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蓋革計數器（用於檢測輻射數值）一直被嚮導遊謝爾蓋拎在手裡，安安靜靜。
但當汽車在公路旁一座蘇軍士兵雕像前停下，謝爾蓋下車，順手把它放在路邊蓋著一層落葉的黑土上時，它立刻就做出了反應，顯示輻射數值是14.31。
對人體無害輻射的上限數值是0.3。超標47倍，蓋革計數器發出了急促的滴滴聲。此時，我們已經走進了車諾比的核心區，也就是說，距離發生核事故的核電站四號機組不到10公裡。
這裡就是車諾比。如果沒有蓋革計數器的提示，每個人的眼裡都可以看到遍地的樹木。金色的落葉從藍色天幕裡落下，河流在陽光映照下泛出明淨的光澤……
在發生事故的四號機組為圓心、半徑30公裡、方圓2600平方公裡的土地上，風景優美，空氣清新，仿佛就是一個大型國家公園……當然，訪客來到這裡「假裝在度假」的前提是，你不把蓋革計數器放在沒有硬化的土地上，不去接觸這裡清澈的河流，不去觸碰路邊隨處可見的廢棄工程機械。依據科學家的研究報告，車諾比周邊的的超標輻射300年才能自然衰減到安全水平。現在才剛到30年。
在距離四號機組僅有一公裡的公路上，蓋革計數器的數值為1.13。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受到核輻射影響的土壤上，我看到的最高數值是18.58，超標61倍——測量地點位於距四號機組三公裡外的普裡皮亞季小城入口。據說，在處理核事故的工程機械挖鬥裡測到的數據高達180，超標600倍，早些年更可以達到1000以上。我們沒法去證實這一數據的真實性，因為誰都不敢靠近。
普裡皮亞季小城位於車諾比核電站的西北方。發生事故當天，由於風向的影響，大量帶有放射性塵埃的煙雲向普裡皮亞季襲來。我詢問親歷者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們的回答就像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特蘭娜·阿列克塞耶維奇的作品那樣標準：「我們聽到了爆炸聲，看見了火光，知道核電站出事了。24小時後，他們就通知我們趕快疏散。」
普裡皮亞季城在得到命令的4小時後就全部疏散了。帶有放射性物質的第一批煙塵率先汙染了小城東南一公裡外的河流和森林。一大片樺樹林就像過了火，很快落葉死亡。沒有人能夠告訴我，死亡降臨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但是將近30年後，樹木奇怪地並沒有腐朽，整片森林已經變成了黑色，在秋日豔陽下，陰森森地投入我們的視野，就像車諾比的墓碑……
我們的汽車繼續向前開，在普裡皮亞季小城的入口繞過了一個紅黃相間的核輻射標誌，還有一個十字架，耶穌的造型在十字架上痛苦地扭曲著……
「夢想一樣的城市啊！」謝爾蓋突然感嘆。他說的是普裡皮亞季的過去。五萬人，全部是核電站的工作人員和家屬，住在這座與世隔絕的城市裡。「超市裡應有盡有，人均工資是別的地方的五倍……」謝爾蓋繼續說。這位90後小夥子根本沒有在蘇聯體制下生活過，但並不妨礙他「羨慕」一下蘇聯時期享受特權人們的生活方式。
汽車在破舊不堪的公路上開過，我們看到了一棟棟廢棄的樓房，裡面有酒店、餐廳、超市、學校、醫院、音樂廳、歌劇院……全都是四小時疏散後遺留的人類文明凋零後的墓碑。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白樺樹在每一片空地和角落裡生長起來，落葉飄進房間裡。廢棄的房屋裡，陽光通過破碎的窗框靜靜灑在一片狼藉的房間裡。房間裡常常能看到各種照片，人們在已經蒙塵的鏡框後面向每一位訪問者微笑。
常常可以看到打開一半的雜誌，上面印刷著已經去世的蘇聯領導人的照片。這裡的每一間房子都曾經有過歡笑，有過哭泣，有過各種故事。但是在1986年4月27日，時間凝固了，只有陽光年復一年地悄悄來訪。
我帶著與奧特曼怪獸不期而遇的「邪惡」念頭，走進車諾比核電站，但這裡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我看見了核電站冷卻水渠裡的大鯰魚，有一米多長。
核電站共有四個機組，需要大量消耗淡水，冷卻水渠有二三十米寬，成了一條河流。謝爾蓋帶著我往水渠裡扔麵包屑。水面上漣漪泛出，鯰魚露出黑色的背脊和寬闊的尾鰭。30年來，它們在受到核汙染的水裡生活著，沒有天敵。訪問者和核電站的工人根本就不會來釣魚。於是它就成為萬物眾生的例外，每天在距離四號機組僅僅四百米外的世界裡歡蹦亂跳。
在這裡，還是有人跟魚兒一樣，在車諾比頑強地生存著。這裡不是無人區。三個沒有發生核事故的反應堆（包括與四號機組背靠背的三號機組）繼續發電，直到2000年後才全部關閉。30年來，上萬人圍著車諾比繼續默默工作。只是上班時間表有了改變。他們每工作兩周，就要撤出車諾比休息兩周，防止核輻射給身體留下永久影響。即使是在上班周期裡，每天下班後他們也要撤出核心區，到十幾公裡外的車諾比城裡休息。
車諾比還有特殊居民，政府把他們稱為「自我定居者」。
按照謝爾蓋的建議，我們在車諾比城的小超市裡買了些食品，送給居住在森林深處的「自我定居者」——伊萬·伊萬諾維奇，還有他的妻子瑪麗娜，一個77歲，一個75歲。訪客們，還有輪班的消防隊員們常常給他們帶來一些生活用品，有時候幫他們劈柴，順便照顧一下家畜：一隻烏克蘭大肥豬，十幾隻雞，還有老是鬥來鬥去的貓和狗。
「自我定居者」伊萬諾維奇和他的「扎波羅熱人」小汽車
伊萬·伊萬諾維奇會向每一個來訪者重複他的故事：先是爆炸，然後疏散，一年後和妻子返回。幾十個定居點和村莊疏散，陸續回來了三百多人，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處。
30年過去，「自我定居者」只剩下一百來個。他們打井，喝受汙染的淺層地下水；他們劈柴，點燃受汙染的木材取暖；他們耕地，在受汙染的土壤裡種植土豆。他們「死也不離開這裡」。
「這裡」周圍都是森林，村莊早已經凋敝，現在只有四個居民。伊萬·伊萬諾維奇會跟每個來訪者說在冬天如何聽見狼嗥，怎麼在夏天的森林裡見到熊瞎子靠在樹上蹭痒痒。他會給來訪者驕傲地展示當年他擁有的一輛蘇制「扎波羅熱人」牌子的小汽車——當然，它早就不能跑了，和伊萬諾維奇本人一樣，它也成為一座墓碑。
普裡皮亞季18層居民樓上遠眺車諾比核電站四號機組。弧形建築為歐盟資助建設的新安全罩。弧形建築旁邊的煙囪下就是四號機組和它的「石棺」
四號機組發生爆炸之後，核電站工作人員和緊急救援的軍人們冒死修建了一座水泥罩，俗稱「石棺」。它堵死了核輻射向空中和地下的擴張之路。30年來，石棺裡仍舊在緩慢地釋放著輻射。現在，「石棺」已經出現裂紋。
我們在距離「石棺」三百米外止步，看不見上面有裂紋，只聽見蓋革計數器的報警聲。「石棺」西邊，一個更大的安全罩正在修建當中。一旦完工，它就會向東移，給「石棺」外又增加一層保護。它的有效使用期是一百年。過了一百年會怎樣呢？現場的我們，沒有人知道。
新安全罩是歐盟資金援建的，原本計劃2013年完成。但現在看起來，這個投資15億歐元的保護罩「可能到2020年都沒法投入使用」，謝爾蓋向我抱怨。人們可以指責官僚機構的腐敗、低效，除此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永遠也無法算清人類為此付出了多少代價。四號機組不遠處的紀念廣場裡，刻著31人的名字。官方的數據是31人為此付出生命。多少人在此後罹患輻射疾病慘死，多少人被迫離開了家園，多少人終日活在惶惶不安中，無法統計。人們在爭辯，是不是需要發展核電，是不是要關閉所有的核電站。所有的痛苦和疑惑，都在各種爭辯、官僚程序和對能源越來越多的需求中被邊緣化了。
我想起在基輔見到的烏克蘭記者科瓦利。事故發生時，他還是一個小學生，參加了當年在基輔城內的「五一」勞動節遊行。節日之後，各種流言淹沒了城市，孩子們都被家長送到別的城市去了。科瓦利和他的弟弟留下來，繼續去學校。在空蕩蕩的學校裡，老師見到他倆後竟然放聲大哭：「你們怎麼還沒走？你們不走，我們就走不了啊！」
這就像是一個預言。即使有了很多悲劇發生，這個世界的人們仍舊無法輕易放棄某個東西，因為上面聯繫了我們的情感，我們的生活所需，以及我們對未來的期待。你們不放棄，所以我也不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