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者2：絕地反擊》2015年三月在美國各大影院上映，當地爛番茄網發出評論，直指影片「there is little substance and little depth」——既無內容又無深度。《分歧者》講述的故事雖然對於世界觀格局的塑造略顯稚嫩，甚至能嗅出滿屏網遊的味道，但不可否認，這部電影對於社會階層秩序、價值哲學、派別差異矛盾的探討，對於現實社會有著深刻的含義。允許分歧者的存在，因為世界一旦被非黑即白的粗暴兩分法控制，它最終一定會走向崩塌，這是這部包裹著青春愛情片的反烏託邦電影最終想要闡述的觀點。影片於去年六月在國內上映，來自上海交通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雲南大學、蘭州大學、雲南財經大學的學者們，圍繞影片展開多向度、多視角的深入探討。
謝卓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博士）：我認為電影《分歧者2：絕地反擊》（下簡稱《反擊》）是寓言式的，可做多種解讀。比如，影片提到的集體社會要大於個體生命，抹殺個體親情、個人的獨立判斷等。又如「隔離」的話題，影片中把每一個人分到不同的派系當中去，影射了我們現在整個社會分層的發展趨勢，再如，拯救意識，在影片中普遍的人性最後是救贖之舟。
我個人不覺得這個電影很好，因為它太封閉了。影片中，特別是人類不同性格、人群的區隔與分歧者，偏離的、跟共同體不一樣的部分變成了兩相對立，最對立的就是無畏派和無私派，兩者並不是水火不容的，影片將它們對立到極致，把價值差異絕對化了。
這種電影之中，20年前就是這個樣子：我們一直籠罩在世界末日——人類滅亡、地球毀滅沒有任何來由的一種絕對的罪惡。現在變成絕對的科技罪惡，就像是天災一樣，把人性的這種東西完全變成非人性的、非人化，我覺得這一點值得懷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電影是一種技術，影片中控制整個局面的智慧派領袖就是用技術控制人腦，這種場景在《盜夢空間》，甚至包括《007》等等這樣系列的電影當中都曾出現，我覺得這個並不新鮮。強調控制與反控制，差異與同質，人性與非人性等兩極對立，是比較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影片給予人的啟發是多元的，而不僅僅只是格鬥，只講故事，只推向某個結局——某種它想要救贖和最終和解。其實我覺得人類世界中很多東西是沒法最終解決的。
向麗（雲南大學人文學院 教授）：《分歧者1》（下簡稱《1》）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對「分歧者」這樣的關鍵詞的凸顯，謝卓婷認為它是關於未來寓言、是不真實的，是被隔離當中做的一個實驗，在《反擊》中就顯現出來了。但《1》給我印象最深就是「分歧者」，什麼叫「分歧者」，用通過做試驗的方式在各派中找到一個人，這個人既有無畏派特點，又有無私派特點，當時那個測試者非常恐慌，然後把他判給無畏派，因為這是一種新出現的人類類型，由此我想到跨界分類。在人類學當中有一個對境界的解讀也是這樣的。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文化中，如果某物既不能化為A，也不能劃為B，非A非B這樣的一個東西，它就是一個危險的對象，就是一個禁忌。所以劃分邊界和區分類別似乎是人類的天性，儘管我們覺得這個不可行。電影裡面也提到：怎麼能進行這樣的一個劃界？它實際上有多重性，疊合性，多元性，實際上這才是真實。
此外，影片對社會科技元素非常倚重，不禁讓人產生對科技的恐懼感，例如真實化的情境設置，讓人毛骨悚然，《楚門的世界》中的真人實驗就讓人恐懼，但《反擊》中的實驗更極致一些。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多元性才是真實的，分歧者實際是拯救者。但是把人放入實驗中，似乎充滿希望，但實際是一種暴力。也許《反擊》的落幕，意味著還會有《3》，結尾處翠絲說牆外的世界是什麼。其實《3》就是牆外的世界，即回歸真實，這個真實應該是設計到下一部片子的語境當中。如果說《反擊》是聚焦在分歧者的這種實驗，那麼《1》聚焦就是分類。我覺得影片是想打破這種區隔，願望是真實的，但是給我們呈現出來，我看過以後感覺上是很恐怖的。
肖瓊（雲南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副教授）：藉助一個時間的緯度，從未來反觀現實，會讓我想到對現實反噬的問題。其實我不喜歡看好萊塢的影片，都是那種科幻、戰爭、人性、救贖，王傑老師所認為的那種思想性，我也去努力地去挖掘，可思緒可能是碎片式的。
第一，電影反映的問題是什麼？社會存在的基礎，到底是一致的或是差異甚至分裂的，這就是我們當下社會現實的一個反映。現實確實是多元化的，但是又有一種努力想把人類統一，以至操控的企圖，去試圖獲得一種一致性，在文化、經濟，政治上都有體現，影片就是在處理這種歸類。那麼，歸類如何可能？歸類，在我看來，是天生的，應根據人的氣質、性格、天賦等註定是屬於哪個派別。但影片中用機器掃描臉部就可以決定這個人的歸類，似乎太離奇了。
第二，這個影片使我想到人們對技術越來越依賴，未來社會是不是要被技術進一步操控，通過技術的統治，使得這些人越來越一致化？影片把人類分為智慧、無畏、無私、誠實、和平五個派別。為什麼會是這五個，而不根據信任或愛心去分類？在技術統治下，人們已經變得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斷。有些分歧者矇混其中，與他接觸根本感覺不到他是否屬於自己的陣營，他是偽裝的。但是通過儀器掃描便可以定為異類，然後就可以毫不置疑地殺死他。那麼在技術統治的形式下，已經變得我們對自己的判斷發生置疑，卻不會懷疑機器判斷的結果。
第三，科技控制人。那麼人是否可以從技術的統治下逃逸出來？電影給了我不少啟發，技術無法控制的就是人的情感，愛的力量。技術可以控制我們別的東西，但唯獨無法去控制我們的感受，感知，電影對這一點也有很好的表現。
王傑（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教授）：我對電影的一個基本判斷是這是一部當代性很強的作品，而且在我看來還有某種思想性和可闡釋性。其實這個電影有很強的思想性。分歧者實際上是拯救者，這種思想，你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是表現不出來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電影可以把人的潛能在一個短的時空裡充分展示。如果我們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哪怕像託爾斯泰寫的《戰爭與和平》，再大的場面都不可能把人的潛能完全表達。這是很有意思的一種表達創新，這是電影，在這裡是科幻電影值得注意的地方。我對這個電影的另一個基本判斷是對人性的一種思考。其實我們當代人文科學一個很大的困境就是對人性的研究，人性研究似乎走向絕境。人性研究通常有兩條路徑，一條是科學主義，科學主義從哲學上講像達爾文主義理論，用生物決定論的方式研究人性，很容易導致納粹。人類學也是一種對人性的討論，但它也有很大的問題，就把人性部分和這種物質性相連。從達爾文到人類學，這條路徑應該說是不能最終解決人性是什麼的問題。影片中真的戀人和假的戀人該如何判斷？用物質的東西是無法判斷的，在我看來用生物學的方法和人類學的方法都不可鑑別。所以這條路走到這裡應該走到極致了。還有一個就是傳統人文的討論也存在問題，無法對人性問題做出最終的思考。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是，電影這種形式成為對人性研究的實驗場，或者是一種研究的方式。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對人性的解讀。
吳娛玉（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博士後）：關於這部電影的研究，比較正式的學術論文有四篇，分別是《科技與人性的兩歧——試析青春反烏託邦影片〈分歧者:異類覺醒〉》，《〈分歧者2:反叛者〉反烏託邦社會的善惡對決定》，這兩篇文章強調電影反烏託邦這一維度。另一篇《解讀勵志片〈分歧者〉中的女英雄形象》意在解讀女主人公翠絲所體現的個人英雄主義，同時，從性別角度來闡釋女英雄形象的文化內涵。還有一篇是《論〈分歧者〉中的選擇與人性》，也談到了翠絲在選擇過程中體現出人性的複雜和豐富。其他的宣傳簡介中則比較突出影片的青春性，把它與《暮光之城》、《飢餓遊戲》以及中國的《小時代》等影片進行對比，以吸引年輕的觀影者。現有的研究突顯了幾個關鍵詞：科技、人性、英雄、善惡、青春、烏託邦。
我想從另外的角度談一下這部電影，即生命的治理和生命的潛能。之前謝卓婷提到這是對當代社會的寓言，我也如此認為，影片是當代社會的縮影。影片展示了一種對生命治理的方式——歸類區分，把生命分為各種派別，當我們看到電影中的歸類時覺得不可思議，仿佛離我們的生活經驗很遠，很荒誕，但細細想來，真實的生活不就是這樣麼？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一書中清楚指出，現代國家的治理原則就是政治經濟邏輯——以最少的管理達到最大化的效果。生命在治理技術之下，生命形態處於隨時被政治決斷的位置，從出生率、衛生管理、優生學、公民／非公民、出入境管理、隔離政策、保護管束、預防性拘留，無一不是治理技術的策略。一旦屬於私人領域的家室空間被政治穿透，生命就被政治化，生命在各種部署之下被導引、被治理，被分離為各種生命形式。治理之下的生命便被以各種圖表、統計數字、數據指數或是比例來表現。阿甘本接著福柯的理論繼續衍生，他說二十世紀現代國家對於生命的管理和部署是對生命的一種經濟學式的完全治理。這種將所有的生命治理都建立在計算與納入式排除的分離邏輯，正是阿甘本所要強調的現代國家的治理模式。這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自我管理。當國家對個體生命進行管理的時候，生命本身進入到這種國家機器裡面，它自己有一種自我複製，自我服從管理，自我進行，就是個體生命開始按部就班地，習以為常地服從這種管理並深以為信，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你看，影片中分屬於五個派別的人們都自得其樂地歸順其中，他們已經全然感覺不到這是一種治理，從而形成一種自我運轉。這種治理的一個後果就是，被決定的對象只能以單面的身份出現，比如說軍人、革命者或者學者，以單面身份出現，你看電影中的人物身份，友好派、忠誠派、無畏派等等都是以單面的形態出現。
那麼，一個不得不迴避的問題就是：當生命已經被安置在固定的治理模式中，生命按照既定的法則完成自身循環，當這種法則已無時無刻覆蓋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時，人是否有一種突破法則的可能性？生命如何以不被束縛的、異樣的形式出現？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創造性和突破性究竟在哪裡？這正是海德格爾後期思考的問題——真正的存有被大寫的存有所侵蝕，生命本身該如何自處？巴塔耶對這個問題也很著迷，當同構性的思想制約人，人如何能使自身不要掉入重複循環的牢籠？可見，西方學者都在思考，生命如何能逃脫治理。阿甘本就在《OPEN》這本書中做了解答，他提出動物有能力驅除各種禁忌，拓展新的能力，人也能夠脫離治理以一種更有想像力的形式出現，這種形式是潛能——一種不能被束縛、不能被壓制、不能被規訓的潛在能力，電影中女主角翠絲就是明顯的例子，五個派別都不能把她納入其中進行有效的、全面的管理。她是他們的異類。她具備的這種能力是大家不知道的，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種潛在的能力。經過各種測試，翠絲的能力不能被某一種派別限定，她擁有其他派別沒有的能力，最終她能以一種新的形式重生，是整個人類的希望之所在。
謝卓婷：阿甘本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說現代主權國家是一個營，就是集中營，還有一個生命，你沒有自主權。這個意思正好跟我的想法結合，因為阿甘本最終是激發人的潛能，但是這種潛能到底從何而來，我覺得整個影片剛開始的布局還是一個受控者，就是說它這個影片的出發點是有點悲觀的。
王真（上海交通大學藝術研究院 教師）：作為一個曾經有過編劇經驗的人，我發現電影做了許多翻新老套路的工作，首先是英雄模式，英雄只有戰勝了自我，才是最強的，就好像要給自己加冕的儀式一樣，如果追根溯源的話，這部電影和《黑客帝國》是一脈相承的。因為《黑客帝國》中的英雄也是一個異端，最後解釋說他是一個超人。為什麼是超人？就是那個程序裡面出現了一個bug，也是亂碼，他什麼都可以做到，然後就成了救世主；其次是傾向女性消費者，相對於男性，女性是更大的消費群體，所以電影的營銷策略更傾向女性，電影的女主角是大眾女性的幻想對象，她有一個大眾化的名字，為的是讓觀眾有更強的帶入感，仿佛自己就是無所不能的女主角；再次是敘事模式，剛才吳娛玉也提到了把它與青春電影《飢餓遊戲》作比較，最近我也看了《飢餓遊戲》，發現它們有一些共性的地方：同樣是人們生活在一個封鎖的牆裡，同樣要突破那個圍牆，同樣是大家在競技場裡面互相廝殺，最後只剩下個一個人。影片有兩個場域，一個是被實驗，一個是被觀看。實際上我們的生活之外也是有人監視的，他們看我們，我們生活在牆裡面，是被實驗的對象，像福柯的全景式監獄，這似乎道出了我們現代人說不出的擔憂和憂慮。好萊塢把握到人類共同的焦慮，特別是生活在現有體制下，人們對現實的一種擔憂和困境。
王大橋（蘭州大學文學院 教授）：電影裡面呈現的經驗，在現實日常生活裡並不存在，電影裡的人是抽象的，脫離了時間、空間和民族，是概念意義上的「人」，但是這個人王傑老師喜歡，我最感興趣的是王傑老師為什麼對這部影片感興趣？這部電影是王傑老師理論功能的一個影像化表達，值得思考的是：抽象的「人」、不帶經驗的「人」給你的空間會更大。如果這個「人」去演南京的、埃及的或某一個伊波拉病毒某個村子裡的人，你的解讀空間就小了。這是個抽象的「人」，需要你給他/她填補。
王傑：其實這個很有意思，雖然是抽象的，但是卻把握到某種本質的問題。我們如果不用本質這個概念，用普遍性也是可以，對吧？把握到我們人類共同想觸摸，想感受的那個東西。
王大橋：這裡面是抽象的人或者是無畏的人，吳娛玉解讀是很準的。塑造這個人被管理的是一個必要存在，我們的生活是安排好的、被設定的，這是一個無法逃脫的宿命，誰不適合，就變成異類。它是文明的核心或者是友好、和平、無畏。電影最後是歧義派還抱有希望，恰恰是因為歧義歸類裡面蘊藏著可能。西方主義那麼好，發展到最後它會死，經歷越多文明最後是會死的，歷史的終結。其實也談到文明，最終的命運都會死。不在於它好不好，而在於它發展的空間怎麼樣。發展的空間被填滿以後，它的命運就是死亡。只有一種東西，就是歧義。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悖論，當我們把歧義作為最後的希望，最後一個烏託邦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是文明理性所承擔的，我們可以把它普遍化。所以這個時候它的普遍性和矛盾性就暴露出來了，把歧義推到一種極致，推到存在的位置，推到最後價值的位置。因為它裡面蘊藏可能性，蘊藏創新，各種可能都在裡面找得到，把烏託邦轉換成反烏託邦，矛盾就解決了嗎？我覺得歧義或者是偏見可以相對正常化。當它作為一種批評化非常有效，一旦在進入的時候，歧義、偏見、差異這些都顯示了它的暴力性。它的批評的力量非常犀利，穿透力極強。但是接下來我們再問批判以後怎麼辦，一地碎片的時候我們怎麼做？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王傑：大橋談的問題是當代人類學的一個重大困境，有意思的是《絕地反擊》用電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讓每一個觀影者不得不思考，這是件了不得的事，電影成了一種哲學思考的方式。與此相聯繫，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中國電影為什麼趕不上好萊塢？
段吉方（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為什麼中國電影趕不上好萊塢電影？《分歧者》看似很平常的商業電影，為什麼有這麼多可闡述的東西？好萊塢的文化可以從施瓦辛格的時代，一直到《阿甘正傳》那個時代，都有一種非常明顯的主導精神。不能用商業來定義它，不能用資本來定義它。資本是一個多元複合的概念，商業的東西，交換價值只是資本一個很外在的東西，內在是生產力。我們反思好萊塢電影，其中有美國本土對藝術的追求，有本土對藝術的塑造，同時以藝術形式，以影像傳播的形式展現給世界。另外，好萊塢電影體現的是一種文化，是對人類普世價值的追求，對人的根本性的弘揚，對愛的弘揚，對世界彼岸、本真世界的讚揚，這確實是我們尚未達到的。例如，二戰關於奧斯維辛能拍出那麼多具有世界影響的好萊塢大片，像《美麗新娘》、《朗讀者》、《美麗人生》、《辛德勒的名單》等等。中國也遭受了日本的侵略，也有殘酷的戰爭，就拿南京大屠殺來說吧，我們展現不出來中國的文化藝術的氣韻，在戰爭這種特殊氛圍中，中國文化傳統特有的氣質和韻味，創造出對這個歷史的線索反思的深度和力度。所以我認為好萊塢電影背後的好萊塢文化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它能把日常生活或普遍意義上的政治潛能融合為一種藝術表達出來。我認為這部電影中有某種政治因素。這種政治理論成分不是黨派的成分，是所謂的文學藝術，是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誰來拯救世界，誰是世界的主宰，誰是災難的最終平復者？在這種層面上它有種很普遍的政治潛能和政治關懷的因素在裡面。因為阿甘本就有這樣一種觀點：政治的潛能是存在的，只是在社會生活中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來而已。如果我們在整個的社會層面上，在日常的社會層面上，每個人都將這種潛能的因素髮揮出來，有可能會改變當代社會唯利是圖的導向，真正的政治不是唯利是圖的，不完全是利益之爭所構成的。
石甜（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博士生）：各位都把它拉到人性的高度了，但我注意的是兩個方面的細節。這個片子把人分成五個派別，用符號化去展現了五個派別，為什麼無畏派穿得像個搖滾青年？友好派穿著亞麻布長袍的衣服，他們去了以後要加入勞動，這個非常像美國的一個宗教派系，他們反一切現代的東西，強調人一定要耕種，種什麼吃什麼，種什麼穿什麼。另外還有一個智慧派，就是戴著眼鏡一閃而過的畫面，捧著本書。他們如此不同，反而能相安無事，和平共處，讓我覺得挺有意思，五個派別都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他們基本上不會越界。他們很少去到其他空間裡面，很少去到其他派別裡面。電影的隱喻是否是在提倡多元共處，或是烏託邦的追求？我又想到國產電影《捉妖記》，裡面的妖是偽裝成人的，我看的時候在想妖為什麼一定要偽裝成人？分歧者一開始是潛伏在各派中，是要把他們同化到了各派別當中嗎？還是說分歧者可以自成一派，就是超越五個派？
王傑：《審美資本主義》導言中提了一個重要概念——後二分法，這是當代社會的一個特點。這部電影的影像我覺得就是後二分法，分歧者的形象，女主角翠絲是原來的二分法無法劃分的，她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既不是善良，也不是邪惡，等等，而是辯證的一種很複雜而生動的形象，當代性就要抓住這個問題。傳統的二分法很簡單，進入當代社會以後，後二分法可以更好地闡釋當代性，我覺得這是電影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另外，當代社會的特點是複雜化，原來相互分離的因素和力量又重新結合起來，在美學上，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和「好人」已經不再具有現實感，因為在現實中不再存在了。《絕地反擊》中的翠絲是個百分之百的分歧者、另類，沒有同類的社會新變異出來的人，原有的理論框架一下子都失效了，這就是電影吸引我的地方。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分析這種現象？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疊合的，他說「我」的意義裡有主格的「我」，賓格的「我」等等，它是疊合在一個主體之中的。拉康用了一個理論方法——矩陣，起碼有四種狀態、四個角，而且這四個角還可以聯成不同的線，不同的連接形成主體不同的狀態。拉康的方法是把一個疊合者的主體打開，再進行分析。這部電影把人分成五個派別，其實就是當代人的五個主體方面。現實生活中人是疊合的，而電影把他打開來分析，這個電影是寓言式的，它把人放置在一個理想實驗中去展開，讓人的潛能表現出來，所以我覺得電影是造夢工廠，是當代哲學和美學的理想實驗場。
（吳娛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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