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鄭保瑞，在今天的香港電影圈子裡，毫無疑問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除了自己拍電影，也擔任不少香港電影的監製工作。
早年《狗咬狗》、《軍雞》等風格化的影片充滿黑色凌厲的cult風，《意外》在香港傳統的犯罪驚悚類型元素之外加入出乎意料的反轉和人性思考，入圍了2009年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的角逐。去年《殺破狼2》讓他的影迷們重新看到《狗咬狗》中暴虐的血腥與黑暗氣息。
《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劇照。拍《西遊記》不是鄭保瑞自己的選擇，作為一個職業導演，他想拓寬一下自己戲路，就接下了這個離自己原來的風格類型很遠所以「沒什麼包袱」的題材。
《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下稱《三打》）是鄭保瑞第二部在大陸拍攝的電影。上一部《大鬧天宮》讓他歡喜讓他愁。喜人的是影片以10.44億拿下2014年春節檔的票房冠軍，愁人的是影片尷尬的特效和口碑直到今天還時常被人提起。
《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劇照。採訪鄭保瑞之前，與片方宣傳的溝通中對方並不希望提及前作，鄭保瑞自身倒是對之前不算成功的嘗試表現出相當的坦然，自然而然地就說起來，說網友們在網上叫嚷著「第一部已經這麼爛了，不要再拍第二部了」，這些意見他都看到了，甚至不止是觀眾，連他自己的朋友都勸他別再給自己找氣受。
「還有人說你幹嘛非要拍第二集，是不是他們給你很高的酬金？我真的告訴你，沒有很高。我覺得這是我修正自己的機會，我做了我才能過得去。」
【對話】：《西遊記》的故事對於內地影響很深的，不知道這個名著對於香港的影響是怎麼樣的？您自己原本對《西遊記》是什麼樣的認識？
鄭保瑞：香港有一群人非常喜歡，但是沒有內地那麼普遍。香港也有把《西遊記》拍成電視劇，但沒有像六小齡童的版本那樣成功的，每個假期都放。香港人對於故事沒那麼熟悉，但是人物形象是非常熟悉。可能《大話西遊》讓大家印象更深。
《西遊記》給我很多想像空間，有些東西是既定的，比如孫悟空的形象，師徒人物關係，但是過程中，吳承恩先生留了很多空間給後人去發揮和想像。
張衛健版《西遊記》劇照。澎湃新聞：創作者面對名著總是在改編時試圖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或者解讀，《大鬧天宮》你處理成了一個孫悟空作為超級英雄的成長發家史，《三打》裡的人物更多，你作了怎樣的發揮？
鄭保瑞：不管是不是超級英雄，每個人物在電影裡面都應該經歷讓自己成長的事情。這部孫悟空出現的時候是一個坐牢坐了500年剛剛重獲自由的囚犯，在這個過程中，他從一個很自信，特別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的人，慢慢被唐僧這樣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和尚收服，逐漸明白自己選擇的意義在哪裡。他會在小和尚那裡發現自己沒有的東西，片中孫悟空火眼金睛能看透「真相」，而唐僧肉眼凡胎看到的是「心相」。唐僧的大愛，是孫悟空和其他徒弟學習的東西。
最大的衝突是唐僧和孫悟空。我們改編的故事裡，唐僧是第一次出行，第一次遇到孫悟空，也第一次遇到妖精，所以他就是一個初入社會的大學生，見到每個人都想度化，結果發現理想和現實很不一樣，到最後他還在堅持初心。他知道他為什麼堅持。那顆心是他的幾個徒弟都沒有的。
《大鬧天宮》劇照。這些也是我自己過去讀《西遊記》的時候就有的疑問，我覺得孫悟空那麼厲害，那他為什麼還會那麼死心塌地跟著唐僧。拍《西遊記》也是我自己解答自己疑問的過程，給原來的問題找到一些動機。
所以我理解的過程是孫悟空從很相信自己到逐漸放下自己的一個過程，原來他很討厭的那個金箍，到最後從一個束縛的枷鎖變成一個加持他的冠冕。
澎湃新聞：白骨精成了這部電影裡非常吃重的一個人物，這個妖怪你給她加了些什麼？
鄭保瑞：從劇本的角度來說，白骨精承擔的就是一個反派人物，就是要給她足夠的力量足夠的氣場，這個氣場是跟整個師徒團隊要全力去抗衡的。所以就不能是原來故事裡很簡單的一個妖怪形象，如果簡單的話，孫悟空那麼厲害還需要打三次嗎？所以這個角色一定要有能量。
找到鞏俐之後，也給白骨精找到改寫的方向，因為我覺得鞏俐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她演白骨精一定也會讓人看到這個角色背後的故事。白骨精在《西遊記》裡面是唯一一個由人而來的妖怪，其他都是什麼菩薩、星君身邊的童子、坐騎、法器之類的東西幻化來的。
那我在想為什麼一個人寧願做妖而不願為人，她一定在做人的時候經歷了很多失望的東西，對人生感到絕望，她已經不相信人性了。所以鞏俐能夠給白骨精多一點維度，我希望這個反派不止是一種反向的力量，她還是一個獨立的有豐富層次的人物，能夠立得起來。這也是打動鞏俐說服她同意來出演這個角色的原因。
澎湃新聞：名著改編似乎從來都吃力不討好，對於導演來說，怎麼平衡這個創新的度？
鄭保瑞：你自己有個界限，有些東西你不能過也不能多，主要是人物要立得住。還有電影有電影的節奏，一定要保持住。如果我想講的東西，會打亂我的節奏或者結構，那就是危險的，在大的節奏下，有空間的地方我會放一點。還是我自己這麼多年累積下的經驗在做指導。
更直觀地看，這個電影是一個融合了很棒的視效又有喜劇元素的魔幻大片，當然我們要平衡各種東西，現在既然定義為一個春節檔的全家歡，就會把各種元素都做足，裡面有一些思考，或者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和解讀，這個觀眾抓得到就抓得到，看不到也沒關係，看看電影本身的故事畫面，就會是很好的體驗。
我運氣很好，第一次沒做好還有第二次修正的機會《狗咬狗》劇照：你到內地來拍了兩部《西遊記》的故事，和你其他作品風格都不同，怎麼會開始想要嘗試這種魔幻題材的？
鄭保瑞：《西遊記》也不是我選的，我是被找來的，我也知道不是自己擅長熟悉的題材，但可能恰恰是因為這樣，我才會選擇接拍吧。其實剛找我的時候我也是蠻猶豫的，可能跟你們的反應一樣，覺得跟我自己一貫的戲路也不一樣。
其實我也知道自己的風格是比較激進、比較暴力，在內地拍片要延續自己原來的一些風格是比較難的。
澎湃新聞：上一部《大鬧天宮》對你來說積累的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麼？
鄭保瑞：是有很多經驗累積，有好的嘗試，也有不好的結果。雖然票房很好，但是在故事上、特效上都還有很多沒達標的地方，也給我們很多反思，是很好的經驗，希望能夠收集到更多的意見，這次來改正。當然也不只是錯誤，有些真的是經驗問題，比如怎麼去跟特效人員溝通，怎麼去安排拍攝和後期的進度。
這次我們拍攝的時間短了，特效量也更有的放矢。第一次真的是什麼都不懂在摸索，摸著石頭過河，之前也沒有這個量級的特效電影出現過。
澎湃新聞：《大鬧天宮》遭受的非議會打擊到你嗎？
鄭保瑞：這看你怎麼看。現在第一部出來的評論，我覺得大部分是對的。
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當第一次完成度不是很高的時候，居然片方還願意給我第二次機會。很多導演第一次搞砸了，第二部就根本不會再找他了。但現在我看作是第二次機會，把之前的遺憾再彌補修正看看。我覺得能修正的我都修正了，當然觀眾買不買帳是另外的事情。
你說有沒有難過，當然是難過的。難過為什麼人家都看到而你看不到。
澎湃新聞：所以當時是真的沒有看到？
鄭保瑞：有，有發現，但是不論進度要求還是資金限制，都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了。也有些是真的沒發現。我永遠相信，每個導演如果發現有問題，一定會拼命想辦法解決，如果裝沒看到，就不是導演了。但是發現了問題在，卻無能為力，找不到方法，那個是最痛苦的。我也不是只有《大鬧天宮》遇到，以前每次拍電影也都會遇到，你看到那個電影走偏了，你很想抓回來，但不一定抓得到。我相信電影有命。
澎湃新聞：這次呢？覺得做到多少分？
鄭保瑞：每個電影都有遺憾，但不是現在來說，可能要過一段時間來看。你現在讓我談對這個電影的看法，說實話是不太冷靜。因為剛剛做完，自己已經看了一萬遍，還剛剛要面對觀眾的各種聲音，再做判斷。電影拍完要一個沉澱的過程，現在不太清醒。我以前的電影也是兩年之內我都不會再看，隔一段時間再看那些評價對不對。
其實商業片更需要沉澱，更需要冷靜，因為它不是個人的東西，是更大眾的東西。
如果一直拍《狗咬狗》，我會覺得自己停在原地：早些年你的電影曾經做過非常風格化的嘗試，比如《狗咬狗》、《軍雞》，到現在做非常大的視效商業大片，你覺得這些年自己的電影觀有怎樣的改變？
鄭保瑞：頭五年是自己成長的過程，是自己發揮自己個性的嘗試，都找尋完了，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也對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了，然後要向更職業化的導演道路上再往前走。當然有人選擇停留在自己的某種個人表達的路線上，我也很喜歡《狗咬狗》、《意外》那些電影，但是我如果一直那樣拍，我會覺得自己是留在原地。
我知道走現在這個類型是蠻冒險的，因為沒有基礎，也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也可能因為這樣，我沒什麼包袱，也不用想要融入自己的風格，或者遵從自己原來那批影迷的口味要拍那些很黑暗的東西，因為差太遠了就完全不用考慮了。現在就完全是一個職業導演，被片方選中，就用自己的技巧，去講一個故事。
澎湃新聞：作為導演，面對這種 「職業化」的選擇，和自我表達的電影在創作方式和側重點上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鄭保瑞：其實「大鬧」也好、「三打」也好，在創作的時候都會投入。這次我再找唐僧、孫悟空、白骨精的三角關係去投入的。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悲觀的人。這幾年有改觀，自己有了女兒，經歷了自己哥哥突然去世。看到生命來，也看到生命走。我女兒也生病，一度以為是癌，後來沒事。所以我對生命有新的看法。經歷事情之後，悲觀裡會帶著豁達，有看到悲觀的事情裡面蘊含的希望。
那你說這些感悟有沒有放在《三打》裡，有一些，比如唐僧面對眾生的一種悲憫，但是又沒有明顯，是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說得多好好像有點出賣了自己，但是我還是想說，哪怕是作為很商業的電影，我也是放了感情在裡面拍的。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其實哪怕是拍《狗咬狗》、《意外》的時候，風格也是我比較想避免的東西，不是很想把自己暴露在外面。可能有些鏡頭、美術的味道讓人覺得我就是個很黑暗的導演，《狗咬狗》可能太文藝了吧，那是人物決定的。
華南首映上，程東、陳慧琳、費翔、彭宇。澎湃新聞：去年在香港拍的《殺破狼2》其實有回歸之前風格的感覺，前面提到在內地拍電影很難延續你的個人風格，所以與內地的合作更重要的是看中這邊的市場，而創作上還是在香港更自由舒服嗎？
鄭保瑞：內地當然是香港導演來尋找機會的地方，因為整個中國電影的核心創作力量都在北京。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實現《三打白骨精》這個量級的電影。還有你們說的「賺錢」當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要生活。還有就是想在內地這邊實踐看看市場到底有多大的容量。
但縱使我在內地做了一點點成績，可我是從香港電影而來，所以肯定會在香港繼續工作，不想那邊的香火斷。有些人會說我們會是最後一代純港片的導演，那我們都北上了，還是希望香港的電影香火能繼續延續下去，哪怕市場小一點，雖然不斷有經歷一些低潮，但香港電影還是很難死。兩個市場都不會放棄的。
澎湃新聞：說說內地電影環境給你的感覺？
鄭保瑞：在香港我們是從「紅褲子」一步步上來，就是在片場從搬道具開始。內地確實很不一樣，機會多了，少了跟師父的步驟，一來就自己做，因為不難找到機會。能不能把控，是每個人自己的修行。
這邊現在很多電影人，雖然不在片場摸爬滾打，但是通過拉片子，看了很多電影，一個一個鏡頭去學習。但這種學習方法在我們看來是比較危險的，因為底子不夠踏實，有時候不是上了多少大師班就能拍成電影。當然大師們是很好，但是確實不是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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