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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剛剛進入令和時代，新版貨幣也跟著浮出水面。
4月9日，日本政府發布了一萬、五千、一千日元紙幣的新版設計，新版紙幣將於2024年正式發行，屆時新舊版可以共同使用。
舊版日元（左列）與新版日元（右列）對比
作為日常工具，紙幣最重要的兩點當然是防偽和實用性。這次紙幣更新不僅採用了最先進的3D全息影像防偽技術，在設計方面也貫徹了"通用性設計"理念，又稱Universal Design，特點為產品功能的直觀、實用、易用性，從而讓使用者不論性別、年齡、文化背景、殘障與否，都能便利地使用。
比如這版紙幣的阿拉伯數字十分醒目，字號也遠遠大過漢文數字（舊版為漢文數字字號比阿拉伯數字大）。因此，新紙幣除了可以滿足防偽需求和大眾使用，對老人、視障者及外國人也更友好。
不過這麼專業的東西，在不專業的普通人眼中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反正是不是真的自有驗鈔機判斷，即使擁有24K鈦合金眼，我們也看不出來。
相比於防偽性和實用性，大家還是更關注"鈔票換人了"這個問題。據官方解釋，新紙幣人像是根據這些條件篩選的：
1.要有高清肖像照，畢竟如果找一個連臉都不辨真偽的名人上去對鈔票畫師的想像力是個絕大的考驗；
2.人物形象性格要與鈔票相匹配，真金白銀當然要拿得上檯面的大人物壓陣；
3.肖像人物要在國民中有一定群眾基礎，試想一下找個說出名字十個人有九個不知道的所謂"名人"那不是打全國人民的臉嗎？；
4.為突出日本作為現代文明社會的國家，候選人物必須是"明治維新"之後的，為日本近代文明開化有貢獻的人士。
當然還有些不成文的規定，比如迴避政治家，傾向選擇文教人士，以及出於女性地位提升的考慮，新紙幣肖像會為女性保留位置。
因此，經過反覆考量拿捏，澀澤榮一、津田梅子、北裡柴三郎最終登上日本紙幣。
甚至有媒體猜測，依據現在政府對"無紙幣社會"推進的速度和決心，或許令和新紙幣將成為最後一次紙幣設計更新，澀澤榮一、津田梅子、北裡柴三郎也將是最後出現在日本紙幣上的人物。
但是日本網友們對新紙幣設計並不買帳，發布會之後，網絡上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吐槽，其中，
有劇烈吐槽者：
有對新設計痛心疾首憤而DIY者：
有直面本質者：
結果，"柴犬紙幣"在網友中大受歡迎，這位"ぽん吉"同學還開發了柴犬紙幣周邊：
當然，也不乏認同新式設計的網友：
總結一下，日本網民對新紙幣的吐槽大概集中在：
1.阿拉伯數字的字號和字體太突兀，破壞整體平衡感。甚至推特上一度有人呼籲重新設計紙幣的阿拉伯數字。
2.新紙幣看著像歐洲貨幣，失去了舊紙幣的日式風格和厚重感。
3.新版人像臃腫，不如舊版洗鍊清爽。
然而針對鋪天蓋地的批評意見，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的回答卻抖了個機靈，他說：紙幣不是藝術品，首要功能是防偽性、實用性，新紙幣拿到手裡，只要人們覺得好用、看起來過得去，就足夠了。
總之一句話：錢是用來花的，不是用來盤的。
事實上，新紙幣其實是平衡了防偽、實用性、成本、形象宣傳等多方面需求的產物，也是設計、印刷等多行業工匠人才的智慧結晶。紙幣不僅是重要金融工具，也是一國的名片。
而且，如果你足夠細心，比較觀察一下新舊"名片"的變化，就能發現其中的一些玄機，甚至可以從中讀出日本的社會發展方向、思潮的更替。
紙幣上的細節真要寫起來可以出一本書，而其中"紙幣人物"的變化最有代表性。所以我們就從新舊版"紙幣人物"的變化，來解讀當下日本的何去何從。
1.
從"脫亞入歐"的精神教父
到"日本資本主義之父"
現行版一萬日元的肖像是福澤諭吉。
學過中學歷史的都知道，明治維新讓日本脫離了幕府統治下的積貧積弱，一躍成為列強國家，東亞扛把子。但在其中，比起那些個衝鋒陷陣的軍界大佬，一些教育工作者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福澤諭吉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一員。
相對於其他的維新領袖來說，福澤諭吉的出身並不高，父親只是一個普通的下級武士，雖然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因為地位問題，終其一生沒有得到應有的欣賞重用，父親的遭遇在福澤諭吉心中種下了對日本封建制度的厭惡和排斥。
1853年，"黑船來航"事件第一次打開了日本國門，德川幕府急需了解西方文化知識的人才，四處求學的並且掌握了日本的"西學"——蘭學的福澤諭吉，自然而然的成為了不二之選，於是他跟隨使團出使歐美各國，也隨之見識到了西方文明的清新空氣。
回國後，福澤感到非常需要利用富有生命力的西方文明，來替代日本頑固守舊的落後風氣。
為培養現代化人才，他創辦了"蘭學塾"，也就是現在慶應義塾大學，日本頂級私立大學。他的著作《勸學篇》《文明論概略》在日本知識分子中也有巨大影響。
慶應義塾大學東館的拉丁語格言：造物主創造平等的個體
如果說明治維新讓日本政治近代化，那麼福澤諭吉的西學啟蒙，則為日本注入了真正有近代意義的文明開化之魂。
福澤學識淵博，卻並不想從事政治，專心於教書育人。對此，我國近代教育家楊昌濟對福澤也有評價："其定識定力，有可為吾人之模範者"（楊昌濟是毛澤東的恩師兼嶽父，其女就是楊開慧）。
然而提到這位"文明開化"的精神教父，就不得不說起《脫亞論》和"脫亞入歐"。
福澤在《脫亞論》中論調十分激進，他宣稱儒學是以"仁義禮智"虛飾外表的東西；清朝和朝鮮王朝為愚昧卑屈不思進取的"惡友"。"近墨者黑"，與"惡友"為伍只會帶給日本負面影響；只有拋棄儒教、接受西方文明，與"惡友"了斷，日本才能擺脫陳腐的東亞文化圈，步入西方文明世界，從而以"領導者""解放者"的姿態將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出來。
可以說，19世紀末葉的《脫亞論》及其引發的"脫亞入歐"思潮，冥冥中已為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暴行埋下了種子。
雖然抱有這樣頗有激進的偏見，但在日本人心中，福澤諭吉對於日本近代文明開化的功績仍是不可抹消的。或許是為了向國民傳達"警醒於時事更替，並以開放的胸懷接納先進文化"的態度，福澤諭吉的肖像在日本最高面額紙幣上存在了35年之久。
新版一萬日元的肖像是澀澤榮一。
有趣的是，新版日元紙幣發行後，立刻有好事者註冊了澀澤榮一的推特帳號。
其實現實中兩位"萬元戶"不僅生活時代相同，二人的交情也不錯
比起影響深遠但抽象的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澀澤榮一的事跡則實際得多。
他一手締造了第一國立銀行，也就是現在的瑞穗銀行，在日本地位非常之高。另外，東京證券交易所、王子製紙、日本製糖等大型商業組織的設立都與他密切相關。
東京證交所為慶祝澀澤榮一當選新一萬日元肖像，展示的人物立牌
他的關聯企業群甚至被專門稱為"澀澤財閥"，說他是"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毫不誇張。
有趣的是，澀澤榮一小時候也深蒙儒學教化，熟讀四書五經，而與認為仁義禮智虛飾其表從而批判、拋棄儒學的福澤諭吉相比，澀澤榮一則一生奉儒學為圭臬，認為"仁義道德是富裕的根源"。
基於此，他的著作《論語與算盤》倡導"道德經濟合一論"，即企業不應獨佔經濟發展成果，應該"還富於民"，帶動社會集體富裕。
因此，他在經濟活動之外也很關注教育和慈善事業，他參與創立了商法講習所（現一橋大學）、同志社大學，東京慈善會、日本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設立也有他活躍的身影。
從文明開化的激進思想家到熱心社會公益的儒商，我們不難看出，腳踏實地建設和平、繁榮的社會的願望，應該是日本政府想要傳達的吧。
2.
物哀的女性美與爭取女性權益
現行版5000日元的人物樋口一葉，是個文藝青年，可以說是日本紙幣肖像人物中的另類。
她的人生有少女漫畫一般的開頭，但結局卻現實且悲涼。樋口雖然家境清寒，但熱心文學，並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荻舍"學習（"荻舍"是當時有名的專供貴族、特權階級女性修習和歌的歌塾）並有"才媛"的雅號。
但是，父兄的驟然離世讓她只得為一家的生計奔波。仍然心念於文學創作的她在舊日同學的引薦下，開始以"一葉"為筆名向文學雜誌投稿，正式開始了創作生涯。
在接下來的14個月中，樋口發表了22篇小說、5篇隨筆，如此集中且高質量的創作，被人稱為"奇蹟的14個月"，然而這14個月是她最初也是最後的奇蹟，最後她因肺結核逝世，年僅24歲。
這位薄命才媛的一生仿佛山茶花一般，在全盛時期凜然凋落，卻也暗合了獨特的日式物哀美學。放眼世界各國，讓如此具有傳奇、悲劇化美感的人物作為紙幣肖像的例子，可能也不多見。
雖然以前也有女性形象出現在日元上，如神功皇后、紫式部。
1878年日本發行的一日元紙幣
2000年發行的二千日元紙幣背面，右下角為紫式部
但兩者都是歷史人物，紙幣上的形象是後人創作的，所以2004年發行的樋口一葉版五千日元算是首版採用女性肖像照片的紙幣。
對此，官方的解釋是：樋口一葉作為明治維新之後的女性文學家，其形象內涵符合日本當下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建設的新時代風貌。
但是女性地位提升和參與社會建設，都要靠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實爭取、奮鬥，如果只是寫一些耽美物哀文字的文藝青年，恐怕難當重任，而樋口一葉的"繼任者"——津田梅子，或許更貼合這種新時代風貌。
津田梅子是日本首位女留學生，由於出身士族，年僅7歲的津田能夠在父親的安排下，隨明治時期規模最大的使節團——巖倉使團，出使美國，隨後開始了長達11年的留美生活。
1871年，初到美國的津田梅子
歸國後的津田連日語幾乎都忘記了，更無法適應男尊女卑的日本傳統社會。她雖擔任女校教師，但極為反感以培養"賢妻良母"為目標的女性教育模式。
因為，對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津田來說，學校的目的應該是不論男女，都能平等接受通識教育。
為了扭轉日本女子教育落後的現狀，津田在任教同時，還提供資金資助女留學生，並多方奔走，遊說政府高官、社會名流，發動社會力量推動落實女子教育法，又在父親及好友們的協力下創辦女子英學塾（即現在的津田塾大學），志在打破男性-女性、貴族-平民的教育壁壘，讓所有女性平等接受博雅教育。
她本人為了闢易日本舊式婚姻觀念，也為了將全部精力投入女子教育事業，一生未婚。
女子英學塾創立團隊，從左至右為：津田梅子、Alice Mabel Bacon、瓜生繁子、大山捨松
津田梅子生活在上個世紀，但日本的女子教育話題乃至女性平等問題卻綿延至今。
前不久，東京大學的開學典禮講話引起網絡熱議，講話圍繞著日本女性教育及平等，提到了日本醫科院校錄取時的性別歧視、女性大學入學率低於男性約7個百分點，以及依然流行於日本的觀念——"兒子上到大學，女兒上到短期大學（類似中國的專科)就行"。
客觀冷靜的數據也好、社會流行觀念也好、網絡或自身的的見聞也好，都依然說明，眼下的日本，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家庭中，男性依然佔絕對主導力量，女性在相當程度上依然依附男性而存在。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日本政府採用津田梅子作為紙幣肖像，意圖不難理解。但是津田背後的理念，是能如同百年前一般煥發新生，還是只能淪為一種政治正確的虛飾呢？答案只能留給現實了。
3.
提名諾貝爾獎的醫學家師徒
一千日元的"現任者"野口英世和"繼任者"北裡柴三郎的關係，遠比前兩對人物之間的關係密切的多。兩位不僅同為醫學家，更是師生，有趣的是，作為學生的野口，卻比老師北裡早十幾年出現在紙幣上。
野口英世
北裡柴三郎
野口英世自幼矢志學醫，但因出身貧農，求學途中多有坎坷。北裡作為老師，能破格聘用年僅22歲又毫無背景的野口作為傳染病研究所（現東京大學醫科研究所）研究員，而當時研究員平均年齡為28歲，這在學閥風氣濃厚的日本學界可以說極為難得。
野口主要從事細菌學研究，並獲得到諾貝爾醫學獎提名，然而在加納研究黃熱病時不幸感染，病逝時年僅51。
北裡柴三郎的研究成果--血清療法，可能跟廣大群眾關係更緊密。北裡在德國留學期間與埃米爾·阿道夫·貝林共同研究免疫血清，並通過免疫血清注射成功治療了白喉。此後，對病人進行免疫血清注射成為傳染病治療、預防的一個重要思路。
對這一免疫學的重大貢獻，諾貝爾醫學獎本應共同頒給北裡和貝林，但最終只有貝林受獎。後來日本學界設立了貝林·北裡獎來紀念北裡柴三郎的貢獻。
留德時期的北裡柴三郎
《朝日新聞》的記者專門採訪了新紙幣肖像人物的後代，其中北裡一郎（北裡柴三郎之孫）有如下寄語："希望柴三郎作為紙幣人物，也傳承福澤諭吉先生的堅毅品格，並將此傳達給國民。這也算是給福澤諭吉先生報恩了。"
而當年北裡柴三郎留德歸國後，正是在福澤諭吉的支持下開展研究，並設立私立傳染病研究所，即現東京大學醫科研究所。
看來紙幣的人物雖然紛繁輪換，但其深層精神仍一脈相承。
鑑於歷史教訓，在日本，大部分國民會更青睞為社會作出實際貢獻的文化教育人士。縱觀日本紙幣歷史，紙幣人物也從早期的忠君賢臣、政治家變成了現在的實業家、文教人士，不難看出現今日本政府文教立國、實業興邦的政治願景。
既然如此，我們也衷心希望日本還有他與鄰國的關係也能像"令和"的涵義一樣，"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新紙幣人物的奮鬥願景也能隨著紙幣流通廣布於列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