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朝的女人楊貴妃》說唐朝的國際關係觀：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

這段時間巴德宅在家裡看了十慶、田壯壯、張藝謀聯合執導的《王朝的女人：楊貴妃》。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截圖

這部電影最有趣、最吸引巴德的可不是那場著名的「馬戲」，而是其「國際視野」：這一切都由兩位代表「東羅馬帝國」的傳教士娓娓道來，不少內容都涉及到唐朝的對外關係。由於這部電影演繹的古代國際關係涉及今人的「現代國際觀」，所以這部被認為以「馬戲」作噱頭的商業電影，也添加了更多的話題性。

唐朝統治階層的「國際主義」

電影強調唐朝的國際性，在唐朝，確實是存在的。從唐太宗至唐玄宗時期，大唐國力強盛，長安城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那時的唐朝自然沒有今天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主權國家」之概念，統治階級普遍視周邊國家為文化水平較低的異族，將自己視作漢人與異域的共主——「天可汗」。唐太宗就說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但與此同時，唐人也接受與一些像東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那樣的大國平起平坐，沒有像後來的大清那樣夜郎自大。

自貞觀以降，在長安從事經貿文化活動的外國人數量上萬，到了衰敗的德宗年間，在長安城購置田產的外國住戶還有四千，足見長安已是「亞洲國際大都市」。

最能反映唐朝上層社會對外開放程度的，大概是電影中輕輕帶過的外籍官員：盛唐時，在唐朝做官的外國人居然上千。不僅有文官，還有掌握兵權的外籍將軍，更有上達宰相者。根據《新唐書》統計，有唐一代369個宰相中有18個異族人，例如有來自「安息國」者，即今日波斯。

制度化的「亞洲國際大都市」

不過在唐朝上層社會的「國際主義」卻是制度化的。例如唐朝科舉制度設有「賓貢科」制度，所謂的「賓貢科」制度便是將本國士子與外籍留學生加以區別並予專門照顧其在唐考試、錄取，進而出任官職。（錄取的叫賓貢進士）

通過這種途徑任職的外國人中，以唐太宗時期的韓國人崔致遠、唐玄宗時期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兩人最為有名。

崔致遠幼年在長安、洛陽求學，後通過「賓貢科」中進士，在淮南等地做地方官，在唐朝16年，為官之餘從事文學創作和儒學研究，後世稱為「東國儒宗」。

阿倍仲麻呂則在唐玄宗時期隨日本遣唐使抵達長安，同樣通過「賓貢科」考取進士，從「門下省左補闕」（七品官）一路晉升至「秘書監」（三品官），成了後人眼中的「中日文化友好大使」。

阿倍仲麻呂紀念碑

這種「賓貢科」制度，固然體現了唐帝的好大喜功，但畢竟顯示了中華文化兼容並蓄的博愛胸懷。

此外，不少異域名門望族不須經過科舉，遠赴長安朝拜大唐天子，也會被朝廷授官。據史書記載，太宗時期，西域「結骨國」國王親赴長安朝拜太宗，太宗賜其「右屯衛大將軍」一職，隸屬「燕然都護」，鎮守邊關。

結骨國王之例是虛官，而握實權的例子在唐玄宗朝更盛，多位名將皆是異國出身，例如哥舒翰是突厥人、僕固懷恩是鐵勒族人、高仙芝是高句麗人、白孝德是安西人。不過種這「賓貢科」制度卻是因人設事的，主要是玄宗時期的丞相李林甫為免邊境大將「出將入相」，對他構成威脅，情願用胡人帶兵，因為胡人將領們的文化水平較低，難專職當文職，威脅不到李林甫。反而是電影中的反派楊國忠（電影中安排的是楊貴妃前夫壽王李瑁，歷史上是楊國忠），屢屢反對重用胡人而不加制衡，不過後世因為楊國忠的裙帶關係，往往把其政績一筆勾銷。

唐代的外交關係：與「東羅馬使臣」的交往

唐朝對外交往的盛況空前，不僅可從本朝外籍官員名單所見，也可從唐代外交覆蓋範圍中看出。盛唐不但與中亞諸國緊密交往，還與遠在歐洲的東羅馬帝國往來，因此電影的「國際視角」，倒是有宏觀背景的。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張緒山專門對唐朝和東羅馬帝國的往來做過考證：

自貞觀至天寶年間，「拂菻國「（拜佔庭帝國）先後向唐派遣使節七次，最初由拜佔庭王室親自安排，後來由於阿拉伯帝國崛起，遣使多為中亞「景教徒」代完成。

拜佔庭向唐派使的目的，一直是史學家研究的感興課題。當時阿拉伯帝國壯大，對拜佔庭已構成威脅，而大唐一度大破突厥，威名在西域廣為流傳，因此有學者認為，拜佔庭希望「聯唐抗阿」，這也是電影裡交代的背景。

根據唐史所載，唐太宗無意遠徵，但仍對遠道而來的使節多有賞賜，以表鄭重，以全禮節。電影講述唐玄宗對夾擊阿拉伯帝國的問題是同樣回絕的，原因是擔心沒有了緩衝，就會和東羅馬帝國正面衝突云云。這種想法符合今人對國際關係的認知，但似乎不大符合當時情況：

一來阿拉伯帝國（「大食」）剛崛起，國力正是強盛之時，拜佔庭就算和唐朝西部軍隊合力，也不見得能滅掉阿拉伯帝國；

二來唐代到了唐玄宗時其實也開始走下坡路了，即使沒有安史之亂，也接連吃了敗仗，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被西域各國擊敗，更令大唐失去了西進的基礎。何況緩衝國的角色，已有西域諸國承擔（作為唐與阿拉伯的緩衝），唐朝的視野並沒有希望突破這個範圍，和東羅馬的交往，似乎是純禮節罷了。

跟古人說外交豁免權？別說羅馬人，叛軍連吐蕃使節也殺！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安祿山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也勝過唐玄宗；

與此同時，安祿山多次入朝，取得了唐玄宗信任，安祿山對唐代外強中乾更是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皇權與長安的繁華所吸引，堅持要攻陷長安，若是他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電影中最有趣的「國際知識」，還是高潮這一段：話說楊貴妃拜東羅馬帝國傳教士為師，學習西方音律，而傳教士居然走到馬嵬坡，說要帶貴妃逃亡，說大唐軍隊不敢攻擊外國使節，否則就是攻擊東羅馬……這種概念儼然今天的「外交豁免權」。可惜這是一廂情願的安排：「外交豁免權」這個概念可是在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中才確定，唐朝尚未有「現代外交」概念，國際關係只循古時候傳下來的「禮制」；

即便古語云「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可這「不殺來使」也是按照具體情況而定，唐之前殺來使的事例太多了，五胡十六國時期輪流當皇帝的基本上遇到戰爭必斬來使。

而在歷史上的馬嵬驛之變中，忠於太子李亨的陳玄禮率禁軍護駕，在宰相楊國忠與吐蕃使者交談時，趁機將楊國忠亂箭射殺，這波亂箭居然連吐蕃使者也一併殺掉，可見外國使節不但沒有免死金牌，反而是被攻擊的軟肋。後來民間傳說倒是相信楊貴妃逃往遠方，她走到日本的民間傳奇更是流傳至今。

然而，唐朝的「國際化」能否由上而下、深入民間，其實頗成疑問，例如當時在唐朝傳教的任何外來宗教都強調「本地化」，建築也不敢仿效西方，以免引起敵意。這才是中華文明厲害之處：無論佛教、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只要到了中國，保證改頭換面，融入民間的整體。如此看來，古代先人還是有大智慧的，他們雖然有著兼容並蓄的博愛胸懷，但也和如今的我們一樣，強調「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這是古今國人共同遵守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