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紐約最大的華人殯葬公司的下屬企業，五福殯儀館是許多華人生命旅程的最後一站。五十多年裡，這裡見證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不幸被石塊砸中」、「被火燒死」、「在卡拉OK被槍殺」、「抑鬱自殺」，大概一個月能碰到一起這樣的意外死亡。平常的日子裡，這裡每天需要服務兩至三位逝者。現在，疫情令這家殯儀館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忙碌時期。
位於紐約城區周邊的一處墓地。圖源視覺中國。
在中國疫情漸漸平穩時，大洋彼岸的美國進入了下半場。5月24日，《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是：美國死亡人數接近10萬，損失無法計算。一整版被1000名新冠肺炎感染致死者的名字覆蓋，此外，沒有其他新聞。
美國成為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紐約又是全美的重災區，死亡和確診人數都佔到了三分之一。
紐約市中心的曼哈頓一片死寂，商鋪都早早地關門了，這座熱情開放的城市換了面容，人們回到家裡，等待疫情結束。許多行業停滯，殯儀館卻變得忙碌起來。五福殯儀館，長期以來為紐約的華人服務，最近，他們每天要面對以往一周的服務單量——超過10具遺體。但是，不再有許多人簇擁著來弔唁、開追悼會。殯儀館裡很安靜，儀式從簡，少有哀樂甚至哭泣聲。
在這場疫情的大流行中，不幸的人們進入了生命的快車道，草草離去，其中也包括華人。多年前，他們歷經千辛萬苦抵達紐約，期望在這座城市建立事業，掙到大把美金，住進大別墅，最後榮歸故裡，享受天倫之樂。事實上，他們去世的時候，有的家人遠隔重洋，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有的去世後幾天才被發現，還有的，被當作無主屍體葬入了沒有公共運輸的哈特島(Hart Island)。
五福是紐約最大的一家華人殯儀館。一周前，陳鍵榕剛去過這裡。推門進去的時候，他被嚇了一跳，「門口密密麻麻全貼著紙」。
紐約的華人殯儀館有個規矩，火化前，逝者的名字會用白紙列印出來，張貼在門口的玻璃上——一般來說，這上面只貼有兩三張紙，疫情暴發後，每天都是滿滿當當的12張。
在紐約，最大的華人殯葬公司要屬全福殯葬集團，五福殯儀館是該集團的下屬企業，這是當地許多華人生命旅程的最後一站。五十多年裡，這裡見證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不幸被石塊砸中」、「被火燒死」、「在卡拉OK被槍殺」、「抑鬱自殺」，大概一個月能碰到一起這樣的意外死亡。平常的日子裡，這裡每天需要服務兩至三位逝者。現在，疫情令紐約身陷重圍，這家殯儀館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忙碌時期。
五月初的一個晚上，我打電話給五福殯儀館，美東時間是下午一兩點，直到第五個電話才被接起，對方語氣焦急，「我們最近一個月都要忙死了，真的，五分鐘都沒有，一直在接待客戶，老闆娘都親自上陣了，葬禮已經排到了兩個月之後」。
另一家分店的員工給了我全福集團「老闆娘」麥潔明的電話。她是一位傳奇華人女性，1985年老公退休，她接過殯葬生意時，還不到30歲，曾經是香港歌星的她「什麼都不懂，只好硬著頭皮與死人打交道」，她曾經對《世界周刊》的記者說。她的丈夫是曾經香港警界四大名探之一的陳志超，是電影《一代梟雄之三支旗》裡的人物原型，即便到了紐約，她丈夫依然是唐人街上「不一般的人物」。
「麥潔明是個女強人，很強的那種」，她多年的好友陳鍵榕跟我說，「麥潔明註定要做這個行業的，她有殺氣啊，震得住氣場。」
從美東時間的早上到晚上，我定了鬧鐘，每隔一個小時給她打一次電話，但是從來沒有接通過，給語音信箱留言，發手機簡訊和郵件，都石沉大海。但問起在唐人街生活過的人，關於她的故事流傳甚廣。
我輾轉聯繫到麥潔明的女兒陳穎敏，在全福殯葬集團官網的員工介紹裡，她是「女化妝師」，這在華人中相當少見。實際上，她在取得殯儀執照師的資格後，十年沒有踏足殯儀行業。疫情之下，母女倆在事業上達成了協作，「我想幫助媽媽，因為疫情大流行以來，她的工作人員一直在無休止地工作」，殯儀館的同事告訴她，有一天他們服務了14位逝者，「這是以前一周的人數」。
疫情期間，陳穎敏在殯儀館負責接電話，比起為遺體化妝，這份活兒似乎輕鬆許多，但陳穎敏覺得這「是個挑戰」。
大部分悲傷的消息都從電話裡傳來：西海岸的子女打電話過來說，媽媽在東海岸的紐約去世了，但因為外出禁令，他們沒能見到媽媽的最後一面；另一位母親察覺到身體不舒服，讓兒子報警並叫來救護車，因為疫情原因，家庭成員不允許跟車或進入醫院照看，一周後，兒子接到醫院通知，母親走了。
剛開始的時候，陳穎敏有信心，「很多殯儀館只提供預約服務，但我們全天候待命，電話24小時有人值守，節假日和周末都不休息，而且我們有自己的停屍房、冷庫和防腐室，我們能為他們安排一切」。
圖為冷凍屍體的車。疫情期間，太平間早已滿員，多名紐約華人表示，他們在醫院門口同時能看到三四輛這樣的車。受訪者供圖。
連續接了幾天電話之後，她逐漸覺得無法承受這種悲痛，「一切都太瘋狂了」，太多人因為新冠肺炎去世，而他們的家人無法見上最後一面。每個人都在向她傾吐悲傷。
陳穎敏連著兩天接到同一位女士的電話，前一天告知爸爸去世了，第二天媽媽也走了，「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們，尤其是當我看到大部分人的死因都是新冠肺炎，我也快瘋了，我們的停屍房已經滿了，每天都在舉行葬禮」。
連著好幾天，她在清晨五六點醒來，然後再也無法入睡，她不再在社交媒體上發美食的圖片，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力氣再跟媽媽聊天，「我們每一天回到家都筋疲力盡」。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
「氣氛非常緊張，他們都很小心」，殯儀館裡，另一些需要接觸逝者遺體的工作人員，他們戴著N95口罩，臉上罩著防護面具，身上穿著防護服，「跟ICU病房裡的那些醫生是一樣的裝備」。
在五福殯儀館北邊，20分鐘車程的地方，Sachiko Kiyomi在徹夜工作，她把遺體裝進屍袋、然後運到冷凍車裡。她需要在傍晚六點離開家，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半，她和四個孩子平和地談論這份工作，有時還顯得興奮，「聽說你要找運屍工？我就是！我是個單身媽媽，我需要更多的工作來養育他們」。她性格開朗，打字速度飛快，經常用哈哈大笑的表情和強烈的標點符號當作信息的結尾。
談論到某一個工作日時，她換了副語氣，那是一個雨夜，「我真的因為悲傷而哭泣」，她和另外兩個同事把遺體抬向冷凍車，沒固定好的遺體滑了下來，腿直接戳到她的肚子上。當他們好不容易進入冷凍車時，她看到了「忘不了的恐怖場面」：到處都堆滿了屍體，他們只能一直往裡走，直到冷凍車的最裡面，將周圍的屍體挪了挪，才勉強騰出塊位置，「疫情的大流行簡直是一場噩夢」，過程中，她「像個十幾歲的孩子一樣尖叫」。
疫情帶來了新的需求。一位從事醫療物資進出口的中國女老闆曾接到過一個「心慌」的訂單。那是在中國清明節前一晚的十點多，對方向她要10萬個屍袋，送到義大利和美國。她和朋友窩在沙發上一個個打電話，找到供應商時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供應商回覆說，他早就料到屍袋的銷量將增加，專門屯了物資。
據《紐約時報》的統計，新冠疫情的暴發，使紐約的死亡人數增長了至少一倍。
通常情況下，遺體會在政府提供的太平間停放數月甚至數年之久，以便親人來尋找。疫情期間，等待的時間被縮短到兩周，如果屆時還沒有家人來認領，將會當作無主屍體送往紐約附近的哈特島下葬。
網上流傳著哈特島的無人機拍攝畫面——長長的溝渠裡，松木製的廉價棺材挨個兒堆放，大約有三四層，它們被掩埋在一起，沒有單獨的名字或墓碑。在這個不通公共運輸的小島上，逝者將孤寂長眠。
資料圖，圖文無關，圖源視覺中國。
紀錄片《一百萬個美國夢》裡，梳理了哈特島150年來的歷史，島上曾經建過收容所、戒毒所、監獄、精神病院、療養院、毒品康復中心……埋葬過死於愛滋病、流感和黃熱病的逝者。
這一次，這個長長的名單裡，又多了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難的孤獨靈魂。
4月12日，星期日，羅淑華瘋狂地給醫院打電話，一直沒人接，她心裡湧現出一種不祥的預感。
她的學弟杜先哲(Jerry Du)獨自在美國求學、工作二十多年，家人都遠在大洋的這頭，他未婚娶，一周前獨自入院後，被確診為新冠病毒感染者。
她每天往杜先哲的病房打電話，「如果聯繫不到他，我好擔心他被莫名其妙地送走，變成無主（屍體）」，羅淑華說話的時候抽泣著，聲音哽咽，「這是一場人間的大浩劫，我希望他不要孤單地走，完全沒有人知道」。
那天是周日，醫生們都忙得不可開交。
輾轉聯繫到護理長後，才得知杜先哲已於當日凌晨逝世。那天是復活節，在西方，這一天象徵著重生與希望。
他留給很多同事最後的印象，是戴口罩的樣子。三月初，美國疫情還未暴發，他是公司裡第一個戴上口罩的人，劉惠潔和他的工位隔著幾排，經常聽到他催促同事們，「你們怎麼都不戴口罩，趕緊戴起來呀」，他建議同事「外出時把頭包起來」，還跟另一位同事分享防疫妙招，「回家後，把口罩衣服鞋底用電吹風強檔吹風消毒30秒再進門」。
他活得挺惜命的，和杜先哲共事15年的劉惠潔說。杜先哲很珍惜自己的健康，專門放了只小電鍋在公司煲湯，香氣四溢，「他還常坐在廚房的桌子旁切水果，邊吃邊看報紙。他是個注重養生的人，從不吝嗇跟我們分享他的養生秘訣：每天要吃五種顏色的水果和五種顏色的豆子。」
即使是這樣小心，病毒還是找上了他。幾位同事回憶道，三月中旬，他說話的聲音不再洪亮，出現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狀，他告訴同事自己感冒了，但「堅持認為普通感冒」，後來有人在街頭碰到他，「好像病了，老得像七十多歲的老人」。
很快，杜先哲便消失了。
兩個星期裡，同事和家人都聯繫不上他，電話被轉接到語音信箱，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4月6日，有人前去登門拜訪，來開門的房客說，已經很久沒見到他了，門口的信件槽裡快要塞滿了，遲遲沒等來主人取走它們，上面落了灰。
羅淑華通過偵探才得知他已經在一周前住進了醫院，她立即給杜先哲所在的病房打電話，那是7日下午3點多，「Jerry，我是羅淑華，你還好嗎？」電話裡傳來幾聲有氣無力的呢喃，「嗯……嗯……好……我好……」，羅淑華在這頭大喊，「Jerry，我在等你哦，你一定要出來，等你出來，我請你去吃飯」，他們並沒有約定好去吃什麼，入院第八天的杜先哲已經虛弱得無法吐出一個完整的句子了。
此後的每一天下午，羅淑華、老家的哥哥、還有一位同事輪流給杜先哲打電話，那頭很安靜，聽不到儀器的滴滴答答，也沒有任何人在講話，甚至連杜先哲的呼吸都感受不到，只能在他斷斷續續的回應裡，通過「聲音比較大一點」，猜測他「前三天很興奮」、「狀態還不錯」，到了10日和11日，杜先哲的「聲音小了一點」，「他可能已經很衰弱了」。
次日，他生前的領導梅建國表示，杜先哲死於新冠病毒引發的心力衰竭。入院前，他做過心臟支架手術，有糖尿病和水腫，呼吸有時比常人急促，去世前醫生為他做了心肺復甦術。
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杜先哲的遺體被送往全福殯儀集團在法拉盛的分店，也就是五福殯儀館，這至少比去往哈特島要好。他成為最近一個月裡，最年輕的一位逝者，他去世前年僅55歲，他本該還有大把時間享受在紐約退休後的悠閒生活。
在社交網站上，他最後一條公開的動態發表於3月14日，轉載了一篇名為「新冠肺炎的疫苗也許會在四月被準備好」的文章連結，兩個好友在下面評論，「我也希望」和「你還相信他們嗎」，杜先哲沒有回覆。
像杜先哲這樣，獨自在紐約打拼的華人並不在少數，他尚且有足夠的學歷和穩定的工作，更多華人面臨的是沒有合法身份和保險，在餐廳或華人超市做著最基礎的工作，一旦身體出現不適，根本負擔不起動輒每天一萬美金（約合人民幣7萬）的昂貴醫療費用。
法拉盛第八大道是紐約三大華人聚集地之一，一位華人診所的醫生告訴我，當他在這裡出診時，遇到過一些借高利貸偷渡過來的華人，「他們租住在只有一個床位的廉價旅館裡，拼命打工，女的就想辦法找個有合法身份的人嫁了，很慘的」。
疫情面前，他們想買點藥以備不時之需，又害怕去醫院暴露身份而被遣送回國，這位醫生指點他們，「直接去藥店買藥備著吧，不用額外花100刀（約合人民幣700元）來我這掛號了」。
多年前，麥潔明創辦了非營利組織「華人善終基金會」，陳鍵榕是董事之一。就在幾天前，他收到微信：一位閩南的同胞患新冠肺炎走了，家人都不在這邊，本身家庭也比較困難……「一看到這話我就明白是什麼意思了」，他打電話給麥潔明，請她幫忙協調。
在紐約街頭服務的華人善終基金會。受訪者供圖。
出乎意料的是，疫情期間，陳鍵榕只接到這唯一一宗求助，「比以前少了很多，好像所有事情都暫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小道消息在微信裡瘋轉，誰出現了症狀，誰過世了，最後都要加上一句，「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
這樣的現象得到了許多華人的印證，礙於直系親屬的沉默，他們往往從逝者的旁系親屬處得到這些不幸的消息，然後簡單地回復一個「哦」或者「收到」，沒有花圈和悼念活動，甚至沒有更多的交談，其生前擔任過職務的同鄉會、商會、僑協等由宗親地緣構成的組織，也選擇不公開逝世消息。
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格外小心翼翼和脆弱。「確實很避忌、很敏感，畢竟是傳染病嘛，大家都很怕，直接低調處理了，容易聯想到是不是家人也感染了，然後就不來往了」。
新冠疫情期間，所有事物都在發生改變。正常情況下，親屬會在火化前舉行為期兩天的紀念儀式，然後選擇吉日埋葬，現在，殯儀館只允許直系親屬前來悼念，少數親人能跟去墓地，陳穎敏說，墓地一個月之後才有空位了。
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殯儀館很安靜，甚至有些冷清。不再像往常一樣，有許多人簇擁著來弔唁、開追悼會。陳穎敏看到同事用微信服務客戶，「葬禮變成了無人值守的葬禮，只有殯儀員，然後把所有圖片發給家屬」，五福殯葬集團的官網顯示，他們還可以提供「直播葬禮」的服務。
一位華人的嶽父在疫情期間因肺癌復發去世，這是一個有四百多人的大家族，「分散在整個美國」。他們選擇省略所有的紀念儀式，直接把遺體運到墓地加棺土葬，「去墓地的只有八個年輕家屬，我們都站得非常遠，神父戴個口罩，念一段聖經，灑點聖水，再放點花，就趕緊回家了」，他告訴我，他們甚至等不及棺材下葬，離開墓地的時候，棺材還吊在起吊車的架子上。
張國棟來美國24年了，經歷了不少災難。最近的一次是發生在2012年，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颶風來襲，許多房子的地下室被倒灌進水，遊泳池成了魚塘，張國棟的家裡停電了，他拿出以前買的發電機撐了兩個星期。「但是大伙兒還能出來活動，我們還能上班、能去買菜，小朋友還能上學，你看現在的生活，全部一團糟，整個世界都本末顛倒了」，他想給家裡添置幾個花盆，再買些釘子和一個電鑽，排隊排了好久，「以前完全沒有這事兒，在美國是第一次」。
「我不想幹了」，在紐約長島開餐館的牛紅已經聽到過好幾個員工這麼討論。90年代初期，她從天津來美國打拼，然後定居下來，現在兩個兒子已經上大學了，「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災難，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從來沒有遇到過啊」，她想給餐廳招些新的人，翻開報紙，密密麻麻的全是招聘廣告。牛紅意識到並不單單只是她遇到了問題，「很多人來美國就是為了賺錢，現在覺得還是跟家人在一起更重要，大家現在都很茫然，不知道這個災難還要持續多長時間，好幾個師傅已經說了，等疫情過了就回大陸去。」
美國已不像當年那麼誘人，二三十年前刷盤子能掙2000美刀，現在依然是這個數，而中國的工資已經比二三十年前翻了很多倍，他們不必來一次就賭上整個人生。但一些出來得早的移民已經在這裡擁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他們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陳鍵榕就是其中之一，他離開家鄉已經43年了。1977年，他先到香港，7年後又來到美國，此後一直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什麼災難我都遇到過，但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畢生難忘啊，有時候都覺得沒辦法繼續生活下去了」。
有一天晚上，陳鍵榕從法拉盛第八大道開車回家，氣溫陰冷，不一會兒下起了毛毛雨，雨刷嘎嘎地左右搖擺，陳鍵榕一個人坐在車裡，只能聽見雨刷的聲音，「這裡平時很繁華，那天路上一輛車、一個人都看不到，好像只有我自己」，這個身材魁梧的男人感受到了「紐約跟死城一樣」。
沒人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會結束。
每天早晨，陳穎敏依舊沿著桑樹街向南開車，停在36號的位置。一條街之隔的五福殯儀館和哥倫比亞公園，都處在唐人街的中心地帶。正常的日子裡，這個公園是華裔老人們聚會的地方，他們圍著石桌子坐一圈兒打麻將、打撲克，有時也組個小型樂隊唱唱歌，或者帶著孫子孫女坐在巨大的草坪上野餐，對呼嘯而過的黑色禮儀車和穿著黑西服經過的員工視而不見，現在，這些自在的看客消失了。
在附近上班的劉惠潔每天都要經過這裡，「這條街看起來沒什麼明顯的不一樣，但走進去會發現這裡全是殯儀館和賣喪葬用品的店，要走出去到對面，才逐漸有餐館和酒吧」，當地媒體把這裡成為「喪葬一條街」，「中國民間出殯時祭奠用的紙幡、紙人、紙車馬、紙元寶、紙美元、甚至紙制手機、家電、汽車、樓房和遊艇，都可以在這裡找尋得到。」
資料圖，圖源視覺中國。
現在，這裡一片寂靜，街上已經看不到什麼人了，幾乎所有店鋪都關著門，陳穎敏是出生在紐約的第二代華人，已經在這裡生活了37年，「從沒見過如此空蕩蕩的唐人街」。殯儀館，成了唐人街最生機勃勃的部分，陳穎敏說，「醫生是第一響應者，但由於死亡人數太多，我們成了最後響應者」。
美國疫情並沒有放緩的跡象。上周日，何雨路過時代廣場，看到昔日二十四小時不停歇播放的屏幕上，只剩下很少的商業廣告，更多是對疫情期間保障行業的感謝。在這個被稱為「世界十字路口」的地方，幾乎沒有什麼人在走動了。
出門前，何雨在家裡窗臺上坐了會兒，她看到一輛救護車飛馳而過，下樓騎了十幾分鐘車，又與一輛救護車擦身而過，「一直都能聽到救護車在響，在紐約，這是非常尋常的聲音」。
註：文中劉惠潔為化名。紐約華人音樂家楊飛提供了採訪協助，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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