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丹尼爾先生 ，作者丹尼爾先生
丹尼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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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為啞巴開口，為一切孤獨的伸冤
Hello~大家好，我是日站君。今天介紹的這一位人物，她面容精緻、體態優雅 ——是一位會讓人在圖像紛雜的社交媒體快速瀏覽信息時，不由得點開圖片放大，和定睛看上幾眼的美女。
打開伊藤詩織（Shiori Ito）的個人網站，介紹頁上寫著：「自由記者、紀錄片導演，Hanashi Films 聯合創始人；在世界各地工作，關注社會議題。」
2019年，她入選美國《Newsweek》雜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2018年，她所導演的紀錄片《Lonely Death》獲得紐約廣告獎的社會議題單元銀獎； 同年，她的非虛構著作《黑箱》獲得日本自由新聞協會頒發的「最佳新聞獎」。
介紹頁的這張頭像，略顯纖弱的她提著一臺笨拙的攝像機器，表情淡然地直視鏡頭。你看著她，或許心想，原來這個美女不簡單。
上文提到的《黑箱》一書，是伊藤詩織基於自身遭受的性侵經歷所寫成，揭露了普遍存在於日本的性別歧視問題。
2017年5月，伊藤詩織公開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著名記者山口敬之提起強姦訴訟，如一聲驚雷在天際炸響，攪動著諱莫如深的日本社會。同年，日本在110年以來，首次對強姦法案做出了更為嚴苛的修改。
此刻，你或許正暗自佩服她的所為。但也許你還並不了解，作為女性，她曾經歷過什麼；而作為個體，走向輿論和公眾的對立面又意味著什麼。
本期為大家推薦她的關於勇氣的故事。
BBC紀錄片：《日本之恥》
我很困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自己是如何到那裡的
《黑箱》封面 / Bungeishunju Ltd.
2015年4月3日，一個閒適的春日周五，伊藤詩織來到約定的串燒店。她今晚要見一位業內前輩：時任東京廣播公司（TBS）華盛頓分社社長的山口敬之。一個月前詩織曾向他發郵件詢問實習機會，令她頗為欣喜的是，山口回復會在華盛頓向她開放製作人一職，並約她在東京見面商討美國工作籤證事宜。
詩織在串燒店裡陪前輩喝了啤酒，隨後被他帶到另一家壽司店，入座後又開始點小瓶的清酒。詩織回憶說，至此他對工作籤證一事隻字未提，這令她有些不適。不久後她感到頭暈，於是起身去廁所，她記得的最後一個場景是將頭靠在水槽邊。
之後，詩織在一陣下腹的劇痛中驚醒，發現自己正被山口重重地壓著。她試著喊停，但對方沒有聽，她只能藉口上廁所暫時逃身。
山口敬之當晚所住的東京喜來登米亞科酒店
Credit: Jeremie Souteyrat / The New York Times
當她看到廁所裡排列整齊的男士化妝品，才意識到自己正在他的酒店房間裡。在紀錄片《日本之恥》中，詩織面對鏡頭敘述這段過往時紅了眼圈，聲音由於壓抑情緒而顫抖：「我很困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自己是如何到那裡的。」她試圖尋找衣服離開，不料他就站在廁所門口，對她再次施暴，她被壓得無法呼吸：
「我想這下完了，要死在這兒了。」
詩織推斷當時的自己被下了藥，但由於沒有及時進行檢測，她無法證明 —— 事發兩天後她才將此事告知一位好友，五天後決定去警署報案。
而另一方面，山口堅稱詩織的失憶是由於酒量太小醉酒所致，自己是出於責任心將其帶回酒店照顧。隨後的一切是在她酒醒後自願發生的。
停在東京喜來登米亞科酒店外的一輛計程車
Credit: Jeremie Souteyrat / The New York Times
根據當時將兩人從餐廳載去酒店的出租司機的供詞，上車後詩織曾反覆要求山口將她送到車站，說她想要坐車回家。
但山口以她的狀態不適合一個人走為由，讓司機開往他所在的酒店。當他們抵達酒店時，司機聽見詩織在後座沒了聲音。
酒店監控顯示，當晚11：20左右，山口架著詩織穿過大廳。畫面裡的詩織看上去失去了獨立行走的能力。
如果我控告像他這樣的人
可能再沒機會工作了
Credit: Jeremie Souteyrat / The New York Times
眼前這位文質彬彬、表情漠然的男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系列傳記的作者山口敬之，因與首相私交甚好而在日本廣為人知。伊藤詩織最初是於2013年在紐約攻讀新聞學期間結識山口先生的，當時他與幾個朋友來到她打工的酒吧聚會。
彼時，功成名就的前輩表現出願意相助的熱情，山口給詩織留下郵箱地址：「有什麼要幫忙的儘管找我。」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受寵若驚：「能在自己想從事的領域裡遇見像他如此地位的人，我很驚訝。我當時是很尊敬他的。」詩織回憶道。
在這之後，詩織曾給山口發過幾次郵件詢問工作機會。兩年後，這位前輩的所為也確實扭轉了她的人生。
Credit: Mark Lennihan / Associated Press
相似的場景總是不斷上演。2017年10月，美國好萊塢金牌製片人哈維 韋恩斯坦因涉嫌被多名女星指控性侵而登上了全球頭條，一場風風火火席捲全球的女性維權運動 #MeToo# 由此爆發。
#MeToo# 運動曝光的人物遍及各行各業，但無一例外都是強者欺辱弱者的模式。性侵的背後，還有難以言說的權利與控制。
2017年12月人們在好萊塢抗議性侵犯行為
Damian Douarganes / Associated Press
詩織說，報案兩個月後偵查員曾打電話告訴她，他們基於計程車司機的證詞、酒店監控錄像以及從她內衣提取的DNA證據，準備對山口籤發逮捕令——山口將於2015年6月8日從華盛頓飛抵東京後在機場被捕。
然而，當那天來臨，詩織又接到了偵查員的電話。他告訴她，他就在機場內，但上級剛剛打來電話，命令他撤銷此次逮捕。隨後案件被移交至另一個警署。2016年7月，檢察官認定此案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安倍內閣官房長官前助手中村正太郎（Itaru Nakamura）曾在接受日本新聞周刊「Shukan Shincho」採訪時證實，偵查員曾準備逮捕山口，是自己阻止了他們。
2017年5月詩織在召開新聞發布會前錄製的視頻截圖（BBC）
伊藤詩織決定親自展開調查。2017年5月，事發兩年後，她對撤銷該案的判決提出上訴，並在法庭召開新聞發布會將此事公之於眾。
發布會上，詩織說到哽咽處，臺下咔擦咔擦快門聲四起。
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日本媒體圈，詩織很清楚做出此舉意味著什麼：「如果我控告像他這樣的人，可能再沒機會工作了。」
Credit: Kim Kyung-Hoon / REUTERS
事件的曝光由於山口敬之和安倍晉三的關係而蒙上了一層政治色彩，反對黨議員開始質問當局為何撤銷逮捕令：
「為什麼要中斷調查？」
「如果對方不是名流，這案子會被這樣掩蓋下來嗎？」
「謠言四起，對你們警視廳來說這將會是個汙點。」
面對會場內的一聲聲質問，日本警視廳代表的應答顯得有些蒼白：
「我們不會對此案展開調查。」
「調查沒有意義。」
安倍在一次遭到反對黨議員詰問時，回答：「我的位置使我無法對特定案件作出評論。」
Credit: Jae. C Hong / Associated Press
2017年9月，詩織要求重審其案的上訴被駁回，也就是說山口不用再接受刑事調查——事實上，事到如今他從未因犯罪被逮捕或被起訴過。除此之外，山口曾於2016年離開東京廣播公司，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
不過此舉發生在詩織報警後、將事件公之於眾前，目前尚無確切證據證明山口的離職與強姦指控存在關聯。
三個月後，詩織成了一名反性侵活動家，開始在大學等公開場合做演講，普及相關知識。此外，詩織轉為對山口提起民事訴訟（程序更為公開透明），審理時間將長達一年半。
這麼講或許有些殘忍，但比起更多選擇緘默的性侵受害者，詩織是幸運的——她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是媒體工作者，懂得如何搜集有利證據並通過媒體發聲；大部分情況下，她面對鏡頭就像新聞主播一般神色自若。
伊藤詩織在紀錄片《日本之恥》中出鏡自述（BBC）
只不過，詩織的這股底氣並非一蹴而就：「實話說，我有時會覺得，也許我該草草忘掉這件事。這也許是作為一名女性本應承受的。」
她最終決定：「我是一個記者，必須報導這個故事。」
在本案中 她作為一名女性
有著很明顯的錯誤
若是在網上進行相關檢索，大抵會看到「日本性犯罪率遠低於歐美國家」、「全世界性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從數據來看，日本以較低的性犯罪率自持。
現實果真如此嗎？
東京一所性侵犯救濟中心的顧問田部昭子（Hisako Tanabe）女士，曾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坦言，打電話前來求助的受害女性，大多會拒絕讓她們去報警的建議，因為不指望警察會相信她們：
「她們怕別人會說，是她們自己做錯了。」
同樣地，2014年日本內閣辦公室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日本性侵受害女性從未將此事告訴過任何人，甚至從未告訴過親密的朋友或家人。
這其中只有4%的女性表示有向警方報案。
性犯罪率低，或許更確切地說，是報案率低而已。像詩織這樣願意公開姓名向公眾講出遭遇，再加上她所面對的另一方當事人擁有的權威地位 —— 可以說這在日本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2017年5月，詩織和律師在新聞發布會現場（BBC）
「婊子！」
「她就是靠和別人上床來獲取利益。」
「她爸爸長著一雙恐怖的眼睛。」
然後事件公開後，詩織卻站在了國內網絡輿論的浪尖。除了針對詩織本人，一些細心的網友還將她家人的照片 po 出來進行評論，這令她痛苦不堪。
公開的代價是：詩織告別了一個二十多歲女孩子應有的正常生活。整整三個月，她無法回到自己的公寓，甚至收到死亡威脅。她不能坐公交、懼怕出門，出現了妄想症狀。
Credit: Geoff Pugh
作為伊藤詩織的反對者，日本自由民主黨議員杉田美緒（Sugita Mio）在《日本之恥》中接受採訪時笑著說道：
「在本案中，她作為一名女性有著很明顯的錯誤。在男人面前喝那麼多酒，還失去了記憶。作為一名在社會上工作的女性，總會有你不喜歡的人來接近你。學會如何妥善地拒絕這類事情是一項必備能力。」
隨後當她被導演問及，是否因為女性身份而經歷過性別歧視或騷擾事件，這位妝容精緻的女議員對著鏡頭張嘴大笑：「是的，只要你在社會上，就會經歷很多。現實就是如此。」
她的笑容看起來直率爽朗。很難去評判這樣一種態度。
杉田美緒議員是安倍晉三的一位忠實盟友
Photo: TWITTER @杉田美緒
對性侵行為習以為常，甚至將責任歸於自己 —— 不得不說，日本女性對暴行的定義和容忍度都超出了常規。
眾所周知，霓虹國性文化向來開放；但相反的，國內對於性侵犯一類的話題卻諱莫如深。這背後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正是日本傳統性別角色觀念的一種折射。
在日本男性眼中，女性是被物化的。與性服務有關的一切充盈著社會的日常，色情讀物常常堂而皇之地與家用物品一道擺放在便利店貨架上。
這些包含著性侵情節，並將「性同意」（sexual consent）概念一味簡單地誤導為「女性的拒絕就意味著接受」（No means yes）的雜誌，在性教育匱乏的日本，成了不少男性的性啟蒙讀物。
此外，根據先前日本修訂於1907年的歷史悠久的強姦法案規定，要使強姦罪成立，必須證明對方使用了暴力或恐嚇，且自己有過反抗的舉動。
但現實中的許多案例顯示，受害者往往在遭受暴行時會因受驚而呈現出「僵住」的狀態。這樣的法律顯然並不切合實際。
自始至終不承認自己有過犯罪行為，並認定當晚的一切是在女方許可之下發生的山口敬之，除了可能的狡辯心理作祟外 —— 也許還因為作為一名日本傳統男性，他已從根本上，將詩織看成了一隻送上門來的待宰羔羊，而非一個有著自由意志的、值得被尊重的人。
在寬鬆的法規定義下，他大可以含糊其辭、逍遙自在。
我同時經歷了 好的和不好的方面
但，這總比沉默好
Credit: Jae. C Hong / Associated Press
在《日本之恥》的拍攝中，為了更好地回憶事情經過，詩織在事發兩年後再次回到該酒店。她說想要直面這段經歷。
但在酒店樓外，她四下看了一會兒便掩面蹲下，然後迅速站起身，用微弱得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呢喃：「我得離開這兒。」
以上這段流露其脆弱一刻的拍攝場景，詩織曾和紀錄片導演 Erica Jenkin 商量過將其剪去。
作為旁觀者，我們無法百分百還原事件現場去歸責評斷；即便是當事人的記憶，也難免會發生偏差。但是散落在故事中的這些細節，或許有助於我們去分辨真相。
2019年7月詩織在北京活動現場 Photo: _豆桑
根據美國國內最大的反性暴力組織 RAINN 的調查數據顯示，94%的女性在遭受強姦後的兩周內出現 PTSD 症狀（創傷後應激障礙）；30%的受害女性在事發9個月後依然會出現 PTSD 症狀；13% 的受害女性嘗試過自殺。
性侵，是一種美好事物被摧殘的悲劇。不可否認，它對於受害者的影響是深遠的。
Photo: Jeremie Souteyrat / The New York Times
2017年12月，在去法庭參加第一次民事庭審的路上，詩織在手機裡播放著 Diana Ross 的 《I Will Survive》，她跟著激昂的曲調手舞足蹈，說著輕鬆的玩笑話。她說，媒體總是喜歡拍下她表情悲傷的照片，好像她這樣的角色就不應該擁有笑容一樣。
走下計程車，金黃色的銀杏葉片飄灑滿地，路邊的女生紛紛比划起愛心手勢照著相。
「我記得當時這裡還是綠色的，當時自己好害怕。」詩織說和上次來法庭召開新聞發布會相比，她這次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她邊笑邊哭：「這讓我想起，已經過去六個月了。」
導演：「六個月了？從什麼時候開始？」
詩織：「就從我公開，我是那個被強姦的女孩開始。」
《日本之恥》獲得 RTS Journalism Award 提名
詩織與導演 Erika Jenkin（中）在RTS現場
兩年後，東京地方法院在2019年12月18日宣判伊藤詩織的民事訴訟勝訴，並令山口敬之向其賠償3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1萬元）。
法院在書面裁決中指出，伊藤詩織「在無意識和嚴重醉酒的狀態下，被迫發生無避孕措施的性行為」，並且承認「原告直到現在仍在遭受著閃回（即回憶的突然閃現，PTSD症狀的一種）和恐慌症」。
三個月後，2020年3月11日，在大洋彼岸的紐約，曾榮獲多達81項奧斯卡獎項的好萊塢製片人哈維 韋恩斯坦，因一級性侵犯和三級強姦罪被判入獄23年。
Photo: Kyodo, via a Reuters
此刻對方是否已得到了應有的法律制裁，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行動本身已經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詩織面對鏡頭的眼淚與笑容使我們明白，對於自身苦難的言說，在鼓舞到他人的同時也逐漸帶來自我療慰。
就像詩織在《日本之恥》的結尾所言：
「如果你開始行動，肯定會激發一些漣漪。我同時經歷了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但，這總比沉默好。」
詩織的專訪 / 視頻：一條
總有人付出代價，只是有人說出了真相。
愛德蒙 伯克說：「邪惡獲得勝利的唯一條件，就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
感謝這些不沉默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