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有近代，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無論是整個世界還是不同的國家，都有近代。
義大利的近代讓人想起絢爛的文藝復興，英國的近代伴隨著霧都的陰霾，中國的近代有西洋槍炮的迴響，日本的近代背後是野心勃勃的明治天皇……
但「近世」又與近代不盡相同。簡單地說，「近世」這一概念首創於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研究中國歷史，別出心裁地提出了「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
以他為首的日本京都學派把握中國歷史的整體脈絡，提出唐宋是中國由中世轉向近世的轉折點，是古典社會與「近代」社會的分野。推而廣之，他們又以此度量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比如日本。
日本近世身份制度是什麼
1.普遍意義上的日本近世身份制度
日本的身份制度，顧名思義，是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一種。近世的身份制度發端於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掌權時代，後被德川幕府完美繼承。
主要內容是學習中國，人為地將社會成員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即武士、農民和以工商業者為主的町人。士農工商之下，還有穢多和非人，這就更說來話長了。
實質上，身份制度是把某些人群置於與生俱來的職業的、社會的地位,並從法律上加以固定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秩序。身份一旦固定,便世襲傳承,無法改變，相似的例子是印度的種姓，而且兩者同樣歷史悠久，影響頑固。
近世的身份制度固然發端於織豐，但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不以此為起點，天皇萬世一系使日本社會的變遷看起來更為溫和，但終究還是有歷史發展的痕跡。以身份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貴族為例，他們的變遷反映了日本身份制度的不斷變化，和日本社會的發展相輔相成。
2.日本封建社會中貴族的變遷
日本貴族內涵的變化實質上反映了身份制度基於社會現實的考量。日本最初的貴族是統一日本的部落戰爭中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大和時代日本小國林立，其中的一脈倭王家實力較強，完成了統一日本的歷史使命，但仍然無力解決其他部落首領。
古代王權緩慢地發展起來，形成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的局面。
這些豪族既有傳統的部族首領身份,又在朝廷世襲地擔任要職,成為大和國家的氏姓貴族，與西周的世卿世祿制相似。這一時期的身份，有氏人與部民之分。
這之後，中日聯繫密切起來，日本派遣遣唐使，大化改新開始，日本的律令時代到來。律令時代的日本貴族內涵有所區別，他們不再是部落聯盟狀態下的實權豪族，
而是中央集權的制度體系下的封建官僚，依附於皇權而存在。
同時，中華文化的影響不可忽視，這一時期的所謂「律令」，即指學習唐律而構建的日本法治體系。
這對於貴族來說，就是以法律形式確定了貴族的世襲化、官僚化，既是保障也是約束。這一時期的身份，皇室之下有良賤之分——具體人群與唐代的劃分類似。
此後，日本進入戰國時期。戰國期間戰爭頻繁，日本的封建關係發展，軍事領主與武士之間的聯繫增強，地方勢力坐大，幕府推崇的軍事貴族佔據了主流，日本社會開始實行重視武士的身份制度，天皇又回歸到我們熟悉的吉祥物狀態。這樣，就出現了我們熟悉的士農工商四民。
在如是持續了數百年後，日本社會的基本情況又發生變化，建立在發展完善而有日本特色的封建關係上的身份制度，於是走向末路。
身份制度瓦解的原因
要提到身份制度之所以瓦解的原因，就要考慮當時的社會基本情況。普遍認為的日本「近世」，指的是日本幕末黑船來航以來經歷了種種變革的時期。
無論從內部發展還是外部衝擊來看，日本社會都積蓄起足夠革故鼎新的力量。可以說，日本自古以來的身份制度在工業社會的衝擊下徹底發生了改變。
1.這首先要歸功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按照歷史發展規律，依託於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發生變化，則它的基礎——封建的社會結構受到了衝擊，資本主義的新的經濟因素髮展到一定階段，並威脅到舊秩序的穩定。
以人群觀之，則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壯大，憑藉經濟實力謀求政治權益，而原來在政治上處於優勢地位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經濟上受制於以往輕視的工商業者，越來越拮据，無可阻擋地衰敗下去。
以上是世界大部分地區由封建社會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慣例，日本類似，而有自己的特色。
商品經濟發展，日本的町人，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人群崛起。近代日本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據記載，「天下之通用金銀悉歸商賈之手,豪富之名僅歸商賈,永祿之長者武家皆貧窮,是故商賈之勢逐漸盛而居四民之上。」
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力量毫無疑問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大部分町人獲得大量財富之後，沒有選擇求田問舍，而是將資產投入了市場流通。
他們開工廠、辦銀行、放高利貸、組織工會。他們甚至聯合起來控制了物價，偏遠地區的米「一升值錢五六文,交於商賈之手,運抵江戶,不論豐兇即達百文」。
抬高物價、九出十三歸之類，無論何時何地的商賈都可謂熟能生巧無師自通，但町人之所以沒有像以往的商人那樣被政府過度打擊，與代表封建的武士階級的狀況有關。
舊貴族、武士的日子不好過，他們越來越窮。
與西歐的領主相似，日本的貴族掌握了大量土地，他們的經濟收入嚴重依賴於土地，而町人操縱物價、發展金融、經濟的行為一方面使土地和農作物不值錢了，貴族的經濟收入嚴重縮水，一方面使貴族不得不舉債度日，而放貸的商賈坐收漁利。
那麼，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家道中落之後，貴族們為何還要如此普遍地舉債度日？
或許諸位還記得這時候原有的士農工商的身份制度沒有被廢除，那麼，在貴族內部人數眾多的武士就要依照規定，對上侍奉公卿、大名，對下要講究排場，迎來送往之間不能失去自己作為貴族的體面。
工商和士的情況如此，農也不能缺席。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結果是僱傭、租佃關係的發展。商人要開辦企業、發展生產要有地，
土地從兼併中來，日漸升高的物價和潛移默化改變的商品和經濟結構使更多農民貧困、破產，於是他們從自耕農變成佃農，人身依附加強。
對於工商業者，就是為他們的財富積累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對於貴族，則是屬於他的依附農民減少，土地減少，收益縮水，各自加劇了兩者朝著相反方向發展。
2.其次是戰爭發揮了作用
叩開日本閉鎖的大門的，是美國的黑船。讓日本為了發展不惜賭上國運的，是甲午戰爭。令日本持續癲狂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亞洲戰場上的耀武揚威。讓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人民水深火熱的，是沒有賭對二戰的勝負。
美國人漂洋過海來打擊報復，固然讓當時日本人民在生活上和心理上都有些不好受，然而客觀上，不能說美國人對日本本土的發展就沒有做出一點貢獻。
西方列強的來訪和連年的窮兵黷武后果是什麼呢？第一，日本人口減少，經濟損失大。第二，新的軍功高的身份低微者湧現，他們等待著戰後論功行賞。
第三，美國人的統治使原本想要與舊制度妥協，循序漸進的日本轉變為更乾脆地與舊制度割裂，全盤西化起來
3近代先進思想文化觀念的衝擊也必不可少
從倒幕運動之前華夷思想的轉變，陽明心學的風行，到對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更加包容、融會貫通，近代西方先進思想的衝擊使人耳目一新，從上到下地普及開來，為舊制度的瓦解作了充足的思想準備。
種種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結果是，公元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對原有身份制度進行改革，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原來的公卿改稱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稱士族。
從名頭上看，換湯不換藥，從實質上看，則有利於社會階層的流動。
華族固然還保留一些優待，但已經和他們的天皇一樣，不可避免地被新社會改造、約束。
如果說這一步還是溫水煮青蛙，有與舊秩序妥協的意味，那麼1947年華族制度的正式廢除，則真正將日本的身份制度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日本長久地拋開了這一歷史包袱，大步發展起來。
身份制度瓦解的影響
舊秩序的影響是不可小覷的，瓦解自然也要動一番筋骨。
首先，日本社會的身份不再牢不可破，階層流動增強，社會結構相應調整。
一方面，總是守著舊有的土地不能改變自己的貧困境況，於是一部分武士選擇了向町人階層靠攏，不再執著於自己身為貴族的體面，打破了身份制度給自己的枷鎖，開始有條件地從事商業、手工業等。參考英國曾經出現的「新貴族」，我們不妨叫他們「新武士」。
新武士們的選擇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在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的同時，也削弱了頑固派的力量，使不肯做出改變的一部分更加孤立無援，被時代拋棄。自然，貴族內部的分化也使得社會變革的阻力減少了。
至於工商業者，眾所周知，成功的只有一小部分，因此，憑藉財富而改善了社會地位的商人也只是一小部分，他們迅速地和小生產者拉開距離。
正如資產階級內部也有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大資本家的劃分一樣，他們也和傳統的町人有了不同。應當說，町人這一階級既是他們發展的基礎，又被隨他們的發展而改造了。
這樣，如同皇商的出現一樣，觀念轉變的新武士、新大名、新公卿和這些大資本家很快媾和，產生於原有町人基礎之上的資本家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對國家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一階層徹底成熟之前，他們還需要與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合作以過渡，具體方式是庶民的武士化。
當然，這一舉動不只限於町人，而是包括了武士之下的各個有經濟實力的、分散於各個階級的個體。這種類似賣官鬻爵的行為也是身份制度瀕臨瓦解，階層流動性增強的佐證。
至於農民階級，他們一部分成為佃農，將自己的土地租賃出去，客觀上有助於資本主義僱傭關係的發展。
另外一部分失去土地，選擇來到城市謀生，為資本主義經濟做貢獻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社會身份。
總之，新的社會背景下，人們越來越不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紛紛鑽制度的空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身份，階層的流動於是增強。當然，這也是因為原有的身份制度不再嚴格，是大眾默許的結果。
其次，有利於發揮各個階級的積極性，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一點自不必提，人們的職業選擇和個人發展不再因為身份制度而受到限制，在整個社會來說，就是各得其用，資源調配和生產發展的效率大幅提高。
再次，身份制度的瓦解對日本近代公民意識的形成也有良好作用。
這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鮮明例子。為提高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明治天皇還非常重視群眾的教育事業，許多先進的思想觀念往往在民眾理解接受之前就已經被塞到腦子裡，先進思想的普及度平穩向好發展。
身份制度，如前所述，屬於等級制度。在身份制度下的日本民眾往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按部就班而已。
因此，他們受到愚民政策影響，不能也不敢關心國家大事，對大名的認可度都可能高於國家。——畢竟縣官不如現管。近世，身份制度的鬆動、瓦解.
為人們提供了更好的機會，使人們的眼界更開闊，近代公民意識也隨之增強，普通民眾對國家的認可度因個人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福利的發展而提高。這對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文化軟實力是有顯著作用的。
總結
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瓦解是近代日本社會革故鼎新的重要一步，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增強了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作為日本舊秩序的維護者，身份制度的瓦解是日本從舊到新的標誌之一。
雖然說社會的發展使身份制度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從法律上改革和消滅身份制度，更有一層象徵意義。要言之，
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瓦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日本近世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是日本對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表現。
參考文獻
1.《從「八議」到「六議」:論日本身份制度的歷史差異》
2.《淺談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瓦解》
3.《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日本近世身份制度的動搖》
4.《日本古代貴族制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