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恥》是一部BBC拍攝的紀錄片,伊藤詩織在片中揭露了日本職場,乃至社會的「恥辱」。該案發生在2015年,受害方伊藤詩織在遭到侵害後投訴無門,檢方不予立案,甚至連民眾都在譴責她不知廉恥,但伊藤詩織沒有屈服,2018年6月通過電影《日本之恥》親自講述的這段經歷震驚了世界,終於在19年的12月18日贏來公正的宣判。
這本來是一件極其簡單的職場性侵案件,但由於對方是安倍晉三的傳記記者山口敬之而受到上層的幹涉,而且日本的文化特殊,甚至連很多女性都不理解伊藤,覺得把這種事說出去簡直是恥辱。日本之恥所說不僅是伊藤詩織個人的恥辱,更是整個日本道德之恥。
「如果我用日語叫他停下來,這聽上去更像是在取悅他。所以我選擇用英語咒罵他」。
伊藤詩織在講述案發當晚時,竟然無法用日語表達出一個明確的拒絕的詞彙,只能用英語。在日本的文化裡,女性甚至沒有說不的權利,即使說不也會被認為是同意的意思。日本女孩遇到這種事,選擇閉口不言成了常態,選擇公開舉報的詩織反而成了眾矢之的,連婦聯都不肯幫她,最後還是靠英國的BBC拍攝的《日本之恥》才讓更多的人關注這件事。
與其說這是伊藤詩織的勝利,不如說是電影的勝利。日本的頑疾不可能被一兩件事情改變,但電影的卻能把正確的價值觀傳遞給所有人,當民眾的思想意識被修正了,「日本之恥」也就被修正了,這正是電影的魅力。
《日本之恥》這部電影採用的是紀錄片的形式,所以沒有演員,大多是以伊藤紗織本人的口述和一些列的調查數據組成,如此簡單,無任何加工的形式,它的感染力卻極強,反應的問題太現實,連一絲加工都顯得多餘。
相比於《日本之恥》,中國的《我不是藥神》和韓國的《熔爐》都是社會題材的影視作品,這些影片無論從藝術角度還是社會意義都極具價值,比起搞笑片和言情劇,社會題材的影視作品更讓人深思,不僅提高人民素質,健全法制觀念,對社會監督都有良好作用。
《日本之恥》最大的悲哀在於這部紀錄片不是日本自己拍攝, 而是藉助BBC拍攝才得以曝光,藉助電影的力量,伊藤詩織終於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贏得上訴,但依舊只限於民事賠償。但《日本之恥》真正起到了電影的作用,它直接推動了案件的影響力,公正可觀的鏡頭使人更加信服,反應的社會問題讓人深思,是電影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