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從1993年創辦中國第一家拍賣行開始，陳東升和他的嘉德拍賣就成為中國藝術界最重要的力量，2016年，他以16.25億人民幣控制13.52%的股份成為蘇富比單一最大股東。他的做事初衷並非財富，而是來自一個特殊時代特殊群體曾擁有的改革夢。
文｜季藝
編輯｜王晶晶
攝影｜高遠
視頻｜王瑾 趙梓燕 侯鑫強
《人物》2016「年度面孔」
獲選人物視頻合集
《人物》記者和他的員工一起等在泰康集團位於昌平商學院的展覽廳中，這位企業家到了年末非常繁忙，他剛剛從國外回來，就來到這裡和他的高管連續多日進行密集會議，聆聽他們的工作總結，明年報告。快了，快了，陳董開始講話了。在等待了一個小時之後，他的工作人員忽然盯著微信說。
陳東升到來時健步如飛，他的下屬飛快地追逐在他的身後，一進房間，沒有任何多餘寒暄，他盯著著攝影師直接問，你要我怎麼樣？站在這兒嗎？好！隨後開始飛快滿足各種拍攝要求。
下決心做拍賣
兩年前，陳東升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主動提起自己遇到的一個尖銳問題：很多人認為「92派」企業家帶有原罪。在中國，「92派」指的是響應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號召，第一批下海從商的體制內年輕官員，和潘石屹、馮侖一併，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職的陳東升是其中代表。因從體制走出，他們的成功也常被認為是享受了體制的特權。
聽到這種說法，陳東升的第一反應是不被理解，「他們根本不了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創業的時候，我們想行賄我們哪有錢呢？那時候連行賄的概念都沒有。」面對記者，他曾這樣說。
理解那個環境需要回到25年前鄧小平南巡，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發表講話，決定把精英力量從政治改革轉向經濟發展，大批政府機關、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到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
著名宏觀經濟學家胡釋之曾對這輪下海潮評價很高，他認為這讓曾經的官員從一個分配別人財富者變為創造財富者。他們了解體制，因此知道怎麼通過商業手段改進體制，比起單純因財富下海的民間商人，在財富之外，深受1980年代改革精神和國家主義影響的他們，即便在商人群體中，也擁有明顯更高的志向和推動改革的動力，這都使這批企業家具有特殊意義。
陳東升認同這些觀點，在他印象中，之所以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這些，是因為那時和今天已經是兩個世界。當時整個國家很單純，信念信仰沒被市場化衝擊，是傳統的公有制社會，有很強價值觀支撐，相當有理想主義色彩，「那個時候很強的概念就是為國家，能夠促進國家改革是最大滿足，因為那個時候沒有經濟的概念，下海不是為發財，覺得改革開放了要做件有意義的事情。」他回憶。
陳東升出生在湖北天門小縣城一個普通家庭，在武漢大學就讀時，就被當時從美蘇留學回來的教授吸引，自發周末無休，去各個著名教授家中請求輔導，那時，他好奇自己比其他人更容易產生熱情，「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來自於哪裡」，但顯然，他的性格符合1980年代的時代選擇，一種開放活躍點燃一切的大環境極易為這種性格提供能量。
那時受愛國主義教育的知識精英以把發達國家先進模式帶到祖國作為奮鬥動力。1983年，從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的陳東升選擇進入體制，他的第一個職位又處於當時時代能量的最強處——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國家貿易研究所發達國家研究室。
出國考察，為祖國去世界各先進國家尋找改革模式是那時陳東升和同期年輕人工作的重要內容。發達國家的先進模式給年輕的他們留下很深印象，陳東升用「視野開闊了」評價那段經歷，從一個發展中國家一下子到了發達國家，「看到最新鮮的東西覺得很刺激」，這時就會想「我們能不能再搬到中國來」，一種天生的理想主義被這一契機點燃了。他的同輩人張文中因去美加考察看到倉儲式零售受到鼓舞，回國創建物美集團。而把哈爾濱亞布力從一個滑雪場一直發展到中國最高端的企業家論壇之一，也來自於他的校友、當時在國務院研究室擔任重要職位的盧建從加拿大回來受到的啟發。
1993年，嘉德拍賣的創立正是迸發於這種激情中。那源於1980年代末，《新聞聯播》最後5分鐘裡常能見到外國拍賣現場的畫面，「一輩子都忘不了」，陳東升說。
電視裡的拍賣行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一個古老建築，地方小小的，一個文質彬彬、打著領結、五十開外的長者站在高高的拍賣臺上，俯視著拍賣大廳裡坐著的那些雍容華貴的男男女女，指點江山。「西方上流社會的一種高雅遊戲是那麼遙遠，那麼的神秘，那麼的高貴，那麼的刺激，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還沒有擺脫革命的國家，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那樣的電視畫面裡的情境反差太大，相離甚遠……但就是因為太強烈的對比敲開了一個年輕人超級的好奇心，一種原始的衝動埋藏在我的心裡。」在他的自傳，《一錘定音——我與嘉德二十年》裡，陳東升如此回憶。
建立起他對拍賣深刻情感的還有電視裡正在拍賣的那幅梵谷的畫，畫最後被日本安田火災保險購買，人們絡繹不絕去參觀。後來陳東升在臺灣見到當地經濟日報社社長，對方說他們做了一個梵谷展覽，去借過這幅畫，但沒借出來，因為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後，畫被抵押不能外借。
在陳東升看來，這幅畫完整演繹出的是一個世界經濟變遷的神話。在他從事藝術品收藏後，這種宏大情結也常體現在他的收藏風格中。他喜歡以史為維度收藏，比起美學，更喜歡和他人講這些藝術品背後的歷史故事，他開拓了一種要把能準確反映一段歷史，或能把在某段歷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收入囊中的獨特收藏風格，和大部分僅僅圍繞著單個藝術家進行收藏的藏家不同，是真正的大手筆。
拍賣行如此有吸引力，符合陳東升的追求。1992年，當國家體改委頒布《有限責任公司管理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規範意見》後，35歲的陳東升決意創辦嘉德拍賣。決定的瞬間也來自眾人激將，當時由陳東升的導師、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帶隊，陳東升和他的校友在武漢出差，晚上吃飯聊天時，大家感慨鄧小平南巡後改革形勢令人激動，每個人都很興奮，陳東升講工業博物館，又講拍賣行，「他們用激將法，說東升你的點子太多，你只要抓一個做成功我們都服你，我說行！」陳東升回憶，於是下決心做拍賣，「真的下定決心」，他強調。
要做中國第一個拍賣行，拿到批文是最難的部分。拍賣行是個好點子，他要辦拍賣行的消息在文化部上下傳開，當時部裡有自己的中國文化藝術總公司，做財務處長的負責人和陳東升年紀相當，聽了也想辦。
「看來得自己出馬闖關了」，他說。怎麼闖？他懂得人心和警示同樣重要。他先說服當時文化部市場司司長，一起約見負責人，稱讚他文化部的公司什麼業務都能做，是部裡的能人，請求他不要和什麼都沒有的自己搶生意，再讓司長報給文化部部長，提醒負責人拍賣行要是賣了假畫會引起法律官司，對文化部和個人仕途皆風險很大，負責人最終退縮。
比金錢更高的追求
本土拍賣行裡，嘉德以規範著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佳士得工作人員認為僅僅成立23年的嘉德，是少有能做到和境外老牌拍賣行一樣專業、誠信的拍賣公司，令他們尊敬。
中國拍賣行歷來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琉璃廠古玩行延續下來的江湖制，交友、講義氣、靈活機動，更適合中國長期以來的土壤，但有時會「以為可以維護市場的好心，侵蝕到徒有形象卻喪失信用的地步」，陳東升說。而嘉德則一開始走的就是更稀少，也更艱難的國際化、公司制，現代企業結構和專家路線，就賺佣金，賺該賺的錢。
最初幫助陳東升找到這條規範之路的是世界最老牌的拍賣行之一蘇富比。1993年分管蘇富比家具拍賣的梅森到訪北京。「一定要公正」，陳東升至今記得梅森這麼告訴自己，「拍賣行是高度的信譽壟斷行業」，「要欺騙了別人，人家遲早會知道，知道了，就不舒服，就會離開你」。
陳東升很自豪嘉德到今天只做中間商，只賺佣金，堅持對經手的藝術品不買不賣，公平對待每一個客戶；不像很多拍賣行為了做業績、搞關係，允許賣家自己舉牌，抬高炒作自己作品的價格。
這讓很多客人不願選擇嘉德，覺得「嘉德在恪守原則的同時，有時容易讓人覺得太古板，會傷害客人，現在有些大客戶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提出很多苛刻要求，很多拍賣行堅持不了原則」。「嘉德太規矩了，有時客人不喜歡，覺得我們缺乏親情和江湖氣。」陳東升說。
不討好為什麼還要做？是因為有比賺眼前的錢更宏大的目標。讓陳東升和嘉德能有這樣的目標和決心離不開時代大環境的底色。
除了文化部，在創業之初，還有一件更難的事情等待著他。
拍賣行一定會有文物交易，他還需拿到國家文物局的批准。但當時，《文物保護法》明確規定文物不準私自買賣，這一行為是違法的。
當年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叫張德勤，正是這位官員冒著極大政治風險支持了他，陳東升用「敬佩」和「敬仰」形容對他的感情。
《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不準私自買賣，為什麼要支持一個違反法律規定的事？黨組會上，張德勤被直接質疑是不是有嘉德的股份，張德勤很生氣，「說我要是在嘉德有股份就不會這麼理直氣壯地支持它」，陳東升回憶。
能讓一個官員冒這麼大風險和人情與利益無關，僅僅是在那樣一個時代對於改革的信仰和渴求。
那時文物局正面臨重大改革難題。國家直屬文物商店曾是唯一可以出售文物的地方，目的是出口創匯，1980年代初，「文革」抄家遺留的幾百萬件古董在商店售賣，按照一件一元的價格。但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公司在香港成立後，這些文物都賣得不錯，民間開始意識到文物的價值，徵集工作越來越困難。1993年全國各行各業都在改革，為了改變這一僵局，張德勤押寶陳東升。
「那是一個思變的時代，我們處在改革的時代洪流中，全國上下，各個行業從政府領導到個人都對改革充滿激情，張局長更是對全國文物商店系統陳舊落後的狀況如何轉型、如何找到變革之路充滿了責任感，他說，文物的流通，文物市場也是文物保護的一部分，拍賣是為了保護文物的流通、利用，收藏也是一種保護，不是流失。」「這在過去是沒有的」，陳東升回憶，「於是，嘉德成了他尋找變革之路的一塊試驗田」。
高度規範的自我意識正是來自這種期待，和其他拍賣行往往有個一呼百應的老大式人物不同，陳東升在一開始就嚴格按照板塊劃分嘉德，每個板塊都由專家負責，做到了真正以專業，而不是江湖人情管理企業。
陳東升本著為一個行業制定規則、打好基礎的改革官員式自我要求做事，「大到制度建立和行業規則，小到一個表格，一單數據」，「創造了行業裡無數宏觀和微觀的第一」。
雖然執行規則會影響大客戶的感受，但他真正在意的不是眼前的一單生意，而是行業發展。
拍賣師是最能反映他情懷的部分。嘉德成立後，陳東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打廣告，想找那種形象好、聲音吸引人、懂英文的中國人擔任拍賣師，但來應聘的都是從英國回來的年輕留學生，陽光燦爛，很自信，他不要，「因為我們都有一種大國情懷，把拍賣上升到一種民族主義的高度」，陳東升說。他認為能代表這種情懷的應該是「成熟優雅的紳士形象」。
在這種情懷驅動下，對規則一步步強健有力締造、執行的結果是，陳東升以嘉德的實踐為改革提供了明確無誤的樣本，他的每一步幾乎都是可以參照和可以實行的，這讓嘉德發展到哪兒，相應的行業法規也可以跟隨建立到哪兒，「文化部制定拍賣行業的行業標準就是委託嘉德制定的」，陳東升驕傲地說。
他記得舊體制為扼殺這些衝在前面的體制外拍賣公司，常給北京市文物局打電話，要求不要批嘉德拍賣，持續造謠張德勤在裡面有利益，「我越是把我的政治資本押在一項改革的事業上，冒著很大的風險，我越是要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我身上有一點汙點我也不敢幹這個事，我知道他們到了氣急敗壞之後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踏實的很。」張德勤說。
30年前的北京，中國企業大亨陳東升無意間被電視中瞥見的歐洲拍賣行的富麗情景所吸引。當時的1987年，梵谷的《向日葵》以3990萬美金的價格在倫敦售出，藝術與財富的融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電視上的拍賣畫面距離我的生活似乎很遠，」陳先生在傳記中寫道。 「西方上流社會高貴、典雅，中國這樣尚未擺脫經濟落後的國度和電視上的相距甚遠。」但現在，陳東升已成為蘇富比這個他長期模仿對象未來的主要參與者。不論他還是中國都已經在藝術商業領域崛起，成為業內的重要力量。
陳東升是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7月27日消息顯示，在連續數次增持後，他所在的企業泰康人壽所持蘇富比股份達13.52％，成為了蘇富比最大的股東。
「這是市場全球化最為明顯的標誌，」據紐約彼得雷烏斯集團旗下的藝術市場顧問託馬斯·加爾布雷思介紹說。
陳東升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藝術品和古董文物市場的重要參與者。他是泰康的最大股東，並於1993年創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我想創造中國的蘇富比，我希望再造中國的貴族文化」，兩年前他在中國的一家報紙採訪中表示。當前，關於蘇富比的問題他尚未發表公開評論。
儘管心懷高端文化的志向，現年58歲的陳東升在共產黨貴族中地位並不算顯赫。其父親是解放軍戰士，其妻孔東梅是毛澤東的外孫女。他把拍賣比作保護中國文化遺產的愛國事業，同時，他也很支持當代藝術，一直是市場力量的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