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1861年－1911年）
20世紀60—70年代，「英國的衰落」更加明顯，它也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並在1976年屈辱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人們已經習慣性地認為英國現在只是一個地區性大國。英國駐巴黎大使尼科·亨德森爵士在1979年寫道：「今天，我們不僅不再是世界強國，而且在歐洲也不算一流國家了。」20世紀70—80年代，批評家認為，英國的帝國野心已經將資源從重要的歐洲戰場轉移，阻礙了國內工業和教育的投資，從而使其落後於德國經濟奇蹟。在影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勒卡雷的背叛者鮑勃·海登告訴他的對手喬治·斯邁利，他認為英國「在世界事務中沒有任何影響或道義上的執行力」。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在他的經典著作《大國的興衰》中所做的評價並不那麼消極黯淡，但即便是他也把這個國家形容為「中等規模的大國」，因為英國的國防抱負無法與其收縮的經濟基礎保持一致。這種情緒已經體現在標準文本之中了。但實際上，關於英國衰落的預言被證實是誇大其詞了。在痛失法國境內的帝國之後，英國的國力在亨利八世和伊莉莎白一世的統治下得以復甦。17—18世紀，克倫威爾、奧蘭治的威廉和老皮特均維護了歐洲均勢。英國並沒有被東方帝國壓倒，相反卻在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世紀，人們普遍認為英國是個「霸權」國家。眾所周知，20世紀，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不論好壞，在兩次戰後秩序的維持中也發揮了核心作用。1919年，英國在《凡爾賽和約》的締結過程中處於支配地位，在建立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經濟體系的事務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後來，英國在冷戰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20世紀50年代初，英國軍隊加入韓戰。英國是北約最重要的歐洲大國，在威懾蘇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80年代，英國在柴契爾夫人的領導下經歷了經濟、思想和軍事領域的復興。柴契爾夫人於1982年宣布：「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只會撤退的國家。」「相反，我們重拾信心，我們的信心誕生於國內經濟紛爭中，經受了重重歷練，並於8000英裡外被真正發現」，在那裡，阿根廷人剛剛被逐出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即便是在30年衰退期最嚴重的時候，英國也作戰超過30次，涉及24個國家，幾乎遍布世界各地。冷戰結束後，英國在歐洲的影響力有所增強，而蘇聯的勢力則瀕臨瓦解。20世紀90年代，英國在波士尼亞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法國的幫助下，英國政府在推遲對塞爾維亞人的幹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使美國三年之內沒有發動空襲。從歐盟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到美國共和黨領袖鮑勃·多爾的大部分西方人士都認為英國是集體行動的最大障礙。「在任何有可能採取有效行動的時候，」波蘭首位民選總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報告員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在1993年5月說，「一位特別的西方政治家（英國外交大臣赫德勳爵）都會介入阻止行動。」1997年之後，英國首相託尼·布萊爾極力倡導通過「人道主義幹涉」制定全球議程，這種策略在科索沃戰爭和備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時期達到頂峰。英國首相強烈要求在科索沃部署地面部隊，也許正是由於擔心此事發生，米洛舍維奇才最終選擇了妥協。布萊爾傑出的芝加哥演講闡明了國際社會的準則，為聯合國接受「保護責任」原則鋪平了道路。2008年9月底及10月初，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協調西方應對全球信貸危機上發揮了核心作用。最近，戴維·卡梅倫與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意見相合，都支持將幹涉利比亞列入國際議程，而且正是他的主張才使得美國在北約沒有越位。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利比亞的結局，這次事件都充分展示出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合作的價值，而這正是法國防務思想的核心。2015年11月，在「伊斯蘭國」對巴黎發動襲擊後，奧朗德總統本能地向英國而不是其他歐盟夥伴求助，這一點就很好地體現了英國的地位。此外，如果日漸衰退的美國真的會越來越依賴臨時的聯盟而不是組織，那麼碰到安全問題時，它第一個想求助的國家肯定是英國。美國越發關注中國在東亞的崛起，從而越發依賴英國對其在歐洲和中東的幫助。如果北約和歐盟喪失凝聚力，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可能會再度重要起來。為了評估英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歷史地位和當前地位，我們需要認清兩件事。首先，實力是相對的。因此，如今我們衡量英國的能力，不應該與過去的英國皇家海軍相比，而要與它今天的競爭對手相比。就國內生產總值而言，英國排在第五位；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看，它在世界大國中的排名僅次於美國。英國人口正在增長，一是因為生育率提高，二是因為湧入了大量的外來移民，這些移民大部分都手握技術且工作勤奮。預言往往不可全信，但最近的預測顯示，英國將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人口數量也將超過德國。然而，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的報告補充說，英國得操控好「一些政治風險，如聯合王國的解體或退出歐盟」。英國的軍費開支位居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而且在2015年的預算大幅增加之後，英國的軍費開支也水漲船高。此外，在比較英國與它的經濟對手時，我們應該記住，無論對手當前和潛在的軍事能力如何，出於歷史和憲政方面的原因，德國和日本在運用軍事力量時都有所限制。上述兩國都沒有英國政府的核威懾力量。英國的新型裝備質量極高：新式45型「無畏號」驅逐艦的防空能力世界第一，據估計，它的火力是老式42型驅逐艦的5倍以上。計劃中的新型65000噸級超級航母（適用於F35B戰機）和可遙控的隱形戰鬥機都更加精進，除美國之外，還沒有哪國能與之媲美。最重要的是，英國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法國、德國與其他歐元區國家都日益陷入單一框架的桎梏。儘管「安理會改革」飽受爭議，英國仍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這不僅是一個傳統，而且基於英國目前的國力。事實上，很難想像英國不在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列，對此最主要的評判標準是全球力量而非區域性實力。現今，英國不僅可以從阿根廷手中奪回福克蘭群島，而且英國在那裡部署的海軍和空軍也是非常強大的，阿根廷若想再次掌控該群島，危險係數遠高於30年前。相比之下，自1982年以來，阿根廷在國防領域投入資金過少，因而無法發動進攻。簡而言之，如果從相對的角度來衡量英國的實力，毫無疑問的是，英國一直都很強大，而且在最近幾十年裡已經再度崛起。這可以從國力的第二個層面（國家的能力及資產只有在與國家利益發生聯繫時才有價值）加以證實。從這層意義上來說，英國國防開支下降與其軍事實力聯繫並不大。在拿破崙戰爭之後，英國軍事儲備大幅縮減，但仍能迅速集結兵力，於克裡米亞擊敗俄國。1914年，英國向法國派遣軍隊不過幾十萬人。德皇對英國遠徵軍甚為輕蔑，稱之為「那支可鄙的小陸軍」。儘管英國組建了本土軍士兵，但其中訓練有素的後備兵數量很少。然而，英國只用了18個月就召集了規模龐大的志願軍，引入徵兵制後，其軍隊越發壯大。一戰結束時，在歐洲大陸的強國中，僅有英國未被戰爭「拖垮」，而法國於1917年因戰爭而損失慘重（至少是暫時的），俄國於同年因一系列革命而陷入騷動，德國於1918年因內部政變而動蕩不堪。如果英國受到嚴峻威脅，其武裝力量必將擴大為如今實力的好幾倍，而大多數國家（除美國、法國和其他少數幾個國家以外）都做不到這一點。簡而言之，英國政府的「潛力」和實力都十分巨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英國的國際地位不如往昔，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國的戰略目標並不難概括。首先，英國一貫的做法是通過保護低地國家（「英格蘭的外崖」）防止別國入侵。其次，從長期來看，英國努力防止歐洲大陸出現可以越過英吉利海峽襲擊英國的霸權國家。過去英國戰略家實現上述目標的一種方式就是建立海外帝國，擴大其在歐洲大陸的影響力，或避免對手佔據這些領土。相反，一旦這些領土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戰略和意識形態的負擔，英國通過跨大西洋聯盟在歐洲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安全保障，這些領土就被拋棄了。因此，請艾奇遜和「衰落論者」見諒，建立英帝國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由於英國政府找到了捍衛國家切身利益的更有效手段，所以英國是「放棄」而不是「失去」了海外帝國。蘇格蘭權力下放和蘇格蘭民族黨對獨立的追求也體現了上述原則。沒有威脅就會助長分裂。正如英國在18世紀初通過的《1707年聯合法案》一樣，最初目的是聯合蘇格蘭和英格蘭，一致對抗法國這個共同的敵人。後來經過反抗拿破崙、帝國主義、納粹德國和蘇聯的諸多戰爭，《1707年聯合法案》的效力得到加強。因此，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在寬鬆的國際形勢下，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作紐帶就沒那麼堅固了。這反映的是英國的安全意識，而不是它的軟弱無能。英國今天面臨的威脅與過去控制住的威脅，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不斷升級的主權債務危機有可能破壞歐洲大陸過去幾十年間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取得的進步，並可能將英國自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復甦毀於一旦。英國首相卡梅倫與財政大臣奧斯本就歐元區政治統一、避免單一貨幣徹底崩潰一事發出呼籲，這表明儘管英國不在意歐洲大陸一體化（承諾建立在友好的制度之下的一體化），但英國仍憂心家門口出現一個既不穩定又無秩序的場地。此外，俄羅斯在東歐吞併克裡米亞、入侵烏克蘭東部地區、威脅波羅的海諸國安全，都是俄羅斯復興的表現，這對英國影響深遠。英國將遵循北約第五條款有關集體防務的承諾，致力於維護歐洲大陸的安全。無論如何，歐洲仍然是「風雨起興之地」。英國國力的巨大彈性可歸因於三個因素。首先，英國有其固有的內在力量。我們已經看到，自中世紀以來，英格蘭王國一直是個大國：歷史上，早在跨大西洋擴張及工業化時代之前，英格蘭就一直位居歐洲最強大、最富有以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列。合併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無疑增強了英格蘭的實力，但實質上也反映了英格蘭的雄厚國力。英帝國也是如此。基於這一原因，在經歷了1921—1922年愛爾蘭獨立、二戰後英帝國瓦解等事件之後，英國實力仍然保存了下來；同樣地，儘管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削弱了英國的一部分實力，但英國還是會渡過難關。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英格蘭的人口數量上。從18世紀起，英格蘭人口就在不斷增加，如今已超過5000萬了。在過去的300年間，英國不僅人口數量居歐洲大陸前列，而且其凝聚力也是首屈一指。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自17世紀以來，英國從未經歷過內戰（除去愛爾蘭）、外國佔領或革命。如今，英國可能是歐洲大陸上民族認同感最強的國家，是歐盟內唯一一個不會投票支持合併主權的大成員國。其次，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軟實力」在於它有能力讓別國的追求與自己一致。英格蘭以及後來的不列顛一直在國際政治中致力於某項事業或基本原則。長期以來，英國先是扮演治安官的角色，後來又成為代理國。16世紀，英國的任務是應對腓力二世帶來的恐懼；17世紀則是應對路易十四的威脅；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是對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20世紀，是遏制德意志帝國和納粹德國，以及後來的蘇聯。在以上每一種情況下，英國都提供了現在被稱為「公共產品」的東西：維持均勢、開放經濟和自由的國際體系。1907年，英國外交官艾爾·克勞寫道：各國一直都很珍視在世界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流與貿易的權利，僅次於珍視獨立的理想。英格蘭在倡導最大限度的普遍商業自由原則的同時，它也相應地增進了與其他有意向國家的友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些國家不太擔心實行自由貿易的英格蘭建立海上霸權，它們反而更擔心海上霸權落在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強權手裡。最後，英國的憲政模式適應力強，數百年來未曾受到國內的嚴峻挑戰。得益於議會和「公共領域」，英國的總體戰略有一個廣泛的政治基礎：它為政治性國民（議會）所「擁有」。這就確保這個系統在廢除一項失敗的政策時不會摧毀整個政治體制。例如，英國於18世紀80年代失去了北美殖民地，後來諾斯勳爵的內閣垮臺，待小威廉·皮特使國家財政重回平穩軌道以後，英國迅速恢復了元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七年戰爭中法國戰敗後，人們對法國的舊制度採取了粗暴的清算方式，最終導致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此外，英國的這種所有制有助於通過這個「財政—軍事國家」為國際競爭獲取英國國內的資源。沒有一個歐洲政體像英國這般賦稅嚴苛，極具官僚主義。最終，英國的議會制度重振了國際貨幣市場對英國的信心，英國得以獲得利率遠低於其他國家的外國貸款。正是由於英格蘭以及後來的不列顛擁有強大的適應力，如前所述，這個國家幾百年來雖歷經數百次戰爭，仍屹立不倒，尤其是挺過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今天，英鎊仍然是世界上首要的貨幣之一，這體現了英國持續的國力。200多年來，英國的出口量也顯示出英國模式的實力。20世紀初，無論從工業還是軍事方面，白人自治領（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都是英國國力的主要貢獻者。它們不僅把自己的自然資源提供給英國，而且帶來了不列顛群島移民的力量，也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力量。德意志帝國首相列奧·馮·卡普裡維在19世紀90年代對德國移民表示了焦慮，當時他說，德意志帝國輸出的不是貨物就是人，而這些人促使競爭對手富裕起來。在一戰期間，希特勒軍團的遭遇就是該過程的一個縮影：在佛蘭德爾戰場上，德軍震驚地發現自己正與講德語的澳大利亞移民作戰；在任何戰爭中，德軍中都沒有多少講英語的人（一些愛爾蘭人和偶爾出現的叛徒除外）。今天，可能除了南非外，所有的舊定居者殖民地都為英國所依賴的自由國際秩序做出了主要貢獻。更重要的是，美國也是作為英國的改良版誕生的。畢竟，美國的獨立派都是「被激怒和陷入困境的英國人」。北美殖民地居民奮起反抗，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大英帝國，而是因為北美殖民地還不夠「不列顛化」（大英帝國對殖民地居民徵稅，但是不給予選舉代表權），而且帝國特徵也不足，因為它拒絕進一步向西佔領法國殖民地和印第安人的領地。美國獨立派決心重塑英國傳統，這一決心顯然是由圍繞制憲會議的爭論激發出來的。在制憲會議中，《1707年聯合法案》造就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被吹捧為未來美國的參照模型。的確，英美關係此後並非一帆風順，兩個大國也曾在200年前打過一陣，但是，總的來說，美國的崛起對英國來說是極大的福音：這畢竟使雙方達成了對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的非正式合作，以及20世紀上半葉對抗德國、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合作等。正如激進派記者W.T.斯特德在20世紀初所說的那樣，「在美國人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理由對美國人所發揮的作用感到憤怒，畢竟，這本質上也是我們自己的形象」。美國繼承而非取代了英國。即使美國早已不再僅僅是英國這個古老國家的「種族」親屬（這是令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感到悲哀而其他人為之歡慶的事實），美國仍然是英國「政治」計劃的後裔。「英語文化圈」概念的延續時間已經超過20世紀上半葉的「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團結的概念。簡而言之，英國的衰落（就像美國一樣）早有徵兆，卻姍姍來遲。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這得益於其軍事力量、經濟規模、人口活力、社會和政治適應力，尤其是其憲政「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福克蘭群島、波士尼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的例子以及英國在北約內部持續發揮的威懾作用，均表明英國仍然能夠在歐洲內外部署軍事力量，既可以單方面也可以作為聯盟的一部分進行部署。英國仍然是對抗俄羅斯擴張主義最堅實的歐洲壁壘，而且在發生軍事緊急情況時，很可能成為大西洋東岸的首個停靠港，可以供波蘭等前線國家停靠。然而，這些事例只是英國實力的蒼白痕跡，只有在國家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之際，它的實力才會清楚地顯現出來。這一切造就了英國，讓它成為最後一個歐洲大國。（本文摘自《千年英歐史》 ，[英]布倫丹·西姆斯 著，李天雲 竇雪雅 譯，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1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劍橋大學國際關係史專家。研究涉及英國、德國、美國的近現代外交關係歷史。其作品《最糟的時刻》回顧英國政府20世紀90年代初在巴爾幹問題上的失誤，曾獲得英國非小說類圖書獎塞繆爾·詹森獎提名。
內容簡介：
縱觀歐洲歷史，英國總是扮演著一個糾結、複雜、矛盾的角色。它曾經入侵別國，也曾慘遭入侵；它曾變換立場，也曾袖手旁觀；它曾表現出厚顏無恥的犬儒主義，也曾懷揣最模糊不明的理想主義。在每一個世紀裡，來自不列顛群島的軍隊都曾馳騁歐洲大陸，追求著各種各樣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彼此交織的對英國議會自由和「歐洲自由」的維護。英國與西班牙、荷蘭、德國和法國等國家也有著密切的王朝聯繫。在這本令人精神振奮、可讀性極強的書中，布倫丹·西姆斯描述了英國與歐洲大陸從黑暗時代到現在的邂逅歷程中的波瀾起伏。書中的最後一章敘述了洞悉這段歷史的重要性，該章還以戲劇性的方式再現了圍繞英國與歐盟關係的問題，並且表明了英國的脫歐公投（遠遠不僅僅是法律或財政問題）如何帶來各種發人深思的問題：關於英國自己的視野以及英國視野如何影響歐盟對英國的看法。在巨大危險和巨大機遇並存的時刻，《千年英歐史》可能揭示英國的下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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