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中國老百姓而言，對1986年的印象，是從一部電視劇開始的。
那一年的農曆大年初一是2月9號，晚上，很多家庭都圍坐在電視機前，把頻道調到了「中央一套」，靜靜等候——在幾秒驚濤拍岸的畫面後，一隻猴子忽然從爆裂的石頭中蹦了出來，然後響起了那時候聽起來還頗為新潮的電子配樂片頭曲。
在前兩年試播了幾集之後，央視版的《西遊記》終於在1986年的春節正式與觀眾見面，從第一集《猴王初問世》開始，一口氣播放了11集——那時候，一共也只拍完了11集。這部由楊潔導演，六小齡童、徐少華、遲重瑞等演員主演的電視劇，被稱為「86版西遊記」。儘管那些特效畫面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堪稱「粗糙」，但在當時卻迷倒了全中國的少年兒童乃至成人觀眾（大家後來才知道，整個《西遊記》攝製劇組只有一臺老式的300P攝像機），成為幾代人眼中無法超越的經典，百看不厭。這部電視劇由此也創造了一系列驚人的紀錄，比如收視率曾經達到過89.4%，比如迄今為止已經重播過3000多次。《西遊記》在全國的熱播，無疑也大大鼓舞了另一個正在封閉拍攝的劇組。5月21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萬裡來到了北京南菜園西街的「大觀園」——一座專門為拍一部電視劇而搭建的園林建築，參觀了《紅樓夢》劇組的拍攝現場，並和主要演員合影留念。
《紅樓夢》這部電視劇，從1979年開始有人提議要拍，到1983年3月6日開始寫劇本，到1984年3月完成二稿，再到無數的專家給出意見，修改，直到1986年1月才最終定稿，歷時兩年零兩個月。在開拍之前，劇組在北京圓明園舉辦了兩期紅樓夢劇組演員學習班，參與拍攝的演員，都要集中研究原著，分析角色，還要學習琴棋書畫，增強藝術修養。
對現在那些只需要兩、三個月就能完成一部30集電視劇拍攝的劇組而言，他們可能會有些難以理解那些前輩們的「精雕細琢」。事實上，在拍攝技術進步和拍攝流程更專業這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當時的這些劇組，尤其是拍攝「古典四大名著」的劇組，從導演到演員到工作人員，確實是有一種「使命感」的：一定要把我們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拍好，演好，傳承好。
這種使命感源自對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種自豪，也體現了精神上的一種追求。當時間進入到80年代中期的時候，「改革開放」開始加速提升大家的物質文明指數，但與此同時，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開始出現增長。
這種增長的精神需求，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向的。
這一年的5月9日，在中國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了「1986國際和平年」的紀念演唱會。一個留著長發的25歲青年登上了舞臺，抱著一把吉他，略帶靦腆。但他一開口唱就震驚了全場，乃至全國：
「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
在此之前，很多中國人已經習慣了字正腔圓的美聲唱法，嗓音甜美的民族唱法，也開始接觸到了柔腸百轉的流行唱法，卻第一次聽到這樣一種真誠又高亢的嘶吼。
那是一個奮進的時代，也是一個轉型的時代。在中國打開國門，經歷劇烈社會轉型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在興奮、憧憬和忙碌時需要傳統優雅的音樂作品來舒緩自己的情緒，但是，他們也需要在青年時代常有的迷惘中，找到一種宣洩能量的出口。
崔健和他的《一無所有》，就這樣成為了一個裡程碑——從這一刻開始，搖滾音樂開始慢慢被中國的主流社會接納和認可。
如果要說激情，那麼1986年對於很多中國球迷來說，也留下了很多回憶。
自1982年第一次正式轉播世界盃後（1978年世界盃轉播了兩場），中央電視臺在1986年再一次轉播了第13屆世界盃——墨西哥世界盃。在那個炎熱的夏天，堪稱中國資格最老的一批球迷，興奮地圍坐在那個小小的電視機前，聽著宋世雄老師清脆高昂的解說，激烈討論著各支國家隊的風格、技術和打法，那一個個世界級球星的名字，如同他們少年時報梁山泊108將那般被熟練地報出：普拉蒂尼、馬特烏斯、萊茵克爾……當然，還有偉大的馬拉度納。
在那場被稱為「世紀之戰」的1/4決賽中，「球王」用「上帝之手」隱蔽地將球敲進了英格蘭隊大門。那個小動作難免讓人議論紛紛，但除去這顆爭議進球外，大家都公認，馬拉度納在這場比賽中的另一個進球卻是無可挑剔的封神之作——從中場帶球連過對方五人後破門得分。
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1/4決賽阿根廷隊2比1淘汰了英格蘭隊，馬拉度納的「上帝之手」
這批從那時候就開始看世界盃轉播的人，可以說是中國的「初代」球迷，他們在之後的每一屆世界盃上都會重複自己心中最大的期望：何時能看到自己國家男足登場的身影？他們的這個願望直到16年後才會實現，但在1986年，除了中國男足，中國的體育健兒們在不少體育賽場上已經可以讓國內的體育迷們揚眉吐氣了。那一年的9月，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10屆世界女排錦標賽上，中國女排以8戰8勝的成績蟬聯冠軍，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獲得「五連冠」的隊伍。「五連冠」從此成了中國女排的一個代名詞，而「中國女排」這四個字也超越了體育本身，成為了一種精神的象徵。只是，那一年的「五連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也成了中國女排可望而不可即的巔峰，之後的中國女排開始進入低谷，直到18年後才開始迎來第二次涅槃重生。
這一年，第十屆亞運會在韓國的漢城（今首爾）開幕。自1982年在新德裡亞運會超越日本成為亞洲「體壇霸主」之後，中國代表團在這屆奧運會上遭遇了東道主韓國代表團的「強力挑戰」——直到亞運會閉幕前一天，兩個國家的金牌總數都是93枚。最終，中國隊在男子4X100米接力中奪得金牌，才以1枚金牌的優勢力壓韓國代表團獲得金牌榜第一——這也是韓國歷史上在亞運會獲得金牌數最接近中國的一次，之後他們每屆獲得的金牌數都在中國的一半左右。在那屆亞運會上，無數中國觀眾再一次為一個帥氣的體操小夥歡呼。這位23歲的體操運動員叫李寧，他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獨得3金1銀2銅，在這屆亞運會上又包攬了個人全能、自由操和吊環三枚金牌。
在冠軍領獎臺上，李寧笑得非常燦爛，而電視機前的很多中國觀眾也都由衷為他歡呼鼓掌。李寧應該不會想到，僅僅兩年之後，那些為他歡呼的觀眾中，就會有一些人憤怒地給他寄去剪刀或繩子，勸他「自殺以謝國民」。
1986年，中國人民開始要適應一種新的「過日子」的方式。
從這一年的4月開始，中央有關部門發出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夏時制的通知」：每年從四月中旬第一個星期日的北京時間凌晨2時整，將時鐘撥快一小時，即將錶針由2時撥至3時；到九月中旬第一個星期日的凌晨2時整，再將時鐘撥回一小時，即將錶針由2時撥至1時。這也就意味著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開始正式施行「夏令時」。「夏令時」制度的實施是有明確的目的性的：在高緯度地區可以減少照明設施的使用時間，從而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但在低緯度地區，這樣的方式卻作用不大，甚至會有造成時間概念混亂的隱患。
所以，這個制度在中國後來其實也就施行了六年，到1991年就停止了。但這種看上去比較「新奇」的制度，給人以一種奇妙的「科技感」——仿佛人類有了控制時間的能力。
「科技」這個詞，是中國人在那些年裡最憧憬、最崇拜的一個詞。
早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儘管要把這個「生產力」上升為「第一生產力」，還要等到1988年。但在1986年，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科技興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一年的3月3日，由中國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和陳芳允四人聯合提出的一份計劃，被送到了中央領導人的面前。在這份報告中，這四位科學家提出：要全面追蹤世界高技術的發展，制定中國高科技的發展計劃。
根據這份計劃，中央形成了一個報告，全名叫做《關於高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報告》，但它的簡稱更有名，叫做「863計劃」。中國從上到下，「重視科學」已經成為了一個共識，也在開始慢慢收穫成果。
這一年的2月1日，一枚「長徵三號」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騰空而起，將一顆「東方紅二號」實用通信廣播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枚衛星的發射成功，意味著中國人從此告別了只能租用外國衛星看電視、聽廣播的歷史，開始了獨立自主研製和發射通信衛星的時代。
換句話說，這標誌著中國人已經全面掌握了運載火箭的技術。
但這一年，中國科學界也有一個令人悲傷的消息：7月29日，有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62歲。
國防部長張愛萍給這位「兩彈元勳」做了一副輓聯，其中寫道：
1986年對世界天文學界而言，也是值得銘記的一年。
這一年的4月11日前後，每76年才環繞太陽系一次的哈雷彗星，來到了距離地球大約只有6300萬公裡的位置——那是它能到達的離地球最近的位置。
作為地球人類首顆有記錄的周期彗星，哈雷彗星在人類的歷史一直是「輕輕的我走了，總是能留下一片衣袖」：有記錄顯示，中國人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宣統二年（1910年），一共對這顆彗星留下了29次記錄，完全符合它的運行周期。
哈雷彗星的的光臨，讓人類擁有了每76年才會有一次的近距離觀測和研究的機會，而就人類的科技文明發展而言，1986年是一個無法忘懷的年份。這一年的1月28日上午11點39分，在美國佛羅裡達州的甘迺迪航天發射中心，搭載著7名航天員的「挑戰者」號太空梭點火升空——73秒後，太空梭忽然爆出了巨大的火焰，瞬間變得四分五裂。遠在發射中心6公裡外的觀眾看臺上，1000多名受邀前來觀看的觀眾被突如其來的變化震驚了，很多人還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甚至有一位觀眾對著那團煙花讚嘆：但是很快大家就意識到，這是一場悲劇：價值12億美元的「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了，7名航天員無一倖存。
通過後來專門成立的事故調查組的調查發現，「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的問題，最終出在右側固態火箭推進器上面的一個O形環上。全世界各國都對這場悲劇感到悲傷，因為那是人類科技文明發展史上的共同悲劇。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破天荒地將事故新聞放到了頭版醒目位置，並且還配了兩張照片，這在全國引起了轟動。當時處理頭版消息的解放日報夜班編輯陳振平後來談及此事時回憶：
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3分，蘇聯普裡皮亞季市鄰近的一家電廠的第四號反應堆發生了爆炸。這場爆炸讓全世界都記住了那座電廠——那是一座核電廠，名字叫車諾比。車諾比核電廠的這場爆炸引發了大火，並散發出大量高能輻射物質到大氣層中，所釋放的輻射線劑量是二戰時期爆炸於廣島的原子彈的400倍以上。而由原子爐熔毀而漏出的輻射塵，一直飄到了1000公裡之外的瑞典，有20多個歐洲國家上空都漂浮著輻射塵。在這場災難中，人們記住了數萬名先後去爆炸現場救火和清理的蘇聯消防隊員、礦工、軍人們，他們穿著簡陋的防護服，抱著「必死」的信念飛蛾撲火一般前僕後繼。同時，人們也記住了在事故發生後處理失當的蘇聯當地政府部門。
1986年5月3日，在東德邊界，人們在清理一輛由波蘭開過來的轎車，它被懷疑已經沾染了輻射粉塵
這場災難給蘇聯帶來的不僅僅是信譽和民心上的損失，也包括經濟上的：損失統計預估為2000億美元，是人類史上最昂貴的一場災難。1986年的4月21日，鄧小平在釣魚臺國賓館接見了一批特別的客人。這批客人有一個統一的稱謂：「香港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包玉剛、王寬誠、霍英東、李兆基。在那次見面中，鄧小平向他們介紹了「一國兩制」的構想，當時的「船王」包玉剛還有另外一個職務：《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和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在聽完鄧小平的闡述後，包玉剛表示：「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
繁榮和穩定，永遠是兩個不可分割的詞，互為基礎，互為因果。那一年，中國的GDP為10275.2億元，比上一年增長8.9%，總量大概相當於美國的1/15。雖然8.9%已經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但還是引起了國內外一些專家的關注：這是繼1983、1984、1985年這三年來，中國的GDP增長率首次跌破兩位數。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慢慢有進入「深水區」的趨勢，各種經濟的問題也開始慢慢開始暴露出來。面對這些問題，中國人需要有更大的勇氣和魄力，耐心與決心。1986年8月3日，遼寧省瀋陽市人民政府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新聞發布會。在會上，一個消息被發布：已經連續虧損10年，負債額超過全部資產2/3的瀋陽防爆器械廠，在經過一年期限的「破產警戒通告」和重整拯救無效後，宣布破產倒閉，企業擁有的價值30.2萬元的固定資產，全部用來償還債務。這個在今天看起來平淡無奇的消息，在當時無異於平地一聲驚雷：
在廠裡宣布破產的大會上，臺上的「破產廠長」石永階哭了，他覺得不公平，臺下的很多職工也哭了，也覺得不公平。在工廠門口，工人們掛起了白色花圈，紀念他們廠被永遠載入史冊——並不是以他們希望的那種方式：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家正式宣告破產的國有企業。好的企業要受到獎勵，那經營不善的企業呢？這個問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瀋陽防爆器械廠的破產，對中國的國企改革而言是一記振聾發聵的警鐘，對全世界也是一個釋放了一個明顯的信號：日本廣播電視公司駐北京記者當時發回報導的標題是這樣的：「一個在西方並不罕見的現象……這一回，這種現象不是發生在底特律或裡昂或曼徹斯特，而是發生在中國東北部的瀋陽。這一年的12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三天之後，國務院又出臺了一份文件：《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這份文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在這一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允許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在中國境內舉辦外資企業，並承諾會用法律保護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但這一年，中國人渴望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最矚目事件，發生在7月。7月10日，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大使錢嘉東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申請：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方地位。「關貿總協定」的正式稱呼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是一個政府間締結的有關關稅和貿易規則的多邊國際協定，於1948年1月1日開始適用。中國原本就是關貿總協定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長期被排除在外。很多人當時也不會想到，1986年的這一次申請，僅僅只是一個開頭。在此之後，這個被中國人稱為「復關談判」的過程持續了整整十五年，其中多少曲折，多少艱辛，直到15年後才最終圓夢——那個時候，「復關」已經變成了「入世」。與世界經濟接軌，是1986年中國人表達出的一個強烈願望。而在那時候，世界經濟也在尋找下一個發動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威力巨大的助推器，應該是「網際網路」。
北京時間1986年8月25日11點11分24秒，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有一個叫吳為民的研究員，在北京710所的一臺IBM-PC機上，通過衛星連結，遠程登錄到日內瓦CERN一臺機器VXCRNA王淑琴的帳戶上，向位於日內瓦的Steinberger發出了一封電子郵件。
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封電子郵件要比後來大家所熟知的中國第一封電子郵件要早上整整一年的時間：
1987年9月20日，在德國學者的幫助下，王運豐教授和李澄炯博士等在北京計算機應用技術研究所向德國發了一封電子郵件："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在1986年，沒人會想到才稚嫩起步的中國網際網路產業，未來會在全世界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一個原因，是那些將來會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人，在那一年大多都還是學生：那一年，廣東省省重點深圳中學有一個轉學過來兩年的中學生，學習很用功，名字叫馬化騰；那一年，浙江省省重點奉化中學有一個讀高一的中學生，已經自己組裝了一臺六管收音機，名字叫丁磊；那一年，山西省省重點陽泉一中有一個學習成績優秀、酷愛編程的高中生，名字叫李彥宏；那一年，清華大學物理系有一個大四學生畢業了，成功考取了李政道獎學金準備赴美留學，他的名字叫張朝陽，與這些重點大學和中學的學生相比，1986年還有一個大二的學生也開始在學校展露頭角——只不過他原先的學習成績並不出色，就讀的學校也並非一流重點。他曾連續三次參加高考，總分都沒有到線，但第三次高考因為英語成績出色，被杭州師範學院破格錄取。這位成績一般，相貌一般的大學生，在學校裡讀書非常刻苦，並且在這一年帶著外語系學生會文藝骨幹排練了一出話劇，叫《故去的親人》，在學校匯演中大獲成功。
等待這批年輕人的，是中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當然，還有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
1986年5月3日，一架機號為B-198的波音貨機忽然降落到廣州白雲機場。這不是中國大陸的飛機，而是由曼谷飛來的中國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當飛機在跑道上停穩之後，機長王錫爵打開機艙門走了下來，公開表示：與王錫爵一起的，還有一名副駕駛和一名機械師，另外貨艙裡還有100噸貨物。當晚，王錫爵受到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和省長葉選平的接見。也就是在當天，中國大陸以民航局的名義致電中華航空公司，闡明事件性質，邀請他們儘快派人來北京協商有關人、機、貨的處理。臺灣方面提出委託香港國泰航空或國際紅十字會與大陸交涉，遭到拒絕，大陸給出的理由是「不讓第三者插手」。
5月13日，覺得沒有理由再拒絕的臺灣方面派人在香港與大陸方面的人員商談。大陸方面的態度是：除了強烈要求在大陸定居的王錫爵外，其他的人、機、物全都歸還給臺灣。
這個解決辦法得到了全世界的矚目。香港《廣角鏡》雜誌發表一位臺灣老兵的文章：「30多年前，數以百萬計的大陸各省人士，自願或被迫地隨國民黨來臺灣，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離！……誰無父母子女？誰無兄弟姐妹？從少年步入中年，從中年邁向老年，這樣的等待到底還要持續多久？難道只有用這種非正常方式，才能和親人見上一面嗎？」1986年的「華航事件」確實觸動了臺灣當局最敏感的一根神經：中國人講究「葉落歸根」，當年跟隨蔣介石敗退臺灣的國民黨老兵漸入垂暮之年，他們的思鄉情緒日積月累，急切盼望能回大陸與親人團聚。王錫爵之所以要駕機前往大陸，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陪伴已經高齡的父親。臺灣的「立法委員」謝學賢對此專門向臺灣「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出現這個事件，是臺灣當局禁止民眾回大陸故鄉探親造成的惡果。在臺灣的大陸人都思鄉思親情切，基於人道立場，應考慮準許他們回鄉探親。」而臺灣黨政內部以及臺灣輿論也紛紛質疑「三不」政策，提出應該允許老兵回家探親。
在這一年的10月12日，國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迎接了一位特別的客人：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這是英國女王第一次訪問中國。在1984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後，中英關係開始進入蜜月期，各項合作全面展開，而英國女王也在兩年之後到訪中國。
伊莉莎白二世訪華的陣仗成為了當時全世界媒體津津樂道的話題。菸癮極大的鄧小平一般在會見客人時是香菸不斷的，但因為知道女王不吸菸，在整個會見宴請期間，鄧小平居然忍著一支煙也沒吸。女王在訪問後專門給鄧小平寫了一封感謝信，其中提到：「但願未吸一支煙沒有使您太難受！實際上我們不會介意的，但我們仍感謝您的好意。」就在接待女王到訪的一個月後，在北京的釣魚臺國賓館，中國代表團和葡萄牙代表團開始了首輪會談——關於澳門的回歸問題。和平與統一，始終是中國人追求的兩個目標。對於世界上一些其他國家來說，他們可能沒有「統一」的訴求，但「和平」應該是大家共同的認知。
1986年的世界局勢，雖然「冷戰」依舊，「兩伊戰爭」的炮火還未停歇，但總體上還是和平的，只是「暗流」從來沒有停止過湧動。這一年的2月28日，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在看完電影回家的路上，被兇手槍殺，震驚世界。為了找到兇手，瑞典政府一度將懸賞金額提高到500萬克朗，但卻始終卻沒有查出任何結果。作為瑞典最著名的首相，奧洛夫·帕爾梅一度讓努力在國際事務中恪守中立態度的瑞典國會非常頭疼：他曾嚴厲譴責過蘇聯入侵阿富汗，也曾和越南駐瑞典大使一起上街，強烈抗議美國在越南發動的戰爭。
1986年，一部美國的戰爭片橫空出世，風靡全球。這部叫《野戰排》的電影後來囊括了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剪輯獎、最佳音響獎這4項奧斯卡大獎。它通過對越戰戰爭場面的逼真描繪和對美國參戰士兵的人性挖掘，讓觀眾深深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
「不要再有戰爭」，不光是美國人的普遍願望，其實也是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共同願望。但世界的局勢發展有時確實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當另一項訴求成為最迫切和最渴望的第一訴求時，「戰爭」往往也會被一些人拿上牌桌當做籌碼。1986年，有一個23歲的義大利裔美國小夥子從西點軍校畢業了，他隨後就參加了陸軍。和當時一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小夥子們一樣，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牢牢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打擊一切在他們看來是所謂「自由世界」的敵人。
也是在這一年，一個42歲的德裔美國商人完成了一筆漂亮的買賣：他只花了75萬美元，用了4個月就修復了紐約中央公園著名的沃爾曼溜冰場——在此之前，紐約市政府花費了6年耗費了2000萬美元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他曾就讀於紐約軍事學院，但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少軍事天賦，與之相比，他更願意享受在談判桌上與人討價還價以及用各自的籌碼相互博弈的快感。
當然，在1986年，世界總體還是處於一片祥和的狀態——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此時的美國根據其戰略利益，做出了和平的姿態。這一年的10月11日，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一幢小房子裡，美國總統隆納·雷根和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進行了友好的會晤。
這一年的11月5日，在中國的青島，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萊昂斯上將率領3艘美國軍艦抵達，開始了為期一周的友好訪問——這是歷史上美國軍艦第一次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說起來，在這一年的年初，也是中國人民海軍自組建以來第一次完成出國訪問。由132號飛彈驅逐艦和X615油水綜合補給艦組成的友好訪問編隊，在東海艦隊司令員聶奎聚率領下，應邀赴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斯裡蘭卡等南亞三國訪問，途經5個海區，穿越7個海峽，總航程1萬多海裡，歷時65天。
正如大海裡的一朵朵浪花一樣，1986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小浪花，千萬朵浪花匯聚在一起，再配上一條拉長的時間軸，才能真正看清歷史潮水的湧動方向。
來源：饅頭說（id：mantoutalk）
編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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