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看到題目,不要給我貼上反美的標籤,因為這是9月5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大標題。
當然,《經濟學人》只是把原因歸於川普和共和黨身上:認為他是美國民主的威脅,選舉戰略是利用民眾對混亂的恐懼。更有很多共和黨支持者認為,如果敗選,肯定是因為對方作弊。如果雙方差距很小,川普將不會承認選舉結果。這將會立即引發街頭抗議,而且很多人持有武器。還有高達30%的共和黨人支持川普拒絕離開白宮,如果有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
二戰之後,美國以超強的國力為後盾,自視為當世人類社會的理想政治制度,每次大選也都成為展示美式民主制度櫥窗的機會。然而,自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以來,其硬實力受到重創進而影響到軟實力,直到2016年大選達到一個新的頂點:參選的川普「少兒不宜」的表演,令中小學不得不取消觀看選舉和辯論的直播。
2020年,新的大選季到來,雖然結果要到11月3日投票之後(當天或者無法預測的時間長度)才能揭曉,但美國醜陋的選舉之名已經譽滿全球。
政治獻金
即使從歐洲的角度,美國的民主模式也存在巨大的問題。首先就是金錢過於突出的作用。
2010年,最高法院裁定企業的政治獻金屬於言論自由的一種表達方式,從而取消了對企業、利益集團政治獻金的限制,從此資本對政治的圍獵和幹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華盛頓郵報》的估計,在2016年大選期間,包括候選人募集的個人捐款、本黨競選委員會捐款、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的資金助陣,希拉蕊·柯林頓的競選經費開銷高達13億美元,而川普陣營則為7.95億美元。
我只是比較感嘆,按說,最高法院不是民選出來的,既不受資本也不受大眾的影響和控制,享有獨立的地位,完全沒有必要如此討好資本啊;如果需要選舉的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和不需要選舉的司法機構均臣服於資本,那麼又何來真正的三權分立呢?
為了對比,可以看看法國。
上一次法國大選,政治人物選舉開支明確規定第一輪不能超過1800萬歐元,第二輪不能超過2200歐元。為此馬克龍自己還舉債800萬——當然只要他的得票率超過5%,國家會償還這筆錢。個人捐款不能超過7500歐元,企業則不能捐款。
由於競選實際開支往往超出限額和補助,許多候選人不得不採用非法手段。比如法國前總統薩科奇就被指控接受歐萊婭公司的秘密競選資金。卡扎菲被推翻前也曝光曾向薩科奇提供政治獻金。第五共和國幾乎歷任總統都曾從非洲國家獲得政治獻金,以致於當一位非洲領導人去世時,往往會出現現任、前任、不同黨派的總統一起出席葬禮的場景。
如果按照美國法院的裁定,法國是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不過,美國最高法院不靠譜的時候很多,比如1896年就裁定州法律在公共運輸中規定的種族隔離制度並不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 ,只要提供給黑人和白人完全一樣的交通設施就可以。
1950年代中期,美國南部公交上的種族隔離
當然,一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多花點錢選一個總統也無可厚非,但要害並不是錢多少的問題,而是資本對政治的控制。
大家可能還記得2001年,當時美國第17大企業安然突然宣布破產倒閉。安然的問題早就曝光,但國會卻一再放鬆對它的監管。原因很簡單:71%的參議員、眾議院能源委員會23名委員中的19人都接受過安然的捐款,甚至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主席也是安然公司總裁肯·雷推薦的人選。所以安然的問題誰能管,誰敢管?在這種情況下,安然能夠持續多年精心策劃、乃至進行制度化、系統化的財務造假、內線交易,以欺詐行為長期隱瞞巨額債務,直到最終紙再也包不住火倒閉為止。
美國政治學者麥可·羅斯金在《政治科學》一書中感嘆:我們可能會擁有一個「金錢買來的最好的國會」,但是對於如何避免這種金錢帶來的腐敗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辦法。
公平地說,這並非美國特例,有很多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政治人物連黑社會的錢都要;類似於安然醜聞,羅斯金評論說:「在歐洲,這樣的醜聞更多,也更惡劣。」
資本堂而皇之介入政治,自然要尋求回報。有的是安然企業類型的,有的則是要求入閣登壇。一個美國新總統有3000多個職務可以任命,這也就演變成權錢交易的籌碼。這除了不可避免地帶來非專業化,還有腐敗。
根據調查,美國政府中幾乎所有的腐敗行為都是政治任命者所犯的,而不是職業文官。這樣的例子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聯邦房屋信貸委員會的文官試圖揭發林肯信貸公司,但上級政治官員和5名參議員都曾接受林肯信貸公司130萬美元的捐款,所以文官的揭發被否決,並拖延對該公司的調查。
2013年夏天美國最火熱的政治書籍是《這座城》(This Town)。這本書以詳細的資料告訴世人,美國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黨,也不是某個機關,而是一幫專門守著聯邦政府錢袋子的職業操作者。在華盛頓,金錢已經超越權力,成為「終極貨幣」。國會議員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來籌錢的。他們在國會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們的利益。
此外,遊說者們握有參議員和政府員工人人嚮往的金鑰匙:公務員卸任後的就職去處。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後加入遊說公司;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後擔任遊說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更高,達到50%。其後果就是涉及全國利益的立法被各種利益集團所控制。
這本書得出的冷酷結論是: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地程序化。美國正如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敗,作惡成了慣例,違法成了時髦。
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遊說集團投入的資金就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遊說集團被稱為參議院和眾議院之後的「第三院」。
在今天的美國,金錢不但決定誰當選總統,誰出任政府官員,還決定政府怎麼運作。
川普2016年競選總統時,他在共和黨初選首場辯論會上表示他給過所有的政治人物錢,為此他讓這些政治人物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包括生活小事。比如他女兒結婚,一個電話希拉蕊就前來參加,「她沒有選擇,我給她的基金會捐錢了」。從中可見資本的強大主導性力量。中國著名學者王紹光曾經批評美國的民主其實是「錢主」,確實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