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王月的人生轉折點？是近三十年前告別講臺，從落基山上翻滾下來的那場車禍，還是悄然進入2.0時代的太平洋聯盟？
半個月前，王月給太平洋聯盟的全體員工開了一次視頻會議，他給大家講了《三生三世十裡桃花》、村上春樹和當下最火的《朗讀者》。採訪過程中，他描述傾聽者的驚訝時，露出惡作劇成功般得意的笑。「大家可能以為我要講公司策略吧。」這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他可以跟90後打成一片，在KTV裡大唱吳亦凡，也敢在臺下打斷老闆說話，炒掉老闆的恩人，你以為別人說他「沒大沒小」是真，但他又在任何時候提及老闆杜廈時，加上「老師」的後綴，充滿上一個時代「尊師重道」的烙印；他說自己太樂觀，恐怕是世界上最不會得抑鬱症的人，但聊起父親、電影甚至《朗讀者》時，卻幾度紅了眼眶； 他所運作的是一家被視為行業「攪局者」、質疑不少的公司，但他卻不願在商人這個定義上，放棄文化這個如今似乎已不再重要的前綴。至於那場仿佛過於隨性的視頻會議，他的解答卻充滿了理性：「公司政策和銷售動力我不用講，人人都懂，但大部分員工都背井離鄉，每個人都有鄉愁和離愁，驅動大家努力的除了金錢，還該有快樂和在社會上生存的價值。我希望，他們看得到自己成長路上最核心、最關鍵的東西。那兩小時鴉雀無聲，我心裡特別滿足。」 面對這樣一段話時，你不難想像，他曾經有一段「破滅」的人生「夢想」——在大學裡當最受歡迎的老師。
我常開玩笑說，自己唯一的人生理想是被杜廈破壞掉的。我一直想在大學教書，當時我正在給88級講微觀經濟學，上著課，他在外面敲窗戶。他說，有個機會，咱們可以離開學校。我說還上著課呢。他說，找人替不就得了，我給他幾百塊錢。當年我工資才108塊。就這樣稀裡糊塗的，我跟著他去了深圳。第一個項目就是幫李寧做告別體壇的活動，杜廈是總策劃人，我是秘書長。從那天起，我再沒回過學校，也再也沒有什麼理想。
杜廈對我來說是師友兄，就是這個順序。當年我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一年級，他是數量經濟學老師。我至今記得1983年自己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排隊吃飯，金巖石（著名經濟學家）站在我後面，再後面就是杜廈。金巖石對我說：「王月，新來了一個杜老師。」雖然後來我只選修過他的課，但老師這個稱呼一直叫到今天。因為杜老師，我的大學教書夢破滅了，也因為他，我沒走上從政的另一條路。當時中組部和教育部的高層到學校來選拔培養青年幹部，一共選上四個人，如今其中三位分別擔任了南開大學黨委書記、遼財黨委書記和天津市委黨校黨委書記，只有我沒去。原因？杜老師說，你不適合從政。除他之外，還有我非常尊重的研究生導師楊敬年先生也說我不行。他跟我說，做官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你這性格坐不住。人生到現在，我覺得老師們說得對。
工作是工作，人情是人情。連老闆的救命恩人我都炒過，沒什麼可怕的。那還是在家世界，我當老總，生產部一個部門的經理是杜老師中學時的救命恩人，當年他是黑五類，另一撥紅五類的紅衛兵把他圍在教室裡打，全靠當時的同班同學、鐵哥們兒把他救出來。這個人的人品沒問題，但高中畢業就沒再讀過書，有點倚老賣老。後來他擅離崗位的事情太多了，部門又出了很多問題。我只能讓他去人力資源部，他不服，直接找到杜老師辦公室，說王月把我開除了你知道嗎？杜老師聽完原因然後說，那你只能走了。他給老同學講了個例子：和平時代，不管風霜雨雪，營房站崗的軍人都端著槍一動不動地站著，雖然毫無必要，他完全可以坐在旁邊崗樓裡叼著煙看著門縫兒就把工作幹了。但這就是不行，因為這叫擅離崗位，軍法不容。
經商成功不成功是一回事，但讀過書和不讀書的人區別是很大的，不論有錢沒錢。前一段我看《朗讀者》，作家麥家寫給兒子的信裡有這樣一句——當你想家的時候，就拿起手邊的書來看看，因為讀書就是回家。感同身受，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儒商，是真的愛讀書的人。每天睡覺前都會讀幾頁，哪怕喝醉了也會裝模作樣翻幾頁。有時給員工講話，我不用稿子也能講兩個小時，很多旁徵博引的東西，不讀書是不可能記下來的。因為讀書，我從不罵街、不訓斥、不會像土豪一樣炫耀自己的金項鍊或者金戒指。我覺得讀書這件事才真的值得驕傲。
我以前從沒想過自己會做高爾夫，可能杜廈當時也沒想過。如果不是他喜歡這項運動，如果不是他賣掉所有項目時留下了楊柳青球場，可能就不會有太平洋聯盟的出現。離開家世界後，我去做東方家園和百安居，也被人說是家居界的第一CEO，經濟上沒什麼壓力。但2010年，杜廈做了心臟搭橋的大手術，我去加拿大看他。他對我說，都這把年紀了，別再給別人打工了。如果想幹，兩件事可以成為方向：一個是做中國最大的農貿市場，另一個就是高爾夫，我去買球場，你負責賣會籍。我考察了一圈農貿市場，覺得還是高爾夫可行。現在想想，當時真是無知者無畏，我們已經錯過了全球市場最熱的高爾夫高速發展時期，錯過了最好的市場環境，如果自己一直是這個行業的從業者，恐怕不會選擇這條道路。
在重資產的配置上，我們走過彎路。目前國外自營球場除了一家，其他全賣掉了，因為虧損。當初買海外球場，是市場調研不夠充分，希望把中國球友的重心帶到海外去。後來在銷售中發現，國內買卡的人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在乎的是國內的球場能打多少，我在國外多少家球場能享受同樣的待遇，至於球場是不是太平洋聯盟的，區別不大。當時我們還有一個想法，想在國外打造一個同樣的跨區域產品，把這個產品賣給美國人，讓美國人憑太平洋聯盟的卡到全世界打球，但想法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個產品在美國幾乎無人問津，讓我們自有球場存在的意義更小了。國內情況則不太一樣，我們提出過一個京津兩地6個俱樂部10個18洞的想法和策劃，雖然因為政策原因未能按照預定的時間實現改造，但也因此成為了稀缺資源，對我們的國際會籍銷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畢竟重資產，尤其是27人的改造，讓太平洋聯盟更被市場和行業信任。
從改造起，27人俱樂部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一座世界水準的錦標賽級球場。我和杜老師幾乎走遍了全球最好的三四百座球場，包括國內最有名的佘山和山欽灣，我們就不認為中國有高水準的世界級高爾夫賽場。比爾·庫爾設計的山欽灣靠的是天然的風光和地勢，只用了十幾萬土方。27人完全不同，它是在一片柳樹林的平地上靠7萬土方人工打造出來的，可以說是用錢堆起來的。27個果嶺下全是Sub Air的空調系統，這不是為了炫耀，確實是為了通風。整個球場的建造工程，連球車道的建造用的都是美國施工方帶來的墨西哥人，所有的管道沒有一根一寸是國產。不心疼錢？施工期間老外當著我們的面用了國產和進口兩種水管做試驗，一進水，進口的嚴絲合縫，國產的開始滴滴答答漏水。我們面面相覷只能買帳。此外，因為有為大賽而造的初衷，我們肯定不會放棄舉辦國際比賽。
我不認為純粹的會員制在中國行得通，甚至在全球範圍內可能都值得探討。當一個俱樂部成為少數人不求收益的玩物時，或許可以，但作為一個企業，我覺得用過於神秘的方式去經營一個高爾夫俱樂部很難成功。27人俱樂部的經營入不敷出，畢竟，2900塊的會員嘉賓費太高了，就算會員價便宜，你請三個朋友打一場球花1萬塊，這價格太難讓人接受了。這和球場過去的會員結構比較複雜有關，也和球場所處的位置有一定關係。最近，我建議球會做一些調整，給我們的8000多名國際卡會員提供一些權益，比如過生日的時候可以帶自己的朋友來打球，價格更能接受一點，俱樂部這裡可以增加一些打球的人數和收入，減少一些虧損。另一方面，這也可以強化我們國際卡會員的一些權益，讓他們更覺得自己是太平洋聯盟球場的主人。
資本運作是必須的，因為只有資本才能讓你擁有足夠的規模。從我們最初構想的紐約上市，再到後來嘗試過的新三板，一路遇到各種障礙。在國內，我們面臨一個很令人困擾的問題：在我們之前沒有先例，太平洋聯盟到底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如果是以國際卡會籍銷售為主體，那麼它會不會有天花板呢？我們找過國內最有名的審計公司，但最終還是繞不清楚這個問題。不過，天花板在目前看來還是個偽命題。第一，再怎麼低谷再怎麼有水分，中國的核心高爾夫人口總有10萬人吧，我們現在的國際會員銷售了8000多張，還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第二，一旦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會員人群，我們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甚至全世界最大的訂場、電子商城和高爾夫旅遊公司。更何況，我們還正在向國外拓展。
太平洋聯盟走到今天，最大的挫敗是兩年前的北京球場老會員風波，當時幾家俱樂部的老會員認為我們對球場的收購侵佔了他們的利益，和我們的管理層起了直接的矛盾衝突。回想起來，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造成的。當時的管理層在球場總經理的選擇上出了一些問題，讓公關型的人才去做總經理，首先就不合適，再加上我們派駐的總經理一上任就採用公告的方式調整了會員打球的價格，主動激化了矛盾。天安的老會員當時投訴訂不到開球時間，球場塞車嚴重，我一連打了三場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後來，我們退掉帶頭會員的卡，其他會員也就不再鬧事了。後來為什麼沒有老會員再鬧事？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們把球場管理得更好了，而且還有機會享受一些太平洋聯盟帶來的規模效益，對產品的質疑解決了。
我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政策的回暖，讓球場改造的工程有機會進行。在規劃中，北京天安假日高爾夫俱樂部會成為總統俱樂部，改造費用一定不比27人俱樂部的7000萬美元低，老虎已經籤約，設計方案也通過了雙方同意，改造後的太平洋聯盟總統俱樂部一定會成為中國最頂尖的錦標賽球場之一。
過去一年，我們最成功的策略就是海南計劃。從今年1月1日開始的50天，我們賣了800多張卡，大年初一的海南島上都有人買卡。以前這個時間銷售們都放假了，但今年不少孩子們都沒回家，一是機票太貴，二是在海南玩，沒想到這麼多人上島，孩子們都忙瘋了，拼命賣卡。為什麼？當別人在最旺季的海南花2000塊打球時，我們的會員依然只要60美元。覺得過度補貼？這麼說吧，三亞最貴的球場我們一年的補貼不超過3000萬元，但2016年我們的會員證銷售達到了2700張，平均14萬元人民幣一張，總銷售額是3.78億元，扣除人工和佣金，毛利率非常高。在這個大前提下，補貼三五千萬元算什麼？這個商業模式是永遠存在的。
我們的商業模式會不會有問題？肯定會有，如果有一天沒人買我們的卡，它就會出現問題，但我還是認為，這個問題幾乎不會發生。先不提中國大陸現在像滾雪球一樣增加的會員數量，我們還有巨大的韓國市場，未來可能還會有日本和中國臺灣。韓國打球人口超過500萬人，因為模擬器的火爆，還有大量的年輕人加入高爾夫用戶的行列，所以，如果能佔據這個市場的一定份額，一定會打破天花板。根據過去的失敗經驗，我們不會在韓國選擇合作夥伴，全部團隊都自己搭建。這個農曆年我是在韓國過的，就是為了組團隊，很幸運，我找到了很多能在兩種文化中自由跨界的年輕人。過幾個月，我會邀請韓國高爾夫產業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群來參加我們的大型活動，邀請他們來看中國的球場，我們甚至考慮在韓國收購一定重資產，增加在新市場上的可信度。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撬動更大的市場，突破傳說中的天花板。
2016年我一共打了50多場球，考慮到我是一個左手握力只有右手十分之一的「殘疾人」，這個數字還挺值得驕傲的。雖然到現在球打得不怎麼樣，但我真的樂在其中，也有很多朋友喜歡和我一起打，高爾夫就像微信朋友圈一樣，讓我有了屬於自己的小圈子。在我看來，高爾夫是很磨練性格的一項運動，欲速則不達，你需要做好自己的情緒管理。現在，高爾夫是我最大的鍛鍊方式，我很少坐車，18洞儘量走著打完。
生死線上走一回，你的人生觀就會有所改變。2005年5月，我在加拿大出過一場車禍。時值清晨，洛基山零上三四度，路面有薄薄的雪。可能有點困，山路上一個右轉彎，我沒轉過去，一腳急剎，車就翻下山了。感覺有20層樓那麼高，耳朵流血不止，胳膊摔斷了，一動不能動。沒人發現我，手機也沒有信號，在車裡感受著寒冷和鮮血流下來時，我想，也許自己這條命就這樣交待了。對生命徹底絕望時，一對加拿大老夫妻開著車經過發現了我，把我送去了幾十英裡外的醫院。加拿大全部四家醫院都不敢動這個手術，後來我回到洛杉磯做了手術，全麻6小時，撿出來一小盤骨頭渣，整個肘關節靠7個合金釘連著。當時醫生跟我說，將來你的胳膊能舉到嘴邊正常吃飯，就算手術成功。結果？我現在一年能打幾十場高爾夫，醫生四處講學時用的都是我打球的照片。我本來就是一個樂觀的人，經歷過那一場車禍後，我好像活明白了。當年摔死了，不就什麼都沒有了？這麼一想，人生還有什麼想不開的？
有人說性情中人都愛喝酒，我喝酒的原因其實和父親有關。我父親王禾是少年兒童文學作家，文革期間，他被扣上了反革命作家的帽子，被送去勞教。我媽怕他想不開，就勸他：「喝點酒吧，喝點就能睡了。」他就這樣開始喝酒了。我七八歲時跟他一起在農村，常幫他去買酒，農村賣酒是拿輸液用的酒瓶子打散酒，賣酒的老大爺一漏鬥下去，瓶子滿了橡皮塞蓋不住，老大爺就說：「你喝一口，不就能蓋上了嗎？」從那一口酒開始，我們父子倆成了一對沒有代溝的好酒友。父親是個很特別的人，那個年代我們就彼此直呼其名，可以從晚上7點吃飯開始喝到早上7點，聊文學聊歷史聊生活裡發生的一切。我人生中的所有努力-考大學、考研究生和工作，好像都是為了他。為了和父親坐一起，對著酒杯，分享自己所有的收穫和喜怒哀樂，當年我在家世界工作時，常帶著朋友在火車上站13個小時，回丹東和父親喝酒。到今年，我父親去世剛好二十年，他離開時，我忽然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想做了，當失去努力的源頭時，努力還有什麼意義？當時我是家世界的副董事長、家居的CEO，跟杜廈辭職時，從來不喝酒的他陪我喝了四瓶啤酒。他說，你可以休息一段時間，想做什麼做什麼，回來再說。但我最終還是決定離開一段時間。除了父親之外，我後來再沒有碰到過這樣一個人，可以很深刻地去交換心底所有最深處的東西，可以讓我毫無保留地去分享自己所有的收穫和失去，所有的喜怒哀樂。
夢想？我做夢的時代早就結束了。現在，我特別滿足自己在做的這件事，而且樂在其中。你看，打高爾夫就是我的工作，這對多少人來說簡直就是美夢。我可以一年打幾十場球，如果想去的話，可以去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這個愛好讓我可以和任何人成為朋友，可以一起去玩，這不就是夢想嗎？
圖/張曉磊（萬象凱旋）
©Golf Digest Chi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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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一半是商人，一半是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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