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六十年餘年兩岸分治，窄窄的海峽擋住雙方臺面下的暗手。以香港為舞臺，中共特工與軍統及其繼任者軍情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鬥爭不斷，周恩來、劉少奇都曾遭到暗殺。在臺灣，一份小小的傳單引發中共臺灣工委的全軍撫摸，臺灣進入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改革開放後，臺灣特工假臺商之名，堂而皇之進入大陸，軍情局的王牌卻被李登輝無情出賣，慘遭處死。六十餘年的諜戰，兩岸都付出了慘遭的代價。
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蔣介石在士林官邸內大發雷霆。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等臺灣軍警憲特最高負責人，被罵得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原來，就在年初彭孟緝曾向蔣介石保證共產黨在臺灣的活動不成氣候，近日共產黨的宣傳刊物《光明報》卻出現在陳誠的官邸，證明了共產黨在臺的秘密活動極為活躍。
中共臺灣工委覆滅
威權政體之下，領導人的意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行政機構的辦事效率，蔣總統發怒了，軍警憲特自然賣力。然而彭孟緝調查一月毫無結果，蔣介石只得又將該案交給保密局。曾經輝煌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自改稱「國防部保密局」遷居臺灣後，與絕大多數遷臺機關一樣面臨經費短缺，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窘況，帳上僅餘800元經費，亟需在蔣介石面前立功以穩固地位、爭取經費。毛人鳳越過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點名由行動處下屬偵防組上校組長谷正文負責調查。
實際上，1920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就有共產黨活動，此時臺灣共產黨由日本共產黨領導，後被日本摧毀。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共決定在臺灣建立黨組織，任命曾為臺共黨員、參加過長徵的蔡孝乾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46年4月，臺灣省工委委員兼武裝部長張志忠率首批幹部從上海進入臺灣，7月蔡孝乾進入臺灣，聯合臺共黨員謝雪紅等人建立中共臺灣工委。1949年春，「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臺灣工委轉入戰時體制，積極行動發展組織，並在臺北創辦《光明報》，這才有了報紙出現在陳誠官邸的事。同時考慮到臺灣地域狹小，中共並未要求臺灣工委開展武裝鬥爭。
接手案件後，偵防組很快就從《光明報》的印刷、字體中看出端倪，將目標鎖定在臺北周邊的高校，並抓獲了4名持有報紙的臺灣大學法學院學生。老練的谷正文連蒙帶嚇，這些經驗不足的學生當天即供出報紙來源。第三天又順藤摸瓜，逮捕了基隆中學校長、中共臺灣省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搗毀了《光明報》印刷點，進而抓獲了羅卓才、張奕明等43人，徹底摧毀了中共基隆工委。鍾浩東等7人以叛亂罪被處死，史稱「基隆工作委員會案」。三天破案，蔣介石龍顏大悅，當即批覆30萬經費予保密局。
光明報事件告一段落，審訊中鍾浩東偶然提及「老鄭怎麼樣」，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長期從事諜報工作的直覺告訴他，這是一條大魚，很可能是省級領導。正在此時，保密局高雄站誘捕了中共臺灣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高雄工委書記陳澤民，在陳澤民隨身的記事簿上再次出現了老鄭的化名，這更令谷正文確信老鄭一定是臺共組織中數一數二的角色。經嚴刑拷打，陳澤民供出了「老鄭」位於臺北市泉州街26號的住處。心中竊喜的谷正文立刻前往卻撲了個空。蹲守一個半月後，終於在1950年1月1日深夜等來了老鄭--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一併被起獲的還有蔡孝乾的筆記本。由於陳澤民並未供出蔡孝乾的真實身份，谷正文知道他是一條大魚卻得不到證實，只能好吃好喝關著，不過蔡孝乾在關押期間所表現出來的貪圖享樂為他的叛變埋下了伏筆。不久，蔡孝乾藉口外出指認「同僚」逃脫。
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喜歡記筆記，不是什麼好習慣。陳澤民的記事簿裡有老鄭，這只是一個化名；蔡孝乾的記事簿上有吳次長，這就是一個要命的真名，全臺灣只有一個吳次長--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經蔣介石親自批准，吳石及其妻子王碧奎被捕。蔡孝乾逃脫時曾向所能聯繫到的人發出撤離令，作為吳石的聯絡人、1949年潛伏臺灣的中共黨員朱諶之也收到了撤離令，由吳石親自籤署特別通行證攜帶大量情報，飛往尚在國民黨控制下的舟山群島伺機前往上海。吳石被捕後，朱諶之很快暴露行蹤，毛人鳳親自電令保密局舟山站長沈之嶽逮捕朱諶之，朱吞金自殺未果被押回臺灣，吳石的罪名被坐實。國民政府組成以陸軍上將蔣鼎文為審判長的特別軍事法庭審理此案，吳石、朱諶之聯勤總部第四兵站中將總監陳寶倉，以及吳石的副官聶曦，參謀王正均、林志森等六人被判處死刑。行刑時，蔣介石為防止下屬「狸貓換太子」，特派《中央日報》記者全程拍照監督，驗明正身，事後將照片上交查看。
通過研究蔡孝乾的筆記，綜合其他情報，保密局又在臺北逮捕了擔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裝部長的張志忠及其妻子季澐，並獲悉蔡孝乾在嘉義縣農村的住所。1950年1月，當保密局的特務出現在頭戴草帽、身穿西裝、皮鞋的蔡孝乾面前時，蔡孝乾變節。接著，中共臺灣省工委委員兼宣傳部長洪幼樵也在基隆前往香港的船上被捕。由於蔡孝乾的變節，整個中共臺灣地下組織「連根拔起」，1800多人被捕入獄，不肯屈服即被肉體消滅，由張志忠一手建立的竹子坑、鹿窟等武裝基地也被剿滅。張志忠本人，因蔣經國多次勸降無效，於1954年被槍殺。1998年，與其妻季澐被中共追認為烈士。
這是臺灣鎮壓「赤共」的極端時期，因為反中共滲透下的政治高壓需要，許多人因「通匪」或處死或入獄。而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三人在變節後卻加入保密局。特別是蔡孝乾，後任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軍銜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他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在1970年前已被翻譯成數國文字。因為參加過紅軍長徵，1968年以來，他以「江西蘇區回憶」和「紅軍西竄回憶」為主題，撰寫了24篇文章，連載於臺灣《中共研究》雜誌，1970年彙編成冊，命名為《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分別在臺灣、香港發行。1982年10月，蔡孝乾病逝於臺北。
暗殺周恩來
韓戰爆發後，大陸軍事鬥爭重點從臺灣海鮮向朝鮮半島轉移，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讓撤退到臺灣不久的蔣介石政權獲得喘息機會，臺海兩岸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對峙時期，互派諜報人員滲透的諜戰大戲時常上演，最有名的一出即是「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為拓展國際空間，中共決定派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由於當時中共沒有遠程飛機，只能從友邦印度航空公司租用C-69型星座式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經香港啟德機場飛往印尼首都雅加達。雙方商定，4月11日上午「克什米爾公主」號作為正常航班自印度孟買飛赴香港，下午作為中國代表團的包機飛往雅加達。為了保密，中共決定臨行前才由新華社公布代表團名單，但仍然為保密局廣州潛伏人員獲知。
消息傳回臺灣，毛人鳳認為這是「制裁周恩來」的天賜良機，制定了代號為「一號」的暗殺計劃，經蔣介石首肯後交由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主持，保密局香港站趙斌成、金建夫直接執行。計劃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經停啟德機場時，在機上安放定時炸彈，炸死周恩來等人。
1955年3月27日，化名吳先生的金建夫通過線人周鑽如，搭上了在啟德機場做保潔工作的周駒。經過幾天的試探後，金建夫直接向周駒攤牌，問其有沒有膽量幹一件大事，「擔任破壞一架共產黨飛機的任務」，並承諾60萬港幣的天價獎金、協助逃往臺灣。最初，周駒推說風險太大，不敢做，後在金建夫的攻勢下答應了。與此同時，保密局也通過往來港臺兩地的四川號輪船上一個叫張祖順的海員，將美制定時炸彈運到香港。經過訓練，周駒熟練掌握了炸彈使用方法。保密局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周恩來前來。
計劃趕不上變化，4月初，緬甸總統吳努邀請周恩來出席亞非會議前訪問緬甸，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度總理尼赫魯、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共商亞非會議的有關事宜。由此，周恩來將改變行程，從緬甸直飛印尼，8位工作人員及3位外國人由香港飛雅加達，保密局暗殺周恩來的計劃落空了。獲知這一消息，保密局有人主張等周恩來返回時動手，有人主張計劃不變，最終第二種意見佔了上風。在保密局看來，炸毀飛機造成人員傷亡對中共同樣是一個沉重打擊，是一件轟動世界的「露臉」的事。
國共雙方的情報戰，長期以來都存在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保密局能夠知道周恩來出訪的準確消息，中共自然能探出暗殺計劃的蛛絲馬跡。3月中下旬，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匯報了保密局可能有暗殺計劃，周恩來要求中共主管情報工作的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儘快查明詳情。
4月9日，詳細的情報送到周恩來案頭--保密局將向代表團乘坐的飛機下手，並準備了定時炸彈。周恩來立刻令外交部通知新華社香港分社，要求他們向港英當局交涉；外交部也緊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還將情況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
港英政府收到中共通報的情報後，或有意或無意忽略了，並未加強機場的保衛。當11日上午「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孟買飛抵香港時，機場僅有一名武裝警察在外圍巡視，值班幫辦直到飛機起飛才回到機場。周駒將定時炸彈用雞皮紙包好，藏在水桶帶進機場，安放在了飛機引擎部位。11日下午18時30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印尼納土納群島附近18800英尺高空爆炸，機身墜入海中，除3名機組人員外16人遇難，包括黃作梅在內的8名中國代表團成員及3名外國人全部遇難。
事件發生後，中共立刻向英國政府提出交涉，歷數向英方通報的關於保密局陰謀破壞飛機的情報，要求英方對爆炸事件負責，同時派遣有中共情報「後三傑之稱」的時任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暉前往香港協助調查、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前往新加坡善後。經熊向暉之手，中共又向英國駐華代辦高威廉提交了《向香港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詳細介紹了保密局製造空難事故的過程。英國當局震驚了，面子上掛不住了，對國民黨在港情報機構下了手，搗毀了十餘個情報據點；根據中方提供的名單，參與暗殺計劃的44人被逮捕。
1955年9月2日，英國向中國提交了《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破壞案警察調查綜合報告》。1956年1月16日，英國駐華代辦處照會中國外交部稱，港英政府已將逮捕的31人驅逐出境，送往臺灣。6月24日，英國駐華代辦處再次照會中國外交部，稱由於證據不足，港英政府已將其餘13人驅逐出境，至此因「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被捕的44名保密局間諜嫌疑人全部獲釋。而作為往「克什米爾公主」號安放定時炸彈的直接兇手，周駒早已藏在陳納德中國民用航空公司一架飛機的行李艙中偷渡臺灣。震驚世界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不了了之。
2014年，「香港第一諜案」主角曾昭科去世後，內地與香港媒體均報導，正是時任香港助理警司的曾昭科向中共通風報信，令周恩來避過暗殺，又為「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被李登輝出賣的中共高官
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打開了封閉的國門。曾經的國防部保密局，早已改換門庭--改名軍事情報局，由直屬國防部降格為隸屬於國防部參謀本部，對外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沒有了往日的地位，不變的仍然是對大陸的滲透、諜戰。改革開放，包括軍隊在內的全民經商，為軍情局的滲透提供了便利條件。派往大陸的情報人員，再也不用偷渡或者空降，搖身一變化為臺商，以投資之名光明正大地進入大陸，開設公司搜集情報、策反及發展情報人員。中共建政後第一大情報案由此發端。
張志鵬，1921年出生於吉林，1949年遷往臺灣，後移居香港經商。大陸改革開放後，又前往大陸開辦公司，其間與中共軍方有過合作，與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軍械工廠管理局局長、陸軍大校邵正宗相識。1990年前後，對仕途心灰意冷的邵正宗希望移民國外，向張志鵬尋求幫助。此時，新任軍情局長殷宗文提出「進入大陸、建立據點」的情報戰略，與解放軍有關係的張志鵬，也恰好進入了軍情局視野，被發展為諜報人員。
邵正宗的想法與殷宗文對張志鵬的期望完美契合。軍情局派遣高級特工、後官至軍情局中將副局長的翁衍慶，在香港與邵正宗會面，勸說邵放棄立刻移民國外的打算，留在大陸為軍情局工作，承諾將來幫助他離開大陸，同時按照國軍上校官階每月發給邵薪資2，500美元，另視情報的價值給予獎金。邵正宗被軍情局策反，化名宗正邵，多項大陸重要對臺情報經邵之手出現在殷宗文的辦公桌上，李登輝的案頭。
1992年1月，邵正宗達到服役年限退役，要求軍情局兌現承諾，幫助他移民國外。軍情局同意兌現承諾，但要求邵發展繼任者，邵的上級，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的劉連昆登場。對於劉連昆這樣一位少將官階的高級軍官，臺灣極為重視，參謀總長劉和謙拍板，殷宗文親自主持，這項行動被命名為「少康專案」，邵正宗代號「少康一號」，劉連昆代號「少康二號」，張志鵬為「專案」交通員。軍情局派遣專司策反的六處上校副處長龐大為化名王樹元，偽裝成臺商前往廣州與劉連昆會面，為顯示對等，特批龐大為國軍少將身份。
1992年11月25日，龐大為、張志鵬等三人乘坐中國南方航空公司302航班從香港飛抵廣州。同日，邵正宗從南京抵達廣州，與龐大為接觸，當天晚上，邵正宗用公用電話向劉連昆通報了會面的情況。由於乘飛機需要向上級請假，容易引人注意，劉連昆於27日乘火車抵達廣州。上午10時，龐大為與劉連昆在廣州越秀公園會面。
初次會面，劉連昆即向龐大為提供了15份重要情報作為投名狀，其中12份為中共中央軍委內部機密文件。龐大為極為滿意，代表軍情局贈送劉連昆20，000美元及兩瓶洋酒作為見面禮，同時承諾軍情局將比照國軍少將每月發給劉連昆薪資3，500美元，另視情報價值給予獎金，退休後將照顧劉連昆的生活。劉連昆成為軍情局在大陸級別最高的間諜，化名高至明。繼殷宗文後擔任軍情局長的丁渝洲將劉連昆為主角的「少康專案」稱為軍情局的「鎮山之寶」。
軍械部是主管解放軍裝備工作的部門，劉連昆利用職務之便可以獲得大量機密情報。1992年解放軍採購40架俄制蘇-27戰鬥機、5套C-300防空飛彈，1993年採購14架俄制蘇-30戰鬥機，同年江澤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的解放軍新時期戰略方針等情報，都在第一時間被劉連昆賣給了軍情局。據軍情局統計，截至案發前，劉連昆共從軍情局獲得四五千萬臺幣，其中2，500萬為獎金，每一份情報的賣價，少則40萬臺幣，多則上百萬臺幣。
劉連昆洩露的最為重要的情報，是1996年第三次臺海危機時，將解放軍臺灣海峽軍事演習的全部計劃透給了軍情局，特別是中共所用飛彈是「空包彈」等絕密內容。然而，誰也沒能想到的是，從軍情局透過劉連昆獲得這一消息的李登輝，在演講中為了安撫民眾，竟不無得意地大嘴巴將大陸用的是「空包彈」的情報公之於眾，令北京意識到內部可能有臺諜。
1999年3月29日，已經退休的劉連昆在北京被逮捕，以間諜罪被解放軍軍事法院判處死刑；近200多名軍官受該案牽連被審查，30多人被定罪入獄，劉連昆之子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未能出國的邵正宗也被判處死刑。劉連昆倒下後，軍情局又發展了解放軍空軍指揮學院院長、空軍少將劉廣智。通過劉廣智獲取了大陸瞄準臺灣的彈道飛彈部署情況後，陳水扁在2003年11月競選連任時，公布大陸在五個地點部署了四百九十六枚對準臺灣的飛彈的情報，如李登輝般又將劉廣智徹底出賣。如此詳細的情報，令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震怒，稱該案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間諜案」，下令嚴查。4個月後劉廣智被逮捕處死，軍情局利用臺商在大陸建立的情報網絡因此瓦解。
諜戰的高昂代價
從1950年至1998年，中共先後將朱諶之、陳寶倉、吳石、張志忠批准、追認為革命烈士。2013年12月，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建設無名英雄廣場紀念這些在臺遇難特工，烈士牆上刻有李友邦的名字。當時大陸《環球時報》報導，1949年前後中共派出1，500餘名特工進入臺灣，被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
而在海峽的另一頭，2002年8月，臺灣國防部軍情局將劉連昆、邵正宗兩人的靈位安放在軍情局戴笠紀念館中的忠烈堂內。根據臺灣軍情單位透露，在過去五六十年，臺灣共有3，000多名間諜殉職，這還不包括失手被俘、失去聯繫的眾多間諜。
在大陸，中共在1950年開展了肅清國民黨殘留勢力、清除間諜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報告統計，在運動過程中，總計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這些被鎮壓的「反革命份子」有多少真正屬於國民黨間諜已不可考，但因運動擴大化存在許多冤案是毋庸置疑的。
在臺灣，蔡孝乾案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臺灣戒嚴令》益發嚴苛，國民黨以此對共產黨、政治上持異議人士進行逮捕、審判、關押或處決，時常有人突然失蹤、人間蒸發，冤案迭出，這樣的白色恐怖持續長達38年。根據法務部的公開資料，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軍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0，000件，無辜受難者約140，000人。
66年的分治，66年的諜戰，在兩岸之間留下了錐心的傷疤。公允而論，諜戰是軍事或經濟爭奪的延伸和重要組成部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孫子兵法》更有「用間篇」專門論述。
隨著兩岸關係的好轉，2010年12月9日，時隔60年，在海協會、海基會及臺灣相關部門、熱心人士的幫助下，朱諶之的骨灰被運回大陸，於次年在家鄉浙江鎮海安葬。2013年，臺灣媒體引述國軍權威官員透露，為配合國軍「精粹案」精簡機構，軍情局將縮編，並不再派間諜赴大陸潛伏，但在大陸仍設有搜集公開情報的據點。
2015年「習馬會」前夕，兩岸首次秘密交換被俘特工。臺灣在大陸被捕的軍階最高的兩位特工--軍情局四處上校副處長朱恭訓、上校組長徐昌國--在關押9年後獲釋返臺，中共潛伏軍情局最久的間諜、被判無期徒刑的李志豪在坐牢16年後提前假釋。正如臺灣《中國時報》所言，這是「臺灣有情，大陸讓義，互信跨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