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在20世紀曾一度受到鞭撻，有對二程「天理」的批判，有對尊奉朱熹「四書」者的鄙視。那麼，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程朱理學？在當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之時，重新探討程朱理學及其文化價值，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從二程洛學到朱熹閩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宋代的一大特點是學派繁多林立。與此同時，另一特點便是以地域命名不同學派，諸如濂學、洛學、關學、閩學、浙學、湖湘學等，地域性往往成為某一學派的突出標誌。儘管學派林立，但主線邏輯和佔據主導的無疑是程朱理學，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而程朱理學的形成和體系化，顯然是經過北宋和南宋兩大階段、跨南北地域的發展才逐漸完備的。
眾所周知，「理學」之名是從程顥、程頤兄弟創建的學說而來的，因其以「理」為最高哲學範疇，故名「理學」。而二程的理學同時又被稱作「洛學」，這便帶上了明顯的地理學和地域色彩。
所謂「洛」，即今河南洛陽之地。中國南北方之分一般以長江與黃河間的秦嶺淮河為界，而河南恰處於淮河以北，又因位於中國中東部，稱「天下中原」。二程的祖籍即在洛陽，兩人活動、從政以及創建書院也都主要在北方，後皆卸任辭官回到洛陽靜心講學著述，故世人便將其學派稱作「洛學」。首先從程顥的地域活動軌跡來看，程顥（1032—1085）嘉祐年間舉進士後，任鄠縣（今陝西戶縣）及上元縣（今南京一帶）主簿、晉城令（今山西晉城市），因有治績官至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裡行。曾參與王安石變法，後因反對新法，被貶至洛陽任京西路提點刑獄，其間歸鄉侍奉父親，主要時間都在北方。程頤（1033—1107）歷任汝州團練推官、國子監教授和崇政殿說書等職，王安石當政時不被起用，與兄程顥在洛陽講學，曾一度被貶到四川涪州，但晚年歸鄉隱居龍門著述終老。也就是說，二人主要的學術活動與講學都是在故裡進行的，其中最著名的為嵩陽書院和伊皋書院。《宋史》本傳說：程顥在政治上受到壓抑後，「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程頤自述，他的著書時間主要在60歲以後，《二程集》中有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繹，六十以後著書。」學界一般認為，程頤的思想體系和著書講道與伊皋書院關係密切，史料亦證明《周易程氏傳》的撰寫和傳授大部分時間在伊皋書院進行。正是在這樣的授學著述過程中，「洛學」形成規模並產生了廣泛影響。對二程理學的創立和貢獻，歷代研究浩如煙海，在此不作贅述。僅以開創新儒學而言，對於儒家道德教育，二程不僅將其提到「天理」的高度，進而總結出一套道德教育規律，提出「存誠」「居敬」「集義」等思想，並在教材上始開「四書」與「五經」並列之先河，創造了一個從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義理道學體系。
理學之所以在北方先行興起併名聲大振，無疑與宋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相關。而隨著北宋滅亡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南方遂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麼，南方的理學是誰帶過去的呢？這便是程門弟子楊時、謝良佐、周行己、許景衡等人。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書中說：「二程的門生將『洛學』帶回自己的家鄉，傳入陝西、四川、荊湖、福建、兩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開花，形成南宋時期主要的各個學派。」其中無疑數朱熹閩學的成就最高，以至與二程珠聯璧合地完成了理學的系統建構。對於朱熹與二程的淵源關係，清代學者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中說得很清楚：「自龜山而豫章為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為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為三傳」，此「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也就是說，二程之學是由程門弟子楊時經一傳弟子羅從彥，再傳弟子李侗三傳至朱熹的，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最終經過朱熹集大成而形成「閩學」，並成為二程理學發展的主線，被統稱為「程朱理學」。可見，宋代程朱理學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僅經過南北兩宋和由北南傳的歷程，而且得之於同一師門淵源相傳與完善。因為有朱熹的理論貢獻，尤其是他編撰了《四書集注》《論孟精義》《太極圖傳通書》《程氏遺書》等，將理學系統化、體系化，才有兩宋理學的貫通和完整體系，這也成為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裡程碑。
書院文化的播撒及其教育價值
理學與書院的關係極為密切。程朱辦學講學，最突出的一個特徵就是書院的創辦，由此播下綿延千年的書院文化並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據《中國歷代書院志》載：「書院始於唐而盛於宋。」從時代先後和地理學視域看，與二程相關的書院較早出現在北宋和北方，即如嘉祐元年（1056）「二程講經於（開封）繁塔之左」和程顥於治平四年（1067）任晉城縣令建晉城書院（又稱「程顥書院」「古書院」），其後二程主要創建和講學於洛陽周邊的程氏書院、伊皋書院、大程書院、春風書院、嵩陽書院、龍門書院等。當然北宋時南方也已建有書院，如景佑年間（1034—1038）範仲淹知嚴州事創建了釣臺書院，與朱熹相關的瀛山書院前身「雙桂書堂」亦建於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南宋時南方書院空前繁盛，朱熹所創辦的滄州精舍（後詔賜「考亭書院」）和講學之地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鵝湖書院等更是名聲赫赫。據著名史學家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朱熹一生親自創辦書院4所，修復書院3所，讀書講學的書院47所，題詩題詞的書院13所，總共67所。可以說，兩宋時期，書院文化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進一步看，正是上述教育、學術、書院的一體化，開創了自宋以後一種獨特的講授傳播途徑，同時也將書院文化播撒到了社會各階層和民間百姓之中，直接影響到各地鄉俗民風的經義化育。例如晉城書院（位於今山西晉城市）是北宋治平年間程顥所建最早講學之所，一般被認為是「理學之源」，也是程顥早期教育實踐之地。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版《澤州府志》曾載：「宋（英宗）治平四年，明道先生來令晉城，建鄉校七十二處，社學數十所。行縣時親為兒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唯鳳臺城西北鄉，地名書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據後世統計，由於程顥興教辦學所產生的影響，晉城自兩宋至其後的數百年間，澤州5縣就有進士及第者二三百名，金代狀元李俊民、清代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尤為傑出。再如朱熹創辦的考亭書院（位於今福建南平市建陽區），朱子在此講學授徒八年，群賢畢至，包括其時已聞名的門人弟子蔡元定、黃幹、葉味道、蔡沈及來自廣東潮陽的鄭南升、郭叔雲等一大批學人，某種意義上成為南宋之學術研究和教育中心，並形成以朱子為代表的考亭學派。而這些人受朱熹的影響，在學成返回家鄉後也紛紛創建書院，由此將古代書院建設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帶給各地深遠的歷史影響。
應該說，程朱書院及其文化傳播不僅是當代彌足珍貴的中國文化史遺存，對於今之教育亦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元初大儒郝經《宋兩先生祠堂記》載：「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厚風化，立學校……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耕夫販婦亦知愧謠諑道文理。」明代張琾《重修程子祠》談到其輻射力「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南宋黃幹在《朱文公行狀》中對朱子亦給予了高度評價：「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朱熹在創辦和重建書院過程中，曾親自製定學規並編撰各類教材，例如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世道理都作了明確闡述，不但成為後續中國社會書院辦學的模式，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內外教育家建構教育制度的重要資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宋元理學視域下的郝氏家學與郝經詩文理論研究」（17BZW04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侯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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