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津濤
對於中國文化中的「俠」，古人在不同時期，有著大相逕庭的闡釋。韓非、司馬遷筆下的遊俠「以武犯禁」、「不軌於正義」，是一股體制外的力量。到了清代，俠義小說中的展昭、黃天霸這類俠客，卻變為「以武護法」協助朝廷消滅綠林的體制中人，完全喪失了桀驁不馴的遊俠本性。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俠客在清代小說中的淪為「朝廷鷹犬」，乃至面目可憎呢？
清代小說中的「俠」，往往也是奴才
傳統的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在清代合流，成為「俠義公案小說」。代表作品有《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等。
它們的特點，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雖意在敘勇俠之士，遊行村市，安良除暴，為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為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這些小說中的俠客，通過追隨某一位清官，為朝廷辦案立功，獲封官職。①
以下幾個例子，頗能看出俠義精神在清代小說中的失落：
1、黃天霸給人當奴才
在《施公案》中，豪俠黃天霸為給江湖朋友報仇，刺殺江都知縣施仕綸，失手被擒後，表示希望「投到老爺臺下，少效犬馬微勞，以報饒命之恩」，並同意改名「施忠」。
一次，黃天霸、關小西捉拿匪徒喬三失敗，他們：
「霎時下馬來到，急忙至公案下跪，稱：『恩主大人在上，我二人身該萬死。』忙將走脫喬三之故，細細回稟。言罷，二人叩頭在地。施公聞聽，座上著忙，心內暗暗自語：好兩個該打的奴才！有心歸罪，內有天霸奉旨朝見升官，因此不肯定罪。遲疑多會兒，叫聲天霸、小西：『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勞有功，立刻歸罪。仍罰你二人速去捉拿。拿住喬三恕罪，如若拿不住惡奴，決不輕恕。」二人答應，叩首爬起，回身出棚上馬，到各處訪拿。」
黃天霸曾多次救施仕綸脫險，甚至打死自己的結義兄弟武天虯，但在這位施公眼中，他也只是一個奴才罷了。
後來，康熙封黃天霸為漕運副將，情節是：
「單說當今皇上在寶座上往下觀看，見黃天霸跪在亭下……望下叫道：『黃天霸，朕見你武藝精通，本領不弱……並非朕偏袒於你，寡人愛你武藝高強，少時朕加封於你。第一要野性收起，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第二食朕之祿，須當報效盡忠，莫負雨露之恩。』囑咐天霸已畢，天霸叩頭謝恩。」
圖：黃天霸故事改編的連環畫
2、徐勝立功沒能封官，怒盜皇帝寶物
在《彭公案》中，「粉面金剛」徐勝幫助欽差彭朋剿滅宋家堡，立下大功。事後，彭朋將一幹有功俠客保舉了守備、參將等職，單單忘了徐勝。徐勝一怒之下，盜走康熙皇帝的珍珠手串，並留下字條：「民子餘雙人，叩見聖明君；河南曾效力，未得沾皇恩。」康熙皇帝知道後，不僅要召見徐勝，還下旨：「徐勝賞賜千總之職，留京補用。」
徐勝這才罷休，復見彭朋，要繼續為朝廷立功。書中寫道：
「劉芳出去不多時，與徐勝進來給大人請安。彭公說：『你往哪裡去的？皇上要汝見駕，汝為何不見駕呢？』徐勝說：『我在店中病了，不能起床。』彭公說：『你好好給我當差，不須他往，我還要提拔你呢。』」
3、皇帝說展昭像「朕的御貓」，展昭當即跪倒叩頭
展昭號稱「南俠」，是《三俠五義》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受包拯舉薦，在宮中為宋仁宗表演輕功，並接受有侮辱性的「御貓」綽號。書中寫道：
「單說展爺到了閣下，轉身又向耀武樓上叩拜……展爺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摟，身體一飄，兩腿一飛，嗤、嗤、嗤、嗤順柱倒爬而上……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哪裡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在房上與聖上叩頭……
「當下仁宗天子……立刻傳旨：「展昭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迴轉開封。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著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
圖：《三俠五義》連環畫中，展昭獲封「御貓」
不依附體制，本是俠客的處世之道
1、古書中的俠，乃是扶危濟困、違法亂紀之徒
有關「俠」的定義，最早見於韓非的名篇《五蠹》，他將俠和儒並列，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韓非看來，俠的特徵是：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遊俠們帶著武器，聚集人手，通過扶危濟困、重信守諾等行為，樹立名聲，蔑視政府法度。顯然，遊俠在戰國時代處於政府的對立面，遊走在體制外。
到漢代，遊俠的處世之道，仍與戰國時代相仿。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寫到的朱家、劇孟、郭解都是「布衣之俠」，他們的特點是：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上面這段話的大意就是，遊俠行事雖然不守法度，但信守承諾，為解救別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功成之後，遊俠也恥於誇耀自己的才能和德性。
美國學者劉若愚在《中國之俠》中，總結俠應有的信念是：助人為樂；公正；自由；忠於知己；勇敢；誠實，足以信賴；愛惜名譽；慷慨輕財。其中，「自由」指的是：
「他們反對任何嚴格的管束，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們藐視國家制定的法律，鄙薄公認的行為規範，只承認他們自己認可的道德準則。」②
2、清代以前小說中的俠，也多與體制保持距離
現實世界中的遊俠、豪俠經過漢武帝的殘酷鎮壓後，生存空間愈來愈小，幾乎絕跡。但後世小說所塑造的俠，依舊遵循著原有的行為準則。如唐代傳奇《虯髯客傳》，主人公虯髯客慷慨大度，不肯依附他人，最終自立一國；又如《蘭陵老人》中，老人身懷絕技，戲耍京兆尹黎幹。即使是為節度使效命的紅線女、聶隱娘，也保持有相當的獨立性。
宋代的俠義小說大都脫胎於唐代傳奇，多是行俠仗義和展示劍術的故事。涉及官府的為數不多，《秀州刺客》中，南宋大將張浚欣賞刺客，希望留他當差，刺客回答：「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湯某》中，王小官人幫官府找到失竊的金銀後，飄然而去。
明人小說《張二郎》的主人公是一名乞丐，善於泅水，他應募參軍，在平定倭寇的戰爭中多次立功，但不要賞賜，也拒絕受官，表示「惟願乞食」。長篇小說《水滸傳》中的出彩人物，如魯智深、武松等，都是蔑視法度、快意恩仇之輩。③
圖：戲耍高官的「蘭陵老人」，圖片引自《三十三劍客圖》
清代小說中，「俠客」們變了
俠義小說發展到清代，發生一大變化。即前文所說，產生了《彭公案》《施公案》《三俠五義》等一批所謂「俠義公案小說」。這類小說中的主人公，雖名為俠客，實已淪為體制中人。
這種變化，與清代控制思想言論、厲行禁書的國策有直接關係。
順治、康熙、乾隆、嘉慶、道光等朝，曾多次大規模禁毀各類含有「違礙字句」的書籍、淫詞小說、邪說傳奇等。違反者會被判杖責一百，及流放三千裡等重刑。僅就被禁毀小說的種類而言，其中既有《燈草和尚》《肉蒲團》《品花寶鑑》等豔情小說，也有《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龍圖公案》（《三俠五義》前身）等其他世情、演義、俠義、公案小說，可謂是包羅萬象。④
禁書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清廷的統治。如《水滸傳》曾多次遭頒詔查禁，理由是該書被定性為「教誘犯法之書」——乾隆十九年（1754年），有官員上奏說：
「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爰以聚黨逞兇為美事，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⑤
乾隆遂在奏章上批示，要求各地將《水滸傳》「一體嚴禁」。
嘉慶十八年（1813年），清廷禁演「好勇鬥狠之雜劇」，理由也是擔憂民眾「目染耳濡」：
「至民間演劇，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鬥狠各雜劇，無知小民，多誤以盜劫為英雄，以悖逆為義氣，目染耳濡，為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該管地方官，務認真禁止……」⑥
同治七年（1868年），為了打擊民間「任俠」之風，江蘇巡撫丁日昌掀起一場波及全國的禁書活動。丁說：
「《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述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⑦
略言之，那些蔑視法度、快意恩仇的傳統「俠客」，在清代已喪失了生存空間。俠義小說要想繼續存在，就必須另闢蹊徑。
圖：丁日昌下令禁毀的部分小說，取自《清代禁毀戲曲史料編》
「蹊徑」就是將「俠客」們統統收編，讓他們進入體制，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清代的俠義公案小說，往往起源於說書，或直接由說書人整理而成。與上流文化界的「自覺」（如清代書商們在長達一百二十年的光陰裡，從未刊印過文天祥的文集）相比，以說書人為代表的底層文化市場，在規避「文字獄」方面做得更加到位——如王汎森所言，「在乾隆朝，最常見的受害者是下層的識字人。在社會各地遊走的識字人，算命的術士或走方的醫生，受禍的頻率較高，他們經常遊走各地，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比較容易在語言文詞中惹下麻煩。」——說書是一種公開的商業行為，說書人面對的是流動頻繁的陌生人，惟有將書中的「俠客」統統收編，使之與官府成為一體，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
曾在禮王府「供奉」、常到各王公府上表演的石玉昆，之所以要改訂《三俠五義》，編出一堆俠客為朝廷鎮壓反賊的故事，正是這個原因。⑧
乾、嘉年間出現的「俠義公案小說」，其敘事無不遵循上述生存邏輯。《龍圖公案》被改編為《忠烈俠義傳》（即《三俠五義》），問竹主人在序言中說：
「茲將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贊忠烈之臣，俠義之事。」
其續書《小五義》前，有文光樓主人序言：
「此書雖系小說，所言皆忠烈俠義之事，最易感發人之正氣。非若淫辭豔曲，有害綱常；志怪傳奇，無關名教。」
至於《施公案》、《彭公案》，更是直接歌頌清代帝王、賢臣。如《彭公案》一書作者自稱：
「餘著此《彭公案》一書，乃國朝之實事也，並非古詞小說之流，無端平空捏造，並無可稽考。此書中如彭公、黃三太、李七侯諸人，忠臣義士也。」
於是，清代流傳至今的俠義公案小說，就成了開篇舉例中的那樣，書中「俠客」面對皇帝、官員時卑躬屈膝，口稱奴才，全無獨立人格，嚴重背離了「俠」的原有精神，讀來讓人覺得頗為噁心。
圖：《三俠五義》連環畫插圖
清亡後，民眾期望的俠客形象再現
兩千多年來，民眾對俠客的期望，大多數時候，都緣於對官府的失望。在民眾的想像中，當官府不能維持正義時，還有俠客能來幫助他們。
明人陳子龍認為，如果世道太平，就不會有俠出現，所謂：
「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
近人江子厚亦有相同總結：
「世何以重遊俠？世無公道，民抑無所告也，乃歸之俠也。俠者以其抑強扶弱之風，傾動天下。」⑨
梁啓超著有《中國之武士道》，他認為民眾在不能得到政府及士大夫保護的情況下，就只能求助於俠，從而使俠的勢力坐大：
「上焉既無尚武之政府以主持獎厲之，中焉復無強有力之賢士大夫以左右調護之，而社會不平之事且日接於耳目，於是乎鄉曲豪舉之雄乃出而代其權……故遊俠者，必其與現政府常立於反對之地位者也。其始也所有行動皆起於不得已，及其習焉，養成一種沉鬱恣睢之特質，而勢力復足以盾於其後，則可已而不已者有焉矣。」
但在《三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中，俠客成了體制的一部分，民眾原有的期望也無處安放了。
好在清朝滅亡後，俠義公案小說隨之壽終正寢，新興的武俠小說，又尋回了「俠」原有的獨立人格。尤其是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新派小說，「重新高揚遊俠狂放不羈的獨立個性和自由精神」，可謂幸事。⑩
圖：清末，梁啓超著《中國之武士道》，重新發掘「俠客」精神
注釋
①馮媛媛：《俠文化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嬗變》，陝西師範大學2009年；②劉若愚：《中國之俠》，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4—7頁；③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108頁；④孫文杰：《中國圖書發行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25—448頁；⑤⑥⑦丁淑梅：《中國古代禁毀戲劇編年史》，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88、441、539頁；⑧紀德君：《明清通俗小說編創方式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41頁；⑨汪湧豪、陳廣宏：《俠的人格與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19頁；⑩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14、1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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