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張伯駒、潘素夫婦晚年合影
筆者是一位山水畫家並多次接觸過張伯駒先生和潘素女士，通過親身經歷和對歷史的考證，希望能夠較為清晰地詮釋張伯駒、潘素兩位前輩的人文精神、文化信仰和高尚的愛國情懷。
我6歲起開始師從祖父——近代國畫宗師關松房先生研習山水畫，至今已有40餘年。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大國崛起等諸多大事，從與老一輩和新一輩國粹人物的交往中接觸到不少名流和高人，對國粹界的「份兒」和「範兒」有著深刻的感觸。張伯駒、潘素前輩是我見過最有「份兒」和最沒「範兒」的真正文人和名士。他們的境界之高令人難以企及，而他們的愛國行為是從信仰出發的，絕對不顧忌世俗的觀點。我在此僅把當年的親身經歷和張伯駒、潘素前輩鮮為人知的軼事與大家共享。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1949年至1957年那8年中，國畫、書法、古琴、崑曲、京劇、圍棋、詩詞等國粹的研究會究竟在哪裡？這些國粹文化和人才又是如何生存的？翻開歷史的扉頁，我們發現：這些國粹研究會的會址當年只有一個——北京李廣橋東街16號，那就是張伯駒、潘素前輩的故居。每當世人提到張伯駒先生收購併捐贈了《平復帖》《遊春圖》等一批頂級國寶時，我們不應該忘記伯老對無形國粹資產保護的特別貢獻，那是無法用市場價值來衡量的。張伯駒前輩被世人稱為民國四大公子之一，他的前半生的確不與市井相容。但為了讓國粹得到更多認同並使研究會取得合法性，他去做了一些最為平凡的疏通工作和求人之事。1956年9月中國書法研究會的成立是張伯駒先生在被錯劃為右派前，為國粹文化所做的最後一次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努力。當時由徐石雪前輩總理章程，張伯駒、溥雪齋前輩負責辦理政府審批手續，我祖父關松房任籌委會文書並負責聯絡文化部。書畫老前輩徐石雪先生在《石雪齋日記》中記述：當時伯老數次到北京民政局陳情書法研究會成立的必要性。徐老在日記中寫道「1955年4月22日，至雪齋，為書會事晤伯駒，甚消極」 。但是一時的打擊並沒有令張伯駒前輩放棄努力，他不但繼續為書會的成立而努力，並且憑著堅定的文化信仰和執著，於1956年7月向文化部捐贈了8件頂級國寶文物。
我的祖父關松房在國畫界是一位輩分很高、功力深厚的老前輩。他給宣統講過山水筆墨，又是宣統兩位堂弟愛新覺羅·溥佺（號松窗）和愛新覺羅·溥佐（號松堪）的山水授業老師，在國畫界以功力深和授業嚴格而聞名。我祖父對張伯駒先生極為尊重。有一次我祖父正在賞玩一張明代「畫狀元」吳偉（號小仙）所存的宣紙。正趕上張伯駒、潘素夫婦來訪，興致正濃的祖父遂邀張伯駒先生一起玩賞，最後兩位老人把這張傳世的宣紙從中裁成兩半，每人各存一半。在我的印象中，僅有張伯駒前輩的面子和「份兒」能讓祖父割愛。溥雪齋前輩（號松雪）在國畫界、古琴界威望極高，他是宣統的堂兄也是清末最後一位貝子。據《張伯駒》一書（樓宇棟、鄭重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記述：「1947年歲末。張伯駒夜過溥雪齋宅，溥適得柳如是硯，張伯駒見之愛不釋手，請雪齋加潤以讓。雪齋毅然允讓，伯駒當夜攜歸。」此兩件事足見張伯駒前輩在老一輩文人中的地位。
1980年夏天，河南二輕局來了一輛麵包車接幾位老人遊頤和園，最後一家是接我祖父。臨上車時發現多出一個座位就讓我也上去了，為的是給老人們臨時幫個忙。記得當時除了我祖父、張伯駒先生，還有老中醫魏龍驤和啟功（號松壑）等。遊玩中，河南二輕局的領導問我祖父和張伯駒兩位老人：當今很多名人都在考慮建博物館、灌唱片將自己的藝術作品傳世，您是不是也有考慮？張老回答：「我的東西都在故宮裡，不用操心了。」張老的回答令在場的所有人無不對其肅然起敬，這是張伯駒先生1982年過世前對個人收藏的一次公開感言。
我管潘素前輩叫張奶奶，潘素前輩管我祖父叫「關三爺」。1936年她曾向著名山水畫家祁井西（號松崖）學習山水畫。我和她老人家有過多次接觸。我畫山水畫「出筆」較早（業內對筆墨功力的俗稱）， 1978年在人民大會堂首都文藝界新春聚會時，我和潘素前輩詳細交談過樹石筆墨。當年我雖然從長輩那裡知道過一些潘素前輩的傳奇，但直到長大後，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位言語不多的張奶奶是一位極為傑出的女豪傑和奇才。1941年張伯駒前輩在上海遭到綁票，綁匪就是當時最兇殘的汪偽特務機關「76號」。當時潘素前輩在張家沒有財權和官方人脈，但她機智地在上海與特務們周旋，利用已知的關係和有限的財力最後從「76號」手中營救了張伯駒先生。張伯駒前輩向國家捐贈晉人陸機的《平復帖》和隋人展子虔的《遊春圖》等頂級國寶的佳話在今天無人不曉，但是鮮有人知的是：這兩件舉世國寶在1948年就歸屬了潘素前輩。當時張伯駒前輩因勸說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而收到藍衣社特務寄來的一顆子彈，為了防止不測而國寶無主，張伯駒前輩在社會名流陶心如的見證下立了字據，把含有《平復帖》《遊春圖》在內的18件價值連城的國寶贈送給潘素。因此，張伯駒前輩把這些國寶捐贈給國家的義舉中應該有著潘素前輩絕對的認同和貢獻。1952年， 37歲的潘素和8位著名老畫家共同創作了國作《普天同慶》，引起毛主席對國畫的重視並親自回信致謝（但信中唯遺漏了潘素，潘素在《普天同慶》上題款「潘素寫坡草」，寫在關松房題款的右側）。1964年她創作了《毛主席登廬山詩意》的金碧山水畫並託人送給毛主席，意在讓毛主席能夠關注到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而離開北京的張伯駒先生。如上這些鮮為人知的軼事刻畫出一位女傑的細膩與大丈夫氣概，她是一位令世人敬佩的女性。
我知道，讓當代人真正理解張伯駒、潘素前輩的思想境界、文人精神是有一定難度的。因此，我用一句簡單的表達作為本文的結束語：我們今天能夠看到中華文化歷史中最早的一幅字和最早的一張畫是張伯駒、潘素前輩傾盡家產保存並捐贈的。任何時尚都將是煙雲，真正能夠伴隨民族和我們一生並立足於世界的是中華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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