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見了嗎？」
熒幕鏡頭一轉，影院昏暗朦朧。周圍的看客緊隨電影進入下一幕，只剩我和身邊人面面相覷。
「應，應該是看錯了。」他輕聲回答，在黑暗中蹭蹭我。
大屏幕上，嶽雲鵬飾演的病友會會長起身鼓勵眾人，易烊千璽扮演的少年撿起會長掉落的錢包，突然愣住，隨後輕輕合上放回桌面。
「沒有看錯，」我反扣住那隻伸過來的手，不知道是震驚還是激動：「錢包裡的照片，上面有六色彩虹。」
情人節前一周，我收到了朋友辛燦的約稿郵件，主題是《媒介發展與性少數群體》（註：性少數（LGBTQ+)，包括在性傾向、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等方面屬於少數群體的所有人，如同性戀、雙性戀、泛性戀、跨性別者、間性人等[1]）。
這個靈感源於新年熱播的國產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大銀幕上罕見的同性愛情當場震驚了辛燦和男友，無數網友的熱烈討論更讓他印象深刻。
「這就像社會中的隱形人慢慢被注意到了···」人類學專業的他若有所思：「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媒介對於邊緣群體『被看見』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六色彩虹旗，又稱為LGBT驕傲旗。自20世紀70年代起開始被作為性少數權利運動中的標誌，多種顏色代表著社群的多元性
圖源 《送你一朵小紅花》
作為 理論工具人 合作筆者，我自然要為辛燦的結論提供一些媒體傳播方面的視角。
這驅使我們找到2020年情人節Apple TV推出的紀錄片《從暗到明：電視與彩虹史》(Visible:Out on Television，後簡稱《Visible》），加上一系列資料搜集，「可見性」（Visibility）成為我們腦海中第一個清晰的知識概念。
《Visible》是蘋果於2020年2月14日推出的紀錄片。通過對電視中性少數角色的演變以及在電視行業中的流行，探討「電視作為一種影響美國人良知的重要媒介的重要性，以及LGBTQ運動如何塑造了媒介」
正如《小紅花》利用影視畫面傳播傳遞性別友善信息，從傳統到社交媒體時代，圖像壓倒文字，短視頻勝過紙質書，視覺性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文化主因。
作為媒介傳播中的關鍵結構，「可見性」（Visibility）從人的視覺體驗出發，強調表象背後的關係與權力。簡單來說，視覺傳播既是一個藝術/技術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相比起自我呈現或二者互動，性別/性少數議題更多涉及社會環境維度。因此，在此篇文章中，我們不妨把可見性簡單理解為「某個群體被看見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與媒介技術、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即表面體現為傳播形式、內容的演變，內在折射出社會環境包容度的發展。
綜上，在本篇 影單安利 簡史科普中，以可見性、視覺文化為學科視角，以《Visible》等性少數媒介作品為線索，我們將共同探討以下內容：
1. 何為「看見」 ？媒介如何改變性少數群體處境
2.「看見」為何？西方性少數群體如何塑造媒介文化
3. 怎樣「可見」 ？中國大陸語境下性少數議題的可見程度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他被看到，卻不能看。他是信息的客體，卻非傳播的主體[7]。」正如警長監視囚犯，老闆視察下屬，男金主凝視女主播，可見性/視覺與社會權力、地位息息相關。
性少數群體在美國電視中首次出現，是作為一種政治符號。在麥卡錫主義（美國國內反共、排外、極右的典型代表）盛行的20世紀50年代，為剷除政治見解不同的人，「同性戀」成為了極端分子施加政治迫害的擋箭牌[8]。
經由大眾媒體（電報、電視等）傳播，「同性戀等於間諜」的言論被大肆宣揚。一方面，諸多共產黨員被冠以「同性戀奸細」之名慘遭迫害，另一方面，性少數群體被迫與「反社會」掛鈎，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這種視覺強化的汙名，使性少數群體一度陷入邊緣境地。在那個時代，影視出版與傳播方都對性別議題持閹割態度[8]，甚至1969年轟轟烈烈的石牆運動爆發（性少數維權標誌性事件），性少數群體也被當作「不可出現在公眾視野」的異類被排斥出電視媒介，零散的報紙報導上，幾乎布滿抵抗、歧視的眼光。
「成為臺前小丑」
汙名化的影響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部分影視作品開始出現了性少數角色，但基本是以搞笑諷刺之形象出現。
隨著家庭電視普及，情景劇成為自70年代受眾最廣泛，且最受歡迎的影視形式。而在娛樂導向的內容中，被視作「異類」的性少數承擔起「令觀眾瞪大眼球、捧腹大笑」的角色。
Ta們通常由異性戀演員扮演，以「奇裝異服」（如猛男穿蕾絲裙、短髮女孩貼鬍子）的形象出現，舉止誇張做作，並在臺詞中不停強調自己非異性戀的身份[9]。
這不禁使人聯想到戈夫曼擬劇理論中的「前臺與後臺」[10]。演員在電視舞臺上刻意表演，而觀眾卻對後臺（演員個人，及其角色象徵群體的真實狀況）一無所知。
當熒幕中的性少數成為笑點，「異裝癖」、「性生活混亂」等刻板印象不斷強化，真正的性少數者面臨外界演繹與真實自我的割裂，隱藏於社會層面的偏見，壓抑了群體現實存在的聲音。
知名演員Wilson Cruz評價早期電視塑造的性少數形象
圖源 《Visible》
虛幻到真實的轉折隨一場世界性危機到來。
20世紀80年代，愛滋病（AIDS）開始在美國及歐洲多地蔓延。而在最早的媒體報導，甚至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聲明中，愛滋病被定義為「男同性戀的罕見癌症」（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11]。
根據當下的醫療知識，我們可知愛滋病病毒（HIV）通過母嬰、血液、性行為三種途徑傳播，且最初是隨越南戰爭期間攜帶病毒的補給血液大面積擴散。
然而，在傳統媒體時代，電視上轟轟烈烈的性解放運動（1960s-1970s）一定程度放大了人們對「性」的關注，加之先前對」性少數群體私生活混亂「的刻板印象，大眾似乎認定了愛滋病就是只有男同性戀會生的病[8]。
在80年代的影像中，常會有「雙重打擊」的經典一幕：兒子告訴父母自己身患愛滋病，父母難以置信，緊接著兒子"自然」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戀」
圖源 《每分鐘120擊》
持續的汙名激怒了深陷水火的愛滋病人群，1988年，一個名為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民間工作組織誕生。Ta們由多元身份的成員組成（性少數者、社會活動家、學者、母親···），遊走街頭向大眾宣傳防治愛滋病的知識，並通過抗議行動反抗製藥公司的高價壟斷，推動政府改進醫療措施[12]。
人類的行動似乎反過來影響了媒介，電視媒體第一次轉播出Act Up示威遊行的畫面。法國電影《每分鐘120擊》還原了這歷史性的一刻：當真實的愛滋病感染者（包括所有性別性向的人群）第一次在電視上被看見，現實訴求被廣泛傳播，人們開始反思自己的觀念行為。邊緣群體藉助媒介靠近大眾視野，西方對於愛滋病、性少數群體的汙名歧視逐漸減少。
「以女性之名」
事實上，牽扯疾病的汙名不會短時消散，平權也不能只靠單一群體去抗爭。
作為性別議題的關鍵部分，當第二波女權運動在社會嶄露頭角，一些影視工作者發現，女性主義在社會發聲時，也表達了性少數群體追求平等人權的訴求。
早期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影視作品中，不乏女主人公為性別/性向平等發聲的橋段
圖源 《設計女性》
這種「合作」的形式主要體現在電視劇與脫口秀上。在90年代初的美國日間肥皂劇中，首次出現了青少年性少數的角色。由於受眾大多為全職太太/母親，相關影片中性別/性向平等的信息被部分女性所接受，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方家庭對孩子性取向的接納程度[8]。
熱門肥皂劇《只此一生》於1992年首播，故事鏡頭第一次聚焦向了性少數青少年和ta們的父母
同樣，90年代後，脫口秀、真人秀興起，秉持女性主義的演員、主持人等媒體工作者有了親自發聲的舞臺。
「美國傳媒女王」奧普拉·溫弗瑞便重要貢獻者之一。作為美國歷史上收視率最高的脫口秀節目（每周有近3300萬觀眾），《奧普拉秀》熱衷邀請不同種族、性別、性取向的社會群體進行交流，Ta們接受採訪，甚至與觀眾展開互動[9]。
奧普拉談論與多元群體交流的感受
圖源 《Visible》
儘管傳播情況有所改善，但90直到年代中後期，電視上仍然沒有一個以主角形式出現的性少數者。
1997年，知名演員艾倫·德詹尼絲（現《Alan Show》主持人）借喜劇《艾倫和她的朋友》，向公眾宣告了自己的女同性戀者身份。
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決定無非是重大而危險的。「女性+性少數」的雙重邊緣身份使艾倫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由於收視率斷崖式下降，她被迫失去工作，不得以正面形象登上在媒體版面，甚至隱居緩解情緒時，針對其性別/性向的辱罵恐嚇信件留言仍接踵而至[9]。
艾倫回憶自己被歧視與霸凌的遭遇
圖源 《Visible》
「呈現自我」之意義
即便艾倫的遭遇反映出社會環境的複雜險惡，但公眾人物的出現仍鼓勵了這次社會運動。
很多性少數者意識到，只有在媒介中呈現更多真實自我，其正常的生活狀態才能被看見，才能潛移默化地消除大眾對性少數群體的異化和幻想。
1998年，一部聚焦於「異性戀女性與同性戀男性友情」的電視劇出現了。一改對性少數元素的刻意譏諷，《威爾和格蕾絲》算得上真正意義的輕喜劇。主角之間的可愛日常和深厚友誼掀起收視熱潮，甚至有粉絲稱其為LGBT版的《老友記》。
正如其編劇所說：「這部作品本意不在於教育觀眾性向平權，只是想單純表現不同性取向朋友在一起的生存狀態[9]。」
《威爾與格蕾絲》從1998年到2006年共播8季，應廣大粉絲需求，該劇於2017年重新回歸，至2019年共播出11季
現代電視劇的成功成為「後臺」被看見的轉折。
21世紀初，「律師（Will and Grace）、待事（Queer As a Folk）、黑人女性（The L Word）···」越來越多的性少數角色、甚至本身為性少數的演員開始進入公眾視野，影視中的人物形象愈發多樣豐滿，由此延伸的社會議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在著名美劇《摩登家庭》中，Jesse Ferguson（該演員已公開自己的性少數身份）飾演的男主Mitchell在第一幕便與丈夫Cameron一同登場。不同的是，這部聚焦家庭話題的美劇賦予這對Gay Couple一個前所未有的身份——由於領養了越南小女孩Lily，Mitchell和Cameron也是即將經營自己小家庭的「新手爸爸」。
Mitchell、Cameron和他們的女兒Lily
圖源《摩登家庭》
自2009年熱播至今，《摩登家庭》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會對非傳統家庭模式的討論。而在21世紀，網際網路技術飛速發展，《斷背山》、《卡羅爾》、《阿黛爾的生活》等經典同性題材影片從大銀幕通過網絡二度傳播；《美國偶像》、《粉雄救兵》、《艾倫秀》等綜藝節目爆火，許多性少數嘉賓擁有了自己的粉絲群甚至應援站。
網飛高分綜藝《粉雄救兵》（新版）中，5位Gay Friends組成「神奇五人組」，通過藝術、文化、烹飪等技能，幫助社會各種群體找回自我和自信
可見，當性別元素與時尚、懸疑、文藝等多種內容融合，多元包容的視角與價值觀正逐漸被傳播。人們逐漸感受到，無論是何種性別/性向，我們都過著一樣普通的生活，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意義和追求。
至此，筆者簡要梳理了媒介傳播與（西方）性少數群體運動相輔相成的歷史。而到社交媒體時代，性少數議題的呈現形式已愈發多樣，且不只西方國家，在網絡平臺上，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帶有性少數元素媒介作品。
然而，作為一個（社會）行動後果，可見性不僅只是表象呈現，它發生在特定的社會物質（Social-Materiality）語境之下，需要考慮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甚至宗教信仰等多重元素[2]。
由於複雜的社會背景（涉及恐同歷史、相關法律、網絡審查制度等），中國大陸的媒介作品尚且不能直接呈現性少數議題。
例如陳凱歌執導的電影《霸王別姬》中，程蝶衣（張國榮飾）對師兄段小樓（張豐毅飾）的愛意就通過大篇幅的單人演繹來呈現，極具爆發力的感情浸透「一切盡在不言中」之悲涼。
圖源 《霸王別姬》
在如此的傳播環境下，大陸的媒體工作者們似乎形成了一種「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的默認規範[13]。
無論早先《風聲》中抗戰主題下女特務（周迅飾)，《北京遇上西雅圖》裡在國外嘗試管嬰兒的Les母親（海清飾）,還是《小紅花》以照片和局部鏡頭出現的同性愛侶；亦或是《陳情令》、《鬢邊不是海棠紅》等耽改劇爆火，手遊《江南百景圖》中LGBT元素的設計···製作者委婉的呈現形式，映照出性少數議題在中文「低可見性」語境下生長的獨特模式。
然而，正如學者周憲所言：「視覺文化與其說是一種知識性和學理性的探索，不如說是一種文化「策略」，一種藉以批判當代社會文化的策略[14]。」
即便媒介作品中的線索隱晦，但也傳遞出製作者對社會議題或淺或深的思慮，經受眾「挖掘解碼」後，更全面深入的討論或許也是提高「可見」之路徑。
知名網絡綜藝《奇葩說》曾就性少數議題展開討論
（目前該期已下架）
「我只是不知道有什麼比電視的影響力更大，當你看到反映自己生活的畫面時，它會提醒你，你的生活很重要[9]。」在《Visible》的結尾，人們感嘆媒介對性少數群體、甚至整個社會的改變。
「當你打開那扇門去理解不同的故事時，人們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麼它是一個如此強大的媒體，當看電視時，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一個能展示自己的故事，這就是它的工作，那就是講述真相[9]。」
圖源 《Visible》
在這段以視覺為導向的歷史中，我們見證了技術演進，更重要的是了解社會多種群體的記憶、歷史實踐和追求。
誠然，考慮到年齡閱歷之局限，在深入研究前，筆者對性別議題、甚至傳播理論或許還帶有「初生牛犢不怕虎」般不嚴謹的論述。
但是，既然人類的故事始終離不開愛與人性的核心，那在本篇推文中，理性思維上的「不可能性」，就會被感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可愛給戰勝。
那最後，祝願所有人都能有一個溫暖的情人節。
放下手機去牽Ta的手吧，除非你和我們一樣孤寡的話。（苦笑）
[1]聯合國開發署.中國性少數群體生存狀況：基於性傾向、性別認同及表達的社會態度調查報告[EB/OL].2016
[2]Jeffrey W. Treem,Paul M. Leonardi,Bart van den Hooff.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of Communication Visibility[J].2020
[3]Bregman, A., & Haythornthwaite, C. Radicals of presentation in persistent convers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2001
[4]Treem, J. W., & Leonardi, P. M. Social media use in organizations: Exploring the affordances of visibility, editability, persistence, and association[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13
[5]Stohl, C., Stohl, M., & Leonardi, P. M. Managing opacity: Information visibility and the paradox
of transparency in the digital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
[6] Brighenti, A. Visibility: A categ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J]. Current Sociology, 2007
[7]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8]悠遊的拖鞋.《從暗到明：電視與彩虹史》分集小結與觀後感[OL].豆瓣,2020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2357519/
[9]Ryan White.Visible: Out on Television[OL],2020
[10]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11]MG Winiarski.AIDS-related Psychotherapy[M],1991
[12]北京愛知行研究所.困境中振臂高呼，二十年風雨兼程——ACT UP/NY二十年工作歷程回顧[OL].中國發展簡報，2009
[13]Jamie J. Zhao.It has never been 「normal」: queer pop in post-2000 China[A].Feminist Media Studies,2020
[14]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