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醫療隊的年代看病全靠基本功
王叔鹹教授已離開我們30年了，我還清晰的記得每天早晨我跟隨他查房時的情景。
我1965年入學，學制本是6年，但因文革後恢復醫學高等教育時，強調新老不見面，即文革前入學的屬「舊教育體制，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和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不在校交叉重疊，因此北醫63、64和65年入學三屆學生，1200多人「一鍋煮了」，一起分配。絕大多數分配到新（新疆）、西（西安，實指陝西各縣）、蘭（蘭州，實指甘肅各縣）。還有些分在寧夏、青海和西藏。之後又陸續考研或經其他途徑回歸內地。
我本做好充分準備去西藏。最後衛生部以搞教改的理由，留下70人在北京，分別在北醫、中醫研究院（廣安門、西苑、東直門等中醫院）。我被意外列入其中，我覺得應該是和張義超同志的推薦有關，我們曾一起到河北寬城搞教育革命，他是軍宣隊領隊。宣布完分配方案後，我們留北醫的50人先到茶澱五七幹校（原茶澱勞改農場）勞動鍛鍊一年。
1971年從茶澱五七幹校回京，我才第一次邁進北大醫院的大門。此前的學醫經歷主要在大隊合作醫療站、公社衛生院和河北寬城縣醫院，當的是赤腳醫生和全科醫生。到北大醫院後，院方安排帶我的第一位醫生是血液專業的周家琴老師，當時只有大內科和不同專業，沒有二級科室。
那時文革還沒結束，但己在「鬥批改」，醫院和學校都恢復了工作。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醫院的科室稱連隊。汪麗惠（後來的北大醫院院長）任連長。
大內科老主任，來自老協和的王叔鹹教授還沒「解放」，還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當時工軍宣隊定的北醫四大「反動學術權威」有四人：三王一劉，內科王叔鹹，藥學系王序，生理王志圴，生化劉思職。實際上，這四人是北醫水平最高的專家學者。臨床僅有一人王叔鹹。這從另一側面反應出，北醫系統那麼多醫院科室中，臨床與學術水平最高的是王老。王老一生先後從事的研究領域包括結核病、內分泌/糖尿病和腎病。他是中國現代腎病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王海燕老師就是他的大弟子。
我剛進內科病房，還在實行打破等級制度，護士、不同年資（那時沒有職稱了）的醫生每人平均管12個病人，實行「包產到戶」，從早上取血送化驗，留尿，留大便送檢，再到一早查房前紮好靜脈點滴，一桿子插到底，誰管的病人誰負責。我看王老一大早戴著老花鏡給患者打靜脈點滴之辛苦，實在心有不忍，我就每天早七點到病房，把王老和我的靜脈點滴打完，幫他把病人的血尿便送檢，這樣王老便可晚點來病房，能多休息。無心插柳柳成蔭，他讓我跟他查房，我就有了機會直接跟他學臨床。現在回想起來，收穫真是太大，我能有機會直接跟隨王叔鹹教授學臨床，奠定了我學醫成長的根基。
當時王叔鹹教授還沒「解放」，其中有兩次突然「失蹤」很久。後來我們才知道是中央安排王老去阿爾巴尼亞和越南，為霍查和胡志明會診了。
文革結束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王叔鹹教授又成為大內科主任。北大醫院這段有件很特殊的事，大內、大外科實行雙主任制，一個專家主任，一個黨員主任。大內科兩個正主任，王叔鹹和汪麗蕙，大外科兩個主任是李家忠和顧方六。顧方六老師是又紅又專的「雙肩桃」人才，既是黨員，業務、手術和英文又一流水平。顧方六老師的夫人施曼珠教授在內科內分泌專業。她查房邏輯思維脈絡清晰，有條有理。我也跟她學過一段，對自己臨床水平提高很有幫助。他們夫婦兩人有學問，為人正直善良，可惜都過早被癌症奪去生命。李家忠教授50年代因高血壓合併腦出血，兒子及時把他送到友誼醫院做過開顱手術。
王叔鹹教授學識淵博，知識面廣，治學嚴謹，臨床經驗豐富，哪個專業的房都能查，查的各專業的頭頭都口服心服。如果是周三上午查房，周一早上就要把每次查房床位號和患者姓名寫在這層樓病房的小黑板上通知大家，他每周查一個半天房，各專業輪流，全科醫生參加，一次查3到4個病人。我們年青醫生下夜班也不捨得走，極珍惜這種學習機會。
王老查房前都要提前花半天時間親自看病歷，看病人，還要帶著問題到圖書館看書和文獻。王老對下級醫生要求極為嚴格。如果病史問的不仔細，物診做的有差錯，如脾大沒觸到，肝大小摸的不準確，心音、雜音或附加音聽的有差錯，王老都會嚴厲批評。據說有一次一位主治醫心臟聽診有失誤，王老說這種雜音實習醫生都應聽出來，然後就不許這位主治醫繼續報告病例。王老每次大查房前，自已查病人時都會把問診物診要點記錄到一個褐色封皮的小本上，裝在他掛在病房的白大衣口袋裡，年多日欠，本的封皮已磨損。有一次比我年長的李慶彬大夫開玩笑說，他怕王老批評他，他事先偷偷看了王老本上記錄，查房時就按本上記的說。
王老每周半天門診，僅看2個病人，一定是施曼珠、張鳴和、王海燕、高巖等這一級別醫生提交的真正疑難複雜病例。王老門診也要求提前提交詳細病歷和要解決的問題，門診前一天下午同樣要去圖書館。王海燕和高巖教授都是王老的研究生，研究領域分別為腎臟和內分泌，她二人都是1959年北醫本科畢業的。
王老對下級醫生高標準嚴要求，對事不對人，從無個人恩怨，大家對他怕而不恨，從內心更多的是敬重或敬畏。即使文革中他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被批鬥也是流於形式。嚴師出高徒，王叔鹹教授不僅為北大醫院，也為全北醫各附屬醫院帶出了一代名醫，他們都是我年青時的老師和偶像。
上世級70年代末王叔鹹教授集中精力開拓現代腎臟病學科。北大醫院腎內科群星薈萃。王海燕、張鳴和、杜學海、潘輯聖、諶貽璞……。
王叔鹹教授專心治學行醫。文革中批判來批判去，我能記住的就兩條，一是周總理舉行國慶招待會，請他出席，他專注於研究和臨床工作沒到場；二是因病歷不合格，他嚴厲批評過出身貧下中農家庭的醫生，被認為階級感情有問題。
王叔鹹教授患糖尿病多年，他對自已飲食管理極為嚴格，中午在醫院食堂吃飯，2兩饅頭，2兩醬瘦肉。
我1985年1月5日去美國做訪問學者，1987年1月5日回到北京。王叔鹹教授1985年2月4日早上正要上接他的汽車上班，發生心臟猝死，我沒能送他最後一程。
如果說北醫的臨床醫學是顆枝葉繁茂的參天大樹，王叔鹹教授就是這棵大樹的根，根深才有葉茂。我在自已剛剛走進臨床醫學入口就有幸在這位學術和臨床大師的薰陶下，教育下，指導下學習、提高和成長，奠定了我一生的根基。
當今醫院規模巨大，設備精良，技術能工巧匠很多，遺憾的是大師風範無存，我們需要深思，當今鋼鐵為何煉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