度和廣度，這和發展本土文化藝術並沒有衝突。鄧泰山則看到，東方對西方的了解遠比西方對東方要多，「如果能夠深入自己的文化並且謙虛學習，我相信我們能更深刻地表現西方音樂。」
「我個人的結論是，想要學好西方音樂，東方音樂家必須要了解西方音樂背後的文化，也要理解自己背後的東方文化。」焦元溥告訴界面文化，他希望亞洲能夠出更多偉大的音樂藝術家，至少是踏實本分的音樂家。在他眼裡，能夠持久走下去的鋼琴家，是那些面對音樂永遠把自己當學生，終身認真學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