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眼中的中國，一直是個有趣的視角。
東方與中國，對外國人來說都具有神秘的吸引力。從國門大開的那一刻，他們就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到這裡發掘題材的富礦，新聞、文學、影像等各種作品紛紛出爐。
身在其中的人們看不見的那些奇情異趣，通過「另一隻眼」被發現和放大。
透過外國人的視線，我們才知道，原來中國和我們是這樣的模樣，而有些寶貴的歷史瞬間，也成為難能可貴的歷史原片。
如果再把時間界定得更窄一點，整整一百年前的中國，是個什麼模樣？
單從歷史書和故紙堆裡想像，所有的描述都不盡相同，這個時候不妨交給影像。
1908年-1932年，有一個美國人先後四次來到中國。
5000張黑白底片，幾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燈片，30盤16毫米的電影膠片，他用了將近25年的時間建立起一部關於中國百年前的影像檔案。
對這個叫作西德尼·D·甘博的人，我們應當致以感謝。
這是他鏡頭中的中國。
所有第一次看到甘博照片的人，都會驚訝於他眼中的中國。那些中國現代史中重要的歷史進程，甘博都在現場。
1918年11月14日，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會員在青年會大樓前進行集會遊行，標語上寫著「為世界，造和平，為人類，謀幸福」「世界大同」「公理戰勝」「當仁不讓」等。
恰逢美國傳統節日感恩節之際，北洋政府邀請各國駐華外交使團在故宮太和殿召開大會，慶祝「一戰」的勝利，並舉行了盛大的中外軍隊閱兵式，場面極為壯觀。在故宮內舉辦閱兵式，歷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1918年11月28日，這天是世界和平慶賀日，時任民國北洋政府總統的徐世昌在「一戰」勝利慶典上致辭，向出席慶典的各國外交官致意。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甘博記錄下了孫中山葬禮——孫中山遺像以鮮花環繞，擺放在靈車後面的一輛馬車上，由中央公園社稷壇出發前往碧雲寺。遠處公園圍牆上站滿了送葬的人群。
1919年， 五四運動爆發後，福建學生積極響應 ，遭到日本商行的圍毆。北京的學生、市民於11月29日遊行示威，聲援福州市民。
甘博並不是一個專職的攝影者，他的本職身份是一位社會主義經濟學家。
他的鏡頭首先對準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人。
甘博前後四次來到中國，他的足跡遍及了中國多個省份和城鎮村落，而帝都北京更是他考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用鏡頭凝固了那些早已消失的過去，但在今天看來是那麼親切。
這是我們大多數人想像中的北平，不是嗎？
這是1918年時候的前門，前門大街車輛行人來來往往，十分熱鬧，有人力車、馬車、獨輪車，還有一輛掛有241號大牌照的汽車，很可能是當年北京的第241輛上牌的汽車。
甘博照片中的大理石門，即圓明園的石龕式噴泉建築群，俗稱大水法。
西直門外五塔寺的金剛寶座塔。到了民國初年，原先規模宏大、有著兩百餘間殿宇房舍建築的五塔寺院已蕩然無存，只有這座金剛寶座塔倖存下來，一塔兀立於一片瓦礫之中。而現在我們只能從照片覓得它的真容。
老北京都知道，哈德門即崇文門，是原位於北京市東南的一座城門。哈德門又稱文明門、海岱門，歷經元、明、清三朝近800年歷史；諧音又稱為「哈達門」，官方稱呼為「崇文門」；因為是才子趕考必經之門，被稱為「幸運之門」；又因明清時期在此設立稅務司，又被稱為「財富之門」，是京都九門之中的名門之一。
甘博 1924 年拍攝的北京源興齋掛麵莊，門前是正在晾曬的掛麵。
在北京的時候，甘博的目光並沒有只是像新聞攝影那樣盯著歷史大事。
一個人類和社會學家的眼裡，胡同巷子裡的市井生活，才是理解一個國家的起點和終點。
於是，甘博鏡頭下出現了很多的北京人，他們的生活有歡笑，也有苦難，卻在平實之中巧妙地反映著時代的更迭。
《閱兵慶典上坐在香爐上的貴婦》，1918年11月28 日，紫禁城。
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政府，為慶祝停戰日而在昔日的皇城中舉行總統閱兵典禮。照片上的貴夫人身著絲綢，顯然是為了休息一下站累的小腳，而坐在大銅香爐臺上小歇。她嘴上叼著一根長菸嘴，兩眼從半架在鼻梁上的無邊眼鏡上方觀看著慶典儀式。站在她旁邊的女僕和她形成鮮明對照：女僕身著布衣，為主人拿著一個暖手的炭爐。觀者不可避免地立即被甘博畫面的成功組合所吸引：照片融新老、窮富、純樸和狡詰、平民和權貴於一體。
這是甘博在北京一家作坊附近拍攝的兒童照片，兒童是作坊主人的孩子，生活比較殷實。這個世界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貧富差距。可愛胖墩兒呆萌一笑的瞬間定格成為永恆，穿透歲月時光。
《通州鞋匠》
微笑的鞋匠看上去六十多歲，他直視著照相機，手上拿著針線在衲鞋底。鞋匠臉上歷經風霜的皺紋，結實的雙手，破的不能再破的衣衫，以及簡單的補鞋工具，這一切造就的不僅是一個北京通州的普通鞋匠，而是勤勞貧困的中國人民的縮影。
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為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前身即美國公理會的貝滿女子學校，1905年在貝滿女中的基礎上成立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19年，該校與其他兩所大學合併成立了燕京大學。甘博拍北京姑娘的照片不多，這一張還是遠景。
做煤球的工人彎著腰，雙手把住懸空掛在繩子上的篩子的邊沿，將切割成小方塊的煤塊用力搖動，就成了圓煤球，然後曬乾儲存銷售。拍攝地點在景山附近，遠處是習禮亭和大高玄殿牌樓。上點歲數的人都知道，很多家庭以前都有自製煤球的習慣。
1926年在北京街巷上拍攝的化緣先生。這名年長的苦行僧用一根鋼針穿透面頰，這種折磨肉體的苦行化緣方式往往容易觸動人們的善心。
1917 年在北京街頭拍攝的老人騎著對槽驢出行的情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甘博對中國人民的宗教生活和風俗非常感興趣，這某種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他自己的信仰選擇，也被認為是來自於對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切。
他儘可能詳細地記錄了那些今天已經消失的宗教儀式和風俗習慣，對他來說，這是認識中國的一個通道。
他從不願意向中國人民宣揚自己的教義，他的長女科倫夫人說，甘博的興趣在於了解和研究中國人民的生活和存在，而不是去改變他們的信仰。
這張照片攝於1919年舊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布老虎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是農村仍舊廣泛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 戴在小孩頭上，穿在小孩身上，套在小孩腳上，枕在小孩頭下，一直綿延至今。
京城三月初三蟠桃宮廟會，照片中的看客正圍著一名雜耍者，被引逗得開懷大笑。
北京胡同中正在行進的婚禮樂隊，由四隻敲大鼓的開路，後面跟著吹嗩吶的，再後面是標有「狀元及第」的旗幡，然後是花轎。
葬禮隊伍中左右各有一塊高舉著的方牌，右邊寫著「同順幀壽」，左邊寫著「齊內小街」。
雍和宮每年於農曆正月三十進行「打鬼」，循例為大願祈禱法會的一部分。「打鬼」為老北京的俗稱，喇嘛稱為「跳布扎」。這是甘博1925年拍攝的雍和宮打鬼序幕第一場「跳白鬼」，照片中是四名扮演白鬼的小喇嘛，頭戴白色骷髏面具，著白衣、白褲、白繡花鞋。
作為進入中國的首批美國攝影師，甘博以一個社會學家的自覺，深知城市並不是中國的全部。
他和自己的小夥伴們帶著相機啟程，去了中國的西南地區，走到了鄉村和集鎮。
在那個外國人甚至被當做怪物的年代，甘博記錄下了從清代末期到民國初期的兩個不同時代的中國，也將中國人真實的面貌展現在世界眼前。
《坐在桌前的兩個男人》
甘博在四川西北部拍攝了這張照片。兩個包著頭巾的羌族男人，坐在鄉間小飯館的桌子旁沉思。畫面對焦準確，構圖巧妙，令人深思中國的文化和社會。
這幅照片描寫的是一個在妙峰山行乞的老婦。有評論寫道：「從她那宛如水手海圖一樣皺紋的臉上，你可以讀到整個中國歷史。」
《車水》 安居場 1917年
車水時，幾個人同時踏板，帶動中間的轉輪，將水從低處帶到高處。
《13500個銅錢》 去石佛場的路上 1917年
銅錢貶值，物價上漲，購物時要背上幾十斤重的銅錢。
《風水先生和拐杖》 1918年
婚喪嫁娶，選擇新房基地或墓地，要靠算命先生看風水。
人們常常會覺得，從外界進入中國的異族眼光，多少帶著獵奇的性質。
他們的觀察和記錄，也大多帶有固執的偏見 ，並不能如實反映一個國家真正的歷史。
但對於甘博的攝影作品，人們卻很少得出這樣的觀點，對他的評價大多是這樣：
甘博的女兒科倫夫人的回憶也佐證了這個事實。
她在陪同父親訪問印度時，發現父親能夠很快地和當地普通老百姓融合到一起。
「他一下飛機就帶著相機到街市上遊逛。即便語言不通，他也能打聽出小販賣的是什麼，能賣多少錢，能賺多少錢。隨後，他便為他們拍照。」
將人文關懷融入攝影之中，甘博1918年在北京的文字記錄裡，就曾無意中顯露了這一點：
我覺得在校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應該找機會密切接觸一下他周圍人們的生活。我本人在大學期間接觸到社區、勞教團和社會救濟，對此我非常慶幸。如果學生們在校期間接觸不到任何社會問題，畢業後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他們一旦走出校門，踏入社會，往往沒有可能也沒有興趣再去考慮社會問題。於是，他們對「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會一無所知，而沒有這種知識，他們不會有興趣去關心周圍人民的生活。
這種超出常人的胸懷與專業的社科背景，讓甘博的作品也從一眾國外攝影師裡脫穎而出。
他的業餘也不再被當作軟肋，而是被認為達到甚至超越了專業攝影師。
1989年，甘博攝影展在美國開幕時，紐約《新聞日報》評論員亞美瓦樂赫 (Amei Wallach)寫道：「當甘博忘卻控制自己對人生戲劇的激情時，他的作品就象狡猾的魔術師亨利·卡爾·布列松 (Henri Cartie Bresson)一樣出色。」
別懷疑自己的眼睛，沒錯，這位評論員提到的就是你以為的那個布列松。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法國人，世界著名的人文攝影家，決定性瞬間理論的創立者與實踐者。被譽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
不過，和所有的遺憾一樣，這種與布列松齊名的肯定，甘博在世時並未經歷過。
甘博的照片曾長期封存在自家的箱子裡，在甘博 1968年逝世的15年後才被重新發現，而它們此前被放在家中的壁櫥裡：
壁櫥裡有幾隻檀木盒子，裡面存放著幾百張人工著色的彩色幻燈片。另外的幾個鞋盒子裡裝滿了5000張黑白照片的底片，以及後來發現的三十卷電影膠片，是西德尼·D·甘博在1917-1932年的三次旅居中國期間拍攝的，其中一小部分是他隨訪日本、朝鮮和蘇聯的照片。作為一名一絲不苟的學者，甘博不僅為膠片和幻燈片編了號，而且標明了每張照片的地點、時間和內容。
1984年，甘博的照片被重新發現後，甘博的長女和其他家人於1988年向讀者推出了《1917-1932年西德尼·D·甘博拍攝的中國和她的人民》攝影集。
隨後，甘博中國研究基金會、紐約華美協進社和華盛頓史密森學院巡迴展覽部共同主辦了《兩次革命中的中國：西德尼·D·甘博 1917-1927年攝影展》，該展覽從1989年到1992年之間在北美的19個城市進行巡迴展出。
直到2013年，甘博的攝影作品才正式來到中國，並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集中展示。
甘博留下的本人照片並不算多，這是他在山海關長城留下的工作照
甘博的照片精選書籍《風雨如磐——西德尼甘博的中國影像1917-1932》，於近日出版。錯過了展覽，又對甘博記錄的中國感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看看。
那時始終把這些照片當作科研輔助材料的他，難掩內心對攝影以及中國的熱愛，一生中走過的風景很多，難以忘懷的卻始終是這片土地。
最後，讓我們以甘博晚年的自述作為結尾：
甘博寫於普林斯頓大學1912級同學會五十周年聚會的紀念冊
還記得那個「大黑匣子」嗎？
當年它曾經是我個性的一部分，現在我已改用35mm的照相機，大多為我的孫子孫女拍彩照。
當年拍攝的許多黑白照片，仍在訴說著1912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故事。後來的照片有在州立勞改學校拍的，有從威尼山巔鳥瞰鋸齒形山脊，有20000英尺高的克什米爾諸峰……此外，還有北京紫禁城裡的和平慶典，以及開闊的宮廷大院、大理石臺階、精美的古銅器和金瓦蓋頂的皇宮。
特別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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