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這是黃宏在1999年春晚小品《打氣》的經典臺詞。
「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這是劉歡在1997年創作的歌曲。
」我不下崗誰下崗「、」只不過是從頭再來「，下崗職工對黃宏和劉歡這兩位演藝明星來說，實在是太容易了，一句話一首歌就解決問題了。一天收入幾十萬的人怎麼會懂得最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這與晉惠帝說何不食肉糜沒什麼區別。
有一部反映下崗工人的電影《鋼的琴》，主人翁的女兒喜歡鋼琴，作為下崗職工的家庭是沒有條件買鋼琴的，為實現女兒的夢想大家一起合力手工製造鋼琴。電影很簡單，沒什麼票房，都忙著追星呢，誰還關注以前的下崗職工呢？
財經作家吳曉波看過電影《鋼的琴》的以後，寫了一篇《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文章。我認為，這篇文章勝過吳曉波以前所有著作的價值，因為他說出來一個真實的歷史，一個難以忘記的殘酷歷史。
吳曉波曾經到瀋陽鐵西區去做下崗工人情況調研，目睹情況之悲慘，觸目驚心。吳曉波記述了兩個下崗工人的故事：
一個是當時鐵西區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崗，生活無著，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位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瀋陽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另一個故事是，一戶家庭夫妻下崗，生活艱辛，一日，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說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裡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他們沒有黃宏」我不下崗誰下崗「的覺悟，更不會唱」只不過從頭再來「，只是在現實的逼迫下苟且偷生或者命喪黃泉。
1997年隨著國企改革三年計劃和「抓大放小」方針的確立，「下崗」開始成為中國工人生活的一部分。下崗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國企改革向縱深發展時期。其間，每年下崗工人人數都維持在700～900萬之間。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相關統計，中國曆年累計的下崗職工約3000萬。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早就提出過，」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經濟學界流傳的這一名言「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成本論代價論犧牲論，言而總之就是犧牲最底層的人，還要讓人家感恩戴德。吳曉波說，中國經濟學界沒有誰在持續關注這個群體。
改革需要犧牲，改革需要成本，改革需要代價，問題誰來犧牲，誰來承受？工人農民難道就是天生的犧牲品嗎？ 他們看不到，「由於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劉歡唱歌黃宏演戲，就是讓工人高高興興去下崗，這就是荒誕的現實。
吳曉波說，」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經濟學家吳敬璉也說過，「不論怎樣，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時，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經濟學家不應忘記生活無著落的下崗職工》）
吳曉波感嘆，「我們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滅了一代40到60歲間的產業工人為代價的，他們徹底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命。一個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關鍵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而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
《鋼的琴》導演張猛說：「我們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時候該停停自己的腳步，等等我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