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從西方的查理·卓別林、奧黛麗·赫本、瑪麗蓮·夢露、麥可·傑克遜、貓王（Elvis Presley），到東方的成龍、三船敏郎、鞏俐等，任何世界性的流行偶像掀起的「文化現象」，其背後必然因為其自身形象、作品價值等喚起了觀眾更深層次的文化想像。很多時候，電影明星的符號意義，更多源於其標誌性的角色，對於赫本而言是《羅馬假日》，對於白蘭度而言是《欲望號街車》。
李小龍，作為迄今為止對世界影壇最具影響力的華人電影演員之一，他的五部動作片（或稱功夫片）《唐山大兄》、《精武門》、《猛龍過江》、《龍爭虎鬥》、《死亡遊戲》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而其中文化意義最為深遠的，當然要屬羅維導演的影片《精武門》中的陳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初奧斯卡上提名多項大獎的昆汀·塔倫蒂諾導演的《好萊塢往事》，就因為對李小龍形象的呈現方式引發爭議。既有反對者認為是對李小龍的醜化，也有昆汀的影迷認為是一種藝術創作上對文化偶像的合理解構。
在華語電影內部，《精武門》也被一代喜劇天王周星馳多次致敬，《新精武門》中的「拍臉示威」、《武狀元蘇乞兒》的「雙截棍」、《食神》裡的「手上功夫」，都是對李小龍的直接致敬。
因此《精武門》作為一個經典模板，也以電影媒介的方式為當代人了解逝去的傳奇人物與文化標杆提供了一個切入點。
就最直觀的觀賞層面來看，《精武門》中的李小龍極具特色的場面也展現出十足的個人魅力。凌厲的空中翻滾、標誌性的「連環三腳」、野獸般的怪吼、輕蔑並富有侵略性與挑釁意味的眼神、迅猛的拳頭、靈敏的反應、揮舞的雙截棍，如此這些影片都給予了全景式展示。而在化身電話修理工一場戲，也具有十足的喜劇效果。
李小龍的身體塑造與形象氣質，既是純正男性氣質張狂與野性的一種彰顯。與此同時，東亞傳統文化形態與現代西方文明的多重話語的塑造與支配下，呈現出一種複雜性。因此，我們既可以看到酣暢淋漓、狂放不羈的釋放與喧囂，又可以看到敏感脆弱、隱忍壓抑。
本文就以《精武門》作為主要模板簡要探析李小龍的形象背後的文化意義。
01.「暴力」的複雜性
無論是華語電影中的槍戰片、功夫片、動作片，抑或是好萊塢電影中的黑幫片、西部片，任何以呈現「暴力」形式的影片，必須從形式及內核上去給予暴力行為的合理性。
暴力（violence），作為人類由荒蠻到文明進程中，一種複雜、曖昧的行徑。一方面，人類作為動物的生存、繁衍、競爭，群體文明的擴張、侵略，都需要以暴力的形式實現；另一方面，暴力本身是對他者的生理侵犯與身體攻擊，本身是不具備正義性的。
在穩定、和諧的文明社會，個體的好鬥基因與暴力傾向是需要抑制並克服的。因而，當暴力成為電影重要的表現形式，創作者必須通過一定的話語模式，使之符合當下的價值觀。動作片中主流的敘事模式有：當社會秩序無法實現實質正義後，暴力作為亡命者孤注一擲狀態下的最後武器（例如成龍的《警察故事》）。
在前作《唐山大兄》中，李小龍飾演的鄭朝安，在起初是處於一種壓抑暴力衝動的狀態之下的，喚醒他熱血火爆性格的動因，來自資本家老闆的無情壓榨與對其生命尊嚴的侵犯踐踏。
而在《精武門》中，家恨（師父霍元甲被毒害致死）與國讎（日本人以「東亞病夫」羞辱精武館），消釋了陳真暴力復仇的負罪感與道德枷鎖。
通過電影《精武門》結尾陳真的悲壯犧牲，我們可以看到李小龍對暴力行為的態度，現代文明、法治時代，無論暴力的動機多麼義正言辭，暴力終究是要受到社會秩序的制衡與限定。
02.青年文化的反叛與抗爭
香港電影與好萊塢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互動」。50年代的好萊塢，《無因的反叛》的問世，使得詹姆斯·迪恩成為「垮掉的一代」代言人，起初「年輕的一代」更多是後二戰時代父輩精神危機與意志壓迫下的反叛者。隨著60年末好萊塢新浪潮《雌雄大盜》等影片的問世，青年文化中的反叛精神則被詮釋成一種反叛舊秩序的「汰舊立新」。
叛逆與抗爭，似乎是世界範圍內的青年文化中無差別的共同內核。對陳規陋習的反叛、對既定秩序的質疑、對傳統權威的挑戰，是近代青年流行文化中的普遍精神（包含年輕人喜愛的搖滾等）。
對父輩權威的反叛與抗爭，是李小龍形象中頗為重要的精神內核。
在前作《唐山大兄》裡，壓抑鄭朝安爭強好勝個性的，是母親的教誨，如果說，女性的柔順與母性的包容，尚且是對男性的好鬥與侵略性的一種「中和」。那麼《精武門》中，一直在規訓、約束陳真好鬥、強勢、熱血、直率個性的是父權。從更深的角度看，父權社會及其規訓的思維觀念，是整個東亞社會的傳統形態。
無論是故去的師傅霍元甲「強身強心，切勿爭強鬥狠」的教誨，抑或是現任武館的「精神核心大家長」師兄克制、隱忍的性格，「缺位」的父權（師父）與「代替」的父權（師兄），對他性格的束縛與馴化仍舊未曾停止。
因此，無論是從好萊塢的「垮掉的一代」，到李小龍功夫片中的暴力抗爭的熱血青年，再到後來王家衛電影中用自我放逐抗拒「都市牢籠」的現代青年。叛逆的形式在改變，但不變的是，青年人的精神中，總是有對世俗的憤懣、對陳規陋習的怨恨，渴望能夠完全抗拒庸碌塵世對不羈靈魂的馴化，期盼實現絕對的正義良善與心靈自由。
縱使免不了世俗的枷鎖、時間的齒輪，消磨掉了稜角，但青年人渴望淨化塵世的赤子之心、追求自由的初心，總是需要富有反叛意義的文化偶像來寄託。
03.民族心理投射
對民族心理及性格的呈現，是李小龍電影文化意義的另一部分。
強身健體，保家衛國，正對應著中國文化綿延千年來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而在近代，武術又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反壓迫的多重象徵。即便是後來李連杰的《黃飛鴻》與《霍元甲》、甄子丹的《葉問》，中國功夫及其衍生的魂魄氣節都是民族心理的投射。
在這個方面，李小龍的電影存在一定程度的簡單化、套路化，這是時代創造環境和水平局限下難以避免的。在《精武門》中則具體表現為：丑角式的漢奸胡翻譯、世俗功利卻深諳民族大義的巡捕房探長、張狂跋扈的日本人及俄羅斯人。
當李小龍飾演的陳真踢飛「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牌子、砸碎「東亞病夫」的匾額，看似簡單的動作及場面。對近代飽受屈辱、憤怒怨恨羞辱心理積壓已久的中國人而言，無疑是儀式感十足又大快人心的。
由此可見，李小龍的形象，既是一種直觀的男性身體與氣質的呈現，與此同時，他成為了年輕人反叛與抗爭的偶像，也成為歷經磨難屈辱的世界範圍內的不同民族反壓迫的英雄形象。而在李小龍的其他幾部電影中，主題仍舊是關於華人奮鬥、拼搏、自強。因此，除卻電影的藝術價值外，也成為了中國人拼搏歷史的一種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