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良介文化
策劃：世界電影節申報服務平臺
監製：蕭十一郎
主編：Anita
責編：Cici BU
策展部：王佳駿 / Cici BU
技術部：Chrysanth
視覺設計：Cindi
字幕組：Aubrey / 高文
採訪：張寒馨
嘉賓：大熊安琳 / 劉昊旻
文稿整理：張寒馨
大熊安琳 (Yaxiong Shao)，獨立電影人，導演，編劇，詩人。生活在中國美國兩地，在全世界創作。於2010年起在美國發展電影事業，2014年成立工作室—Bear Land Inc. 先後創作了《A peace of the afternoon》《MASK》《My love is your color》《Sunflower》和《Blue Pig》等電影。
《藍豬》劇情介紹
科學家改造了所有新出生豬的DNA，使它們生下來的最高願望和生命中唯一的價值變為被人類殺掉並享用。在這個故事中，一個家庭把一隻被改變成功的豬帶回家，並準備宰殺它……抉擇由此開始。
劉昊旻 (Haomin Liu)，95後導演、編劇，就讀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電影與媒體研究專業。初中開始學習戲劇表演，2015年拍攝第一部個人短片《鎖》,並獲得「半夏的紀念」北京國際大學生電影節高中生單元提名，2019年夏天自編自導自演短片《抄襲低俗小說》。
《抄襲低俗小說》劇情介紹
鬱郁不得志的導演大衛決定拋棄理想與追求，寫了一個基本上在抄襲《低俗小說》的電影劇本，想以此為噱頭去搏得電影節與投資方的關注；製作人吳姐在經歷了職業生涯的最大低谷後，嘗試以更加黑暗的霸道形象來對抗黑暗。為了金錢與名聲，從地下rapper轉型為idol的 Bean正在緊張地準備著面向粉絲的第一場演出；Bean曾經的小迷弟司馬狗狗無法接受自己的偶像放棄了「真正的」說唱，他籌劃了一場對這個虛假世界的復仇。那天，他們的人生軌跡，註定在最高處匯合。
Q：你本人是昆汀的影迷嗎？對《低俗小說》這部電影怎麼看？怎麼會想到要戲仿？
劉昊旻：《低俗小說》是昆汀一部經典之作，但並不是我最喜歡的昆汀的片子。我確實是昆汀的影迷，我很喜歡他的風格，以及他對電影的態度。「抄襲低俗小說」只是一個戲謔的名字，一個和劇情相關的關鍵詞而已。每當我們談起章節體的非線性的電影結構，就會想起《低俗小說》。我這部短片和《低俗小說》最大的相似之處是在結構上，對話的密集程度上，以及每場戲的節奏安排。我個人比較喜歡在短時間內衝突性比較強的戲，也想在自己的作品裡實現。在劇作方面，我和我的團隊，包括另一位編劇劉拉舉磨合了相當久的時間。
Q：除了章回體環形結構，你還在每一章開頭加上了頗有文學性內容的字幕卡，這是《低俗小說》沒有的設計。
劉昊旻：這個就是為了好玩，想放一些雲裡霧裡的東西裝個x，也配合整部片子自嘲自諷混不吝的風格。
Q：《藍豬》這部短片的創作靈感是什麼？怎麼會想到將「吃與被吃」這個抽象的議題落腳在這樣一個特殊設定的故事上的？
大熊安琳：我個人對於「人吃人」的概念一直很感興趣，因此做了一些調研看了一些真實發生的事情和案例。我就在思考，人吃人這件事是我們把一個人殺了吃掉這麼簡單麼，還是說有一種模式或者體系，是人甘願被吃的呢？比如我們在面對資本主義，或者996的時候，或許覺得在這個系統裡有所得又無力與其作對抗時，決定願意犧牲自己很多最根本的權益去換取一些東西。這個時候當你接受了這種思維方式，你就妥協了，自願被剝削了，或許這也是一種「被吃」。
會將故事落腳到豬，是因為我小的時候家人曾經養過一頭豬，我還餵過它很多次，我發現豬比狗更親近人，更聰明，它會跟著你走，會識別到一群人中誰是最有權威性的那個人。它們內臟的組織和數量和人也是一樣的，兩者之間非常相似，所以我覺得可以做個類比。當這頭豬被殺掉的那天我永遠無法忘記遠處那撕心裂肺的叫喊聲，以及用筷子夾起一塊肉放到嘴裡時那種異樣的衝突感，味蕾在告訴我它是多麼的美味以及與市場裡買到的豬肉有多麼顯著的區別，但由於我和這隻豬之間所建立起的感情，當我試圖吞咽下去的時候又是多麼的困難和讓人噁心；難過；變態。我猜想這也許就是同類相食的感覺吧。
Q：影片的主角，那隻豬是怎麼選來的？豬坐上椅子、抽搐、抬頭等表演是如何實現的？
大熊安琳：在preproduction的階段，我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好萊塢的豬演員，另一種是農場的豬。農場豬肯定更便宜，僱傭豬演員要按天算錢，還要找兩個馴獸員跟著，所以在製片初期我是更傾向於選擇農場豬的。可是當我們去看了實際的情況後，我發現農場豬生活的環境非常惡劣，它們吃著桶裡糞便一樣的食物，互相撕咬，拉屎拉尿，感覺特別不可控，我的製片人當時還頗為天真的問了農場主一句：它們叫什麼名字呀？農場主冷冷的回答說：它們是肉，它們沒有名字。而當我們去考察演員豬的時候，它呈現出的狀態是它看得懂你在幹什麼，會對你產生好奇，而且它會到處走動。很有緣分的是，我們選擇的那頭豬演員的名字恰好叫Blue，我們叫它一聲Blue，它就會噔噔蹬跑過來。這兩種豬呈現的不同狀態，也讓我想到二戰的時候集中營裡的那些人，當他們失去了名字的時候，就變成了沒有humanity的動物，他們會對同是囚犯的身邊人做出許多可怕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在戰後倖存的集中營的人，在被解救釋放後突然感到巨大的負罪感而自殺的原因，這也讓我特別深刻的意識到，名字作為我們最基本的坐標有著怎樣的作用。這一點在我創作過程中給了我特別大的震撼。
至於那些動作，我們之前有考慮如何讓豬坐到椅子上，後來發現一隻豬300多斤，它的身體結構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是好萊塢大的production，他們有很多的預算，可以做出像獅子王一樣的特效出來。我向一位導演朋友討教經驗，他告訴了我一句話——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假的不可能做成真的。我就按照這個思路去設計方案，最後我們做了一個豬的身體，六個奶頭是可以噴出奶的，肚子裡面有血袋，兩隻手兩條腿分別由兩個人去控制，肚子的呼吸起伏有人會打氣，臉上的表情是用綠屏去捕捉豬演員的反應。另外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必須得在同一個時間和場景，那棵樹下完成，不然光影就不真了。後期再配合剪輯和特效人員的合成去共同完成，這是最省錢也最逼真的方式。
Q：《抄襲低俗小說》的演員令人印象深刻，都是你的同學出演的嗎？有沒有對他們做什麼特殊的培訓？
劉昊旻：《抄低》除了女主吳姐之外，其他演員選擇的原則就是省錢。所以我自己演了導演大衛，Bean是我在美國大學一起玩過的一個rapper，司馬狗狗是我的剪輯師老郭，大家都身兼數職，群演也都是被忽悠過來的。
這部片子的對話非常重要。我們開了很多次劇本會，在開會時其實不是我在幫助演員，對他們提要求，而是他們在幫助我，我會根據演員一遍遍讀劇本的情況把臺詞改得更舒服一些。因為開了很多次會，他們對臺詞節奏已經非常熟悉，現場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在表演上。
Q：片中的導演大衛是本色出演嗎？你自己在電影創作的路途上有沒有遇到過類似的挫折，是怎樣解決的，是否映射著《抄低》的結局？
劉昊旻：一半一半吧。他所經歷的事情有些是虛構的，有些是聽別人講的，但「懷才不遇」的心情是相似的。去年創作的時候我處於比較迷茫、浮躁的心態，有項目失敗了，見了很多不靠譜的人，我就開始產生很多懷疑，一怒之下寫出了《抄襲低俗小說》。過了一段時間，我邊寫邊改，也開始反思自己當時的心情。我在這部片子裡把電影和說唱兩個元素結合起來，因為電影創作者總是在討論作品是不是文藝的、商業的、套用格式的、遵從創作者初心的，而說唱討論的也是real和fake。我就在想，你所堅持的就是真的嗎？說自己很真這件事是不是本身就很假？
《抄低》對普通觀眾不友好，能夠對這個短片有感觸的都是經歷過創作困境的觀眾。我也還在找自我和外界標準的平衡，分寸感很重要。有的時候辦法解決不了就訴諸態度，《抄低》的結局想表達的是一種態度：無論你的答案是什麼，別管，就先拍tmd吧。
Q：對於如今整個泛娛樂行業的亂象，包括流行文化和影視文化中商業化的趨勢，你是怎麼看的？獨立藝術能起到反抗的作用嗎？
劉昊旻：我現在處於一個曖昧的狀態。我並不覺得商業和文藝可以分家。我尊重獨立電影，但我也很喜歡看商業片。我認為創作者真誠的，professional的自我表達一定要有。表達有兩個維度，一個「表」一個「達」，我有對這個世界獨特角度的見解，也要把信息傳達到人們心裡，這可能就涉及到技術的層面。其實純娛樂的東西要想拍好也挺難的，所以我並不想硬去劃分一個界限。
至於對流行文化，我一直抱著批判態度。最近我在和劉拉舉寫一個新的劇本，主題恰好是在質詢流行文化，看社會種種浮躁的狀態——突然火爆，快速消費，娛樂至死，不以為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犧牲了哪些道德，哪些底線，哪些光芒，哪些人？在科技進步後，人可以被消遣的方式太多了。很多帶有時代性的片子講述的故事都是一個模式：小人物如何被時代的車輪無情地碾壓，就看我們能把人物寫得多有反抗性吧。
大熊安琳：我也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禪宗三祖僧璨大師在他的《信心銘》裡講：「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所以人不能什麼都要，不然就會痛苦，就會擰巴。我也不是曾經沒有過思想的拉扯，最終能想通，是因為我覺得當初做電影就是因為我喜歡那些獨特的小眾的片子，它們能喚起我心中與別人不一樣的感情。那如果我現在又追求大家都能愛我，這是什麼邏輯呢？
Q：《藍豬》為什麼把血液設定為藍色？這個意象對於你來說有什麼符號學特殊含義嗎？
大熊安琳：首先藍色是憂傷的，也是資本主義的符號顏色，而我對資本主義是存疑的。對於作品我覺得作為創作者，就像父母一樣，作品和我並不是從屬關係，我所有的闡述也只能代表我作為導演的看法，不可能是100%的影片的意思。我相信一部好的片子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可以和帶有不同成長背景；經驗的觀眾去交流，唯有在一次次的重複觀看和影片本身的交流中，你才可能會慢慢知道它想告訴你的全部意思。這也是我認為短片是可以超越影片時長的存在，它有一種獨特的在表達上的可能性。記得在我參加電影節的時候，有個觀眾跟我提出，藍色血液在西方有著貴族的象徵意義，她問我在創作上是否有過這樣意思。其實我在拍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一層，但我很開心她告訴我她的這個聯想，我認為這就是她與作品交流結果的其中一種體現。
Q：你是如何設計《藍豬》中的家庭關係和角色的？
大熊安琳：因為我想把人性的表現更全面的帶入到這部片子裡，從家庭的角度去面對一件事，那其中的種矛盾和掙扎，是比個體要複雜得多的。當時我選擇要拍兩個小孩，朋友們都說有動物已經很可怕了，你竟然還要拍小孩，瘋了麼。比較幸運的是兩個當時只有八歲的小演員，他們在現場給了我很多鼓舞，他們不是害羞的小朋友，而是想去認真挖掘角色的職業工會演員。他們的媽媽們也在之後聊天中跟我提起，當初在試鏡時他們兩個就從眾多小朋友中成了朋友，並表示如果他們兩個能演出片子中的兄妹那該有多好，是的，最終dream come true, 記得郭小寒老師有句話說「準確是一種練習，而精確是一種天賦」，他們就是有天賦的小朋友。演媽媽的是我的御用演員和朋友，她天生帶有一種「神性」，一種與眾不同的特質。
Q：你的作品有很成熟的「西方化」特徵，這與你過去在美國的留學、成長經歷有關嗎？
大熊安琳：我過去十年都是在美國生活的，我想既然在本地有那麼多資源，那麼多好的演員，我覺得不應該限制自己只拍中文的東西。而且我平時拍攝的片子也大多屬於工會電影，不是學生電影，共事的團隊都是非常專業的，這些也會影響我選擇的偏向。我出國的時候比較年輕，也不是電影學院的科班生，所有的知識就來自於書籍、網絡、博物館，還有洛杉磯和曼哈頓的豐富的本地生活，是這些東西滋養了我，所以作品表現出西方化的特徵，我想也是有跡可循的。
我個人在精神上更偏向於上座部佛教，但對基督教的符號學意義很感興趣，作為影視表達也能很好的傳達。像在《藍豬》裡面，我就有借用但丁長詩《神曲》的意象，影片中的三幅畫是地獄（Inferno）、煉獄（Purgatorio）、天堂（Paradiso），熟悉此作的觀眾或許會看懂我藏的更深的一層意思。
Q：在這個故事情境裡，我們能看到科技、人性、宗教的三角關係，藍豬身上被安置了斯德哥爾摩、殉道等人類特質。你如何看待這種技術對「人性」的移植？解決了自由意志的問題，是否就解決了道德的衝突？
大熊安琳：這是一個反烏託邦的議題，就像《1984》和《動物農場》。一切凌駕於人作為個體價值本身之上的東西，你賦予再多的理由和價值，都是錯誤的，反智的，反人類的。但現實是我們往往很難去對抗和解決。例如我最近比較關注new media對當代人類社會之影響的議題，回想在十年前我遇到的每個人還都興奮的期待和討論著new media的誕生，可是我們看現在，無論是最近的美國大選還是世界上的其他角落，我想大家都難以否認它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可怕的影響，但誰能置身事外呢？我沒有足夠的智慧能給出一個答案，我能做的就是用作品把問題呈現出來，讓大家看到，我也期待能有一個有智慧的人給我們一個解決的方式。
Q：你過去的幾部作品，包括《Sunflower》《My love is your color》，調性似乎也都是凝重深沉的，這跟你本人的性格和審美取向有關嗎？
大熊安琳：沒錯，我看待事物相對悲觀，作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我也沒什麼辦法。
Q：兩部電影都拋出了蘊含著矛盾和抉擇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這勢必會激起觀眾一定的思考，你們認為導演個人的視角和立場會在其中產生多大的影響？
劉昊旻：私心還是有的，看你的執念有沒有足夠強烈。我其實不喜歡以我的思想去強烈地灌輸，或者把作品當作寓言故事去傳遞一個道理。我更願意去挖掘一種現象，表現一種困境，啟發大家思考，而我自己給觀眾的影響不需要那麼多。我很感動的是，影展過後有一個觀眾找到我說，看了這個片子，自己終於決定去拍tmd了，去做一件自己一直在猶豫的事情了。對於這種影響力我會很竊喜，虛榮心得到了滿足。
大熊安琳：我覺得作為內容表達者，觀點的輸出和影響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它是不可控的。當你的觀點拋出去，就要面臨各種各樣的來自不同生活背景和經歷的人的評論，那些人不一定能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你的自我表達可能會被吞噬，被曲解，這對你本身也是種消耗，所以你還需要對自己的心理健康做好建設。而且我覺得創作就像祭祀的儀式，是件特別危險的事情。我之所以去做是因為忍無可忍，有時候自己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表達，它需要一個「出口」。曹星原老師說的有句話我特別贊同：「藝術不是生活的寫照。藝術是生活的缺陷，是生活的理想。」藝術是我們覺得沒有一個「出口」，因而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至於表達出來能產生多大影響改變多少人，我覺得我不應該抱以期許。事實也許就像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前言裡提到的那樣「只有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密涅瓦的貓頭鷹才開始飛翔」
Q：兩位都是海外的青年電影從業者，作為華人在美國拍電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優勢是什麼？有沒有給電影專業同學們的建議？
劉昊旻：美國電影行業的體制有好有壞。很客觀的好處是工業體系成熟，每個工作人員有保障，嚴格的時間限制能提升效率，分工明確，讓大家工作起來很安全。相比美國，在國內最大的優勢就是拍片成本低，這是很現實的因素。
大熊安琳：首先我覺得有些拍片成本是必要的，劇組只有每餐飯吃得好，有咖啡、零食隨時在，做的事情才能更專注，才不會引起負面情緒，影響項目的運行。我拍片的時候都會配備專門的廚師，每天夥食不重樣。最早我去國外拍片的時候也是想著怎麼省錢，因為花自己的錢會心疼，這很正常。但後來經歷了很多問題和挫折之後我才明白了怎樣是對劇組更良性的做法，千萬不能省錢，而是要會花錢。每個人都必須要有勞務合同和工資，因為有了這些大家之間才能建立起契約關係，才能更好地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要拿一萬元拍出五萬的效果，而不是要五萬的東西，拿三萬拍出來，這樣的邏輯很危險。
華人在美國拍片的確存在天花板，因為很多時候你需要已經進入好萊塢核心的前輩們幫你一把。但很可惜，華人在好萊塢的電影圈比起韓國人和墨西哥人還沒有那麼團結。如果說你的優勢，那或許是大家會對你的東方身份有一種神秘感，對同樣的事情你有不同的視角，能更好地跳出去一步看，這一點也能吸引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
Q：兩部影片都在北美青年電影節中脫穎而出，你們認為這個電影節選片的導向或特色是什麼？
劉昊旻：北美青年電影節是給很好的短片電影節，選的作品都挺有角度的。我一直摸不透各個電影節是什麼標準，我不鼓勵創作者去按照電影節的取向拍片子，如果想到一個念頭有拍片的衝動，拍就完事兒了。
大熊安琳：我同意昊旻導演說的，創作的時候不要考慮電影節，要儘量減少雜念，投片的時候再去考慮作品適合哪一個，這是有跡可循的，特定的觀眾群體會有一定的傾向性。所以投片還是要看當屆評委的構成和taste，多參加一下挺好的，能認識很多有趣的朋友。
+ 觀眾互動環節摘錄
Q：可以問一下劉昊旻導演對表演的經驗嗎？
劉昊旻：我跟演員講戲的時候從來不會告訴他們這裡應該是什麼情緒，哪裡是特別的節奏點，而是最看重演員的思考過程和反應動線。我覺得每個好的演員都應該是好的劇本醫生，知道臺詞的潛臺詞，深刻理解這場戲的任務，正所謂＂acting is reacting＂。
Q：爺爺這個角色作為最終宰殺掉豬的人，從感到很不適，到猶豫，到真正殺豬的時候臉上表現出的猙獰和快感，在吃和被吃之間他選擇了吃，似乎沒有錯。那麼他以及其他家人的變化，和沒有吃豬肉，最後望著天空流出眼淚，然後流出藍色血液的小男孩的變化，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
大熊安琳：我認為短片電影比起長篇電影有著自己獨特的美感和建構，是長片電影無可取代的。我們推崇長片，把短片宣傳為一種練習，是因為長片更具有吸金的商業價值，這是非常可惜的。
《藍豬》在製作上帶入了很多我對短片所能呈現的建構和鏡頭感的思考。舉一個例子是，在拍客廳場景的時候，三次客廳的場景我都分別給出了桌子底下的鏡頭，桌子底下是沒有人看到的角落，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心理動向：第一次桌面上在討論，下面的腳比較放鬆；第二次上下是一樣的，都是緊張的；第三次上面交杯換盞，腳底下卻是非常嚴肅的。
另一個例子是，從豬坐上椅子開始，家裡人和豬的鏡頭都是分開的，代表著他們思維上的不同，直到刀插進去，大家歡呼，這時給了一個高於所有人的上帝視角，代表一家人的思維與豬實現了一致，除了小男孩。因為小男孩是包裹在其中的，他是個觀察者就像觀影的觀眾一樣。而小女孩最終接受了吃豬肉這件事的一刻，她也就把童真的娃娃丟了…… 小男孩從始至終是唯一沒有吃豬肉喝豬奶的人，但他最終的變化也再次說明這個片子想要表達的是思維的統一，就算你心裡依然覺得這裡面有問題，但你做了接受的「舉動」那麼你其實已經是這場祭祀中一員了…
機構介紹北京良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Liangjie Culture Media Co., Ltd.) 是一家對優秀青年電影導演進行挖掘和孵化的人才扶持機構。公司總部位於北京，並在西班牙巴塞隆納、瑞士日內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設有常駐代表。由於業務關係，我們和全世界各大電影節保持著密切合作。我們的服務還包括電影節申報、影片國際發行、為地區和機構搭建電影節/展平臺，為影片尋求國際影視基金和創投的支持等。
機構官網：www.ff1895.com
新浪微博 @世界電影節資訊
商業合作：
郵箱：contact@ff1895.com
聯繫電話：+86 18610035709（平臺項目總監 山月 微信同號）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東直門外大街26號
法律顧問：趙紅麗 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