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21時35分，載著東方紅一號衛星的長徵一號運載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升空，衛星隨後順利入軌，任務圓滿成功。今年的4月24日，在第五個中國航天日到來之際，我們也迎來了長徵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50周年的紀念日。回首往昔，在當年的6位親歷者：胡其正、韓厚健、張文杰、張建業、劉福餘、李卿的心中，這段珍貴的回憶中有哪些難忘的故事呢。
▲ 《紀念長徵一號火箭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50周年》（中國航天檔案館製作）
01
不讓學，我們自己搞！
（口述人：胡其正）
在毛主席「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下，在錢學森提出「需要一些年輕理工畢業生加入其中」的背景下，1959年，24歲的我從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一個「神秘單位」——581組。這個組當時負責擬定新中國人造衛星規劃、組織和協調人造衛星、火箭探空業務。
在西苑操場甲一號，我第一次見到了581組辦公室負責人錢驥。當時的錢驥實際上擔任的就是衛星總體技術負責人的職位。我們第一次見面，言語不多、目光深邃的錢驥給我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歡迎；二是注意保密；三是我們搞的是探空，將來要搞上天的事。
我聽後覺得特別興奮，能夠跟隨科學家們搞衛星，何其有幸！隨後，我就參加到以楊俊文為組長的火箭探空與衛星預研總體組，從事火箭探空和衛星預先研究工作，開始了我的航天生涯。
據中科院空間物理所黨委書記吳智誠（時任581組科研計劃管理負責人）回憶，西苑操場甲一號是1954年前後中科院向中直西苑機關借用的一處院落。這裡雜草叢生，條件簡陋，卻是我國空間事業的發源之地。在這裡工作的有8個研究組，全面展開火箭探空各項研究工作和衛星預研準備。
581組組建之初，趙九章、錢驥、楊嘉墀一行興致勃勃去蘇聯觀摩衛星，卻只是遠遠地看了一眼衛星的外形，更談不上合作與技術援助了。沒有學到衛星研製本領，卻激發了這些科學家們的鬥志：不讓學，我們自己搞！
值得自豪的是，我國是從零開始，完全靠自力更生發展了衛星事業。在調研了國內外工業基礎後，結合我國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科研條件，科學家們建議「現在放衛星與國力不相稱，要調整空間技術研究任務」。
這正符合中央關於衛星工作的指示精神。於是，581組隨之做出調整，把研究重點放到搞探空火箭上。
1960年~1965年，我國共發射試驗了20多枚T7、T7A火箭，為衛星研製打下了一定的技術基礎。
1960年~1962年，這是中國航天「困難而有進展的三年」。說困難，全國人民都面臨同一個問題：吃不飽肚子。比吃不飽肚子更困難的是工作沒有頭緒。沒有見過衛星，也沒人幹過衛星。錢驥說，不怕，我們自己幹。他帶領大家從查找文獻開始，從一點一滴開始，從零開始。
在西苑操場甲一號院，日子雖然艱苦，但是所有人幹勁都很足。每晚都是領導來催促年輕人早點熄燈回去休息。錢驥總是勉勵大家：人生一定要有目標，不然活著就沒有意義。
在趙九章、錢驥的帶領下，我們通過火箭探空和衛星預研，取得了實踐經驗，基本摸清了衛星的組成、功能和關鍵技術，開展了衛星結構、衛星熱控、測控、跟蹤、天線、電源等關鍵技術的研究；理出了我國衛星發展的途徑，「以應用為牽引」成為了我國衛星研製事業的指導思想。至此，我們已經為衛星正式立項做了較全面的準備。
1964年10月，趙九章、錢驥一行應國防科委邀請去20基地（現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訪問。結束這次訪問後，趙九章迫切地感到應該要向中央寫報告，申述搞衛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錢驥、吳志誠協助趙九章完成了報告。1964年12月，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趙九章把報告直接呈送周總理。1965年1月，錢學森也寫信給聶榮臻，認為現在已有條件考慮衛星問題了。
此前，在西苑操場甲一號的研製人員，已經從581組更名為地球物理所二部，他們組建了一支專業的衛星研製團隊，由二部副主任錢驥擔任衛星的技術總負責人，共設8個專業室。我國衛星研製由此走上了專業化發展之路。
為了儘快向中央提交報告，科學院責成由何正華、潘厚任和我3人組成總體組，由錢驥直接領導，負責撰寫《我國衛星事業發展的十年規劃》《關於發展我國人造衛星工作的規劃方案建議》兩個報告。1965年8月，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在中央專委第十三次會議上予以報告，並得到批覆：通過，執行！從此衛星研製正式立項，中國科學院將此列為1965年第1號任務，代號定為「651」。
1965年10月20日~11月30日，中國科學院受國防科委委託在北京友誼賓館科學會堂，召開了我國第一顆衛星論證會。這次會議在我國航天史上非常重要，討論了先進可靠的設計思想，確定了這顆星「上得去、抓得住、聽得到、看得見」的任務目標，明確了「全國一盤棋」造衛星的思路，不僅明確了技術方案，同時還布置了任務，要求大家按照節點來推進工作，全力確保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節點。
會後中科院成立了651設計院，加強了總體組。按照科學家們的設想，大家是很想在1969年國慶前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上天的。國慶20年，放飛第一星，這是多大的光榮啊。按照當時的準備工作，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沒有實現。
因為，「文革」來了。
白天夜晚學習、批判和鬥爭，張勁夫被奪了權，中科院黨組垮了，基層黨組織癱瘓了，西苑操場甲一號成了重災區。有人批鬥受傷，有人被鬥致死。1968年10月，趙九章被迫害致死。這樣混亂的局勢，嚴重地影響了衛星研製進度，能工作的同志依然還在努力工作。
趙九章含冤去世後，錢驥也受到衝擊。「靠邊站」後，他和一個普通技術人員一樣工作，不斷為年輕同志提供資料，一如既往地沉默。看到昔日受人尊重的科學家被迫害，大家感到深深的無奈。衛星研製工作在艱難的局勢中緩步推進。
到了1967年年底，國家開始醞釀成立空間技術研究院，辦公地點也從西苑操場甲一號和中關村搬到了現在的白石橋。孫家棟臨危受命，擔任「東方紅一號」技術總負責人，帶來了10多名業務骨幹，把飛彈研製的工程經驗結合到衛星工程中來，成立了新的總體組。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新成立的空間技術研究院在錢學森、常勇等領導下，總體部在孫家棟帶領下和周洪章等軍管會同志支持下，排除萬難，繼續推進著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工作穩步向前。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衛星聲震寰宇，全球為之振奮。我們也為親眼看到期盼多年的衛星在太空飛翔而無比興奮，然而當年兩個積極開拓衛星事業的奠基人：趙九章、錢驥，一個已經含冤九泉，無法親眼目睹這一刻；另外一個卻只能在北京白石橋的空地上默默地、欣慰地仰望。但是，他們為「第一星」所做的貢獻永遠被世人銘記。（作者為原航天501部副主任）
02
帶著雷管上飛機
（口述人：韓厚健）
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舉世矚目。
1970年4月16日，中央專委周恩來主任下達了火箭可以轉場的命令，發射衛星的最後階段開始了。當時，我是第七機械工業部一院一部10室（長徵一號火箭總體設計室）總體組的設計員，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這一激動人心的壯麗場面，許多事情至今難忘。
1970年3月26日，把長徵一號火箭送出廠後，我和工程組長嶽祝禎一起留守北京，為前方提供支援。此外，我還參加備份火箭總裝的現場工作。
4月21日，我接到通知：前方要求，把三級火箭備份產品火速空運到發射場。進入南苑機場後，我們看見一架安-12軍用運輸機剛剛熄火。機長聽我說運送的產品中有「裝藥1.8噸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立刻緊張起來：「有什麼措施保證安全？」
在此之前，我國還沒有空運固體火箭的先例。特別是發動機點火用的兩個雷管，萬一在飛行中碰上靜電怎麼辦？
時間不等人。我與總裝廠的劉振財、張維孝商量，決定採取兩個措施：一是在三級火箭和機艙殼體之間，連接兩根接地線防靜電；二是把雷管裝在金屬筒裡，人再抱著金屬筒，既屏蔽電磁幹擾又減震。機長聽後，點頭同意了。
飛機21點10分滑跑起飛，途中先後穿過兩個雲雨區，真的碰上了我們擔心的雷電情況。大家隔著透明的窗戶，關注貨艙裡的三級火箭。只見兩條接地線隨著飛機的起伏，微微地擺動著。我心想，幸虧裝上了它們，不然……
次日早上9點多，第三級火箭轉載到公路運輸車上。迎接我們的陳壽椿副主任讓我留下，參加工作隊，執行發射任務。
4月23日，我第一次到發射陣地，眼前的1號活動塔架雄偉壯麗，中間豎立著長徵一號火箭，好壯觀！
火箭正在進行第二次通電總檢查。我到時，遇到我北航的同班同學徐天毅，我們是1965年10月同時進入總體組的。眼前發生的一切，讓我倆激動不已：中國人的千年飛天夢，即將在我們這代人手中成為現實。
凌晨4點15分，第二次總檢查通過。5點55分，第三次總檢查通過。
14點，領導派我去指揮列車上值班當聯絡員，接聽北京「家裡」複查衛星入軌計算的結果。
原來，前幾天複查時發現一個數據疑點，指揮部要求前、後方立即復算。15點，「家裡人」（總體室1組的宋錫琪）打來電話，通報他們在「109-丙」計算機上復算的結果。我迅速記錄數據，向陳副主任匯報。基地復算結果也出來了，前後方結果一致：火箭肯定能把衛星送入軌道，警報解除。
我返身回列車準備繼續值班。沒走多遠，就聽見隆隆響聲。1號活動塔架啟動了，它離開火箭，開向軌道的另一端，露出了高度近30米的白色長徵一號火箭。真的要發射了！我抬腕看表：23日16點21分。
4月24日凌晨，戈壁灘上一片漆黑，發射場上燈火輝煌。5點45分，開始加注第一子級火箭的氧化劑。4個小時後，當最後一個貯箱—二子級燃料箱加注快結束時，大家嗅到了一股剌鼻的魚腥味。
「漏液了！」這時，只見負責加注操作的戰士，緊把著連接器頂住漏液的部位。雖然他穿著全身的防護衣，濃度極大的有毒氣體仍嗆得他不得不把頭側偏到一旁。但是他始終沒有撒手，一直堅持到停泵、更換新的加注連接器，排除故障。多麼勇敢的戰士啊！
18點30分，我們回到休息室。
突然，同工作隊13所的周吉仁急急忙忙地從場坪跑來找我。他手裡拿著一個直徑僅8毫米的彈簧墊圈，說是從離地面20多米高的第二級火箭上掉下來的。
這個彈簧墊圈究竟是多餘物，還是由於結構鬆動而脫落的呢？還會不會有其它東西殘留在火箭裡？現場指揮員要求工作隊馬上做出判斷、做出結論。
我進場後，戰士們已經架好了工作梯。此時，全火箭上的百餘個火工品都已連好，火箭處在待發狀態。
現場極度寂靜，我爬上梯子，能感覺到自己嘣嘣的心跳。我定了定神，邊爬邊想：「直徑8毫米的聯接件，只有氣瓶裝置組使用，就查它們！」
打開艙門，每個氣瓶組上的彈簧墊圈都完好無缺。我由此斷定：發射班揀到的彈簧墊圈是一個多餘物，火箭上的結構沒問題。一同上箭的王喜玖師傅也贊成我的判斷。下來向現場指揮員報告後，他放心了。
回到距離發射臺約300米的休息室，已經是l9點了。我坐在面對火箭的窗口前眺望：臍帶塔上正在撤收一層層工作平臺，但第五層平臺沒動。有人上去檢查五院的雷達應答機。
忽然，有人走過窗前，擋住了我的視線。細一看，是「錢頭（錢學森）踱著方步」（這是當時的文字記錄）。原來七機部錢學森副部長、我們技術上的最高負責人，在發射倒計時兩個多小時的時候，還在一線和我們一起，期待著火箭奮力一搏。
天色漸漸暗淡下來。2號臍帶塔上紅色的安全燈亮了。「30分鐘準備」時、喇叭裡傳來「全體人員撤離現場」的命令。第五層平臺撤收。老陳氣喘籲籲地跑了過來，邊扒車邊喊「：馬上發射了！」
汽車向東急馳，塔臺的燈火慢慢縮成了一個光團。指揮員逐個呼叫航線上的各觀測站，報告準備情況，一聲聲乾脆、急促的回報在寧靜的戈壁夜空中迴響。
「15分鐘準備」的口令傳來，兩顆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大喇叭裡，發射團楊團長正在轉達周恩來總理的囑咐：「工作要準確，不要慌張，不要性急，要沉著、謹慎，把工作做好。」
天上又升起了一紅一白兩顆信號彈「。一分鐘準備」的口令下達後，我幾乎屏住了呼吸，緊張得連眼都不眨了。
2l點35分，長徵一號火箭點火。紅光一閃，轟鳴而起，直插夜空。我們鼓著掌目送它遠去，等待著入軌的消息。
21點45分，幾千公裡外的觀測站傳來響亮而又急促的報告聲：「箭星分離！」「入軌！」
聽到這聲音，我們高興地跳了起來。東方紅一號衛星終於從東方升起來！
第二天晚上開慶祝會，211廠張祚良師傅代表一院發言。他第一句話就講：「我們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進了宇宙空間！」說得真好啊。（作者為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火箭專家）
03
長徵一號改裝自我們的飛彈
（口述人：張文杰）
我今年87歲。從一個不懂航天、不懂氣動的門外漢成長為一名氣動力學者，我參與見證了中國航天創造的一個又一個「第一」。
「東方紅一號」是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顆星當時是很先進的，比蘇、美、法、日發射的衛星重量都大。它的發射震驚了全世界。
那麼，當年我們是如何把這顆重達173公斤的衛星送入軌道的呢？
講衛星，必須先講飛彈。
1956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後，我拿著一封介紹信來北京報到。學了整整4年數學，怎麼也想不到，飛彈很快將闖進我的生活。
分配到國防部五院7室後，我和另外17名大學生跟隨空氣動力學專家莊逢甘開始創業。
「你們的起步線是同一條，看誰最後跑到前面去！」為了建設風洞，莊總鼓勵我們在工作中好好學習。我們這群年輕人勁頭很大，每天深夜都是指導員把大家從辦公室「轟回」宿舍。
1957年，一條爆炸性新聞轟動全球，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同年，我國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啟了核武器和飛彈事業的建設，很快，傳說中的「1059」秘密運抵中國。
仿製飛彈的工作開始起步。我們只是協助提供數據，通過計算把飛彈設計方法定下來，由總體設計人員進行加工。飛彈要上天，它在空氣中飛行將受到怎樣的力，空氣摩擦將使它怎樣受熱等都是外形設計需首要考慮的。我們就是要算出其中關鍵的數據，供總體設計人員參考。
1958年5月，毛澤東主席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然而，談起「東方紅一號」，我必須先講飛彈。因為有了運載能力，才可以去打衛星。
第一枚飛彈「1059」仿製成功後，我國自主研製出了東風二號短程飛彈。
1965年1月，錢學森向國防科委提出「早日制訂我國人造衛星的研究計劃」的書面報告。2月，聶榮臻副總理指示國防科委：我國飛彈必須有步驟地向遠程、洲際和發射人造衛星發展。按照步驟，要先把中程飛彈搞出來，作為運載工具。
同年，我國第一座用於航天氣動力試驗的低速風洞建成。我們還出了洋相嘞！因為沒看見過，大家都是照著資料把風洞的核心部分噴管計算繪畫出來的，工程師看了圖紙卻表示：太大了，做不出來！
由於不懂設計，吃了不少苦頭，但我們這群人邊學邊幹，一直在奔跑，從設計、加工、安裝、調試到投入型號試驗，在北京雲崗建成了十幾座從低速到高超音速的風洞試驗設備。
隨著大批新型號相繼上馬，我們在「新天地」盡情發揮著用武之地。
1966年1月，七機部確定第一顆衛星的運載火箭，第一、二級選用東風四號液體飛彈。8月，運載火箭正式命名為「長徵一號」。1967年3月，七機部建議將長徵一號飛行試驗與東風四號飛行試驗相結合。
「東四」是我們一起合作搞上去的。1970年1月，我國中遠程飛彈東風四號飛行試驗獲得成功。我清楚地記得，東風四號風洞試驗數據正常。而長徵一號火箭是在東風四號兩級火箭基礎上增加一個固體三級發展起來的。當年長徵一號沒做風洞試驗，所以我們就沒有「插上手」。不過這是後話了。
那時，我全然不知「東方紅一號」任務。一方面工作是保密進行的，另一方面東風四號氣動數據正常。坦白講，工作沒有問題是不會有人找的，有了問題才會知道。東風四號研製成功，對發射人造地球衛星起了重要作用，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進入倒計時。
衛星上天當晚，我正在雲崗的家中。沒有一點預兆，突然就聽見外面有人喊：「衛星上天了！」接著，鄰裡街坊歡呼雀躍地跑出家門，奔向空曠的廣場。我也跟著跑出去了，和大家一樣抬頭仰望著尋找「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們都高興啊，中國也有衛星了！
我國搞衛星的能力、速度都是很快的「東方紅一號」重達173公斤，比蘇、美、法、日四國發射的衛星總重還大，這就說明我國運載工具的推力也比其他國家要大。
我高興的不只是看見了天上的星，還有後續工作有了推進，這次發射衛星的運載工具沒問題，接下來就看能否把手上的星也送上天了。
那時，我早已將精力投入到返回式衛星等型號的研製中。因工作和總體設計部聯繫密切，一次偶然的機會，有人向我袒露了一個「驚天秘密」，原來長徵一號火箭就是把東風四號進行了部分改裝。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代航天人完成了「力爭在1970年前後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目標。這是我們搞人造衛星的第一步，增加了我們研製第二顆人造衛星的信心。
至於別的，什麼也沒想過。我們這些科研工作者心境很淡泊，我是個悶頭幹活的人，只要工作能上去就滿意了，從沒想過和別人搶功。
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發射，不僅僅局限於一顆衛星這麼簡單，這是一項巨大且複雜的系統工程。據不完全統計，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製涉及數十家單位、幾十萬人，和我一樣默默助攻的人還有很多。（作者為原航天701所所長）
04
不顧毒氣，我從藥漿中徒手找異物
（口述人：張建業）
大青山啊，你見證了我們艱苦奮鬥、執著追夢的青春年華！
大黑河啊，無論我身在何方，你永遠都流淌在我的心中！
1970年年初的一天，剛剛忙完手頭的工作，我突然接到廠裡電話，要求立即趕到七機部一院，去排除651任務固體發動機脫粘故障。
651任務是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製專項任務的代號簡稱，由周恩來總理1965年1月對此任務作出批示而得名。
由於任務緊急，我簡單準備了一下，和愛人打了個招呼，就與2名工人師傅一道趕到呼和浩特火車站，登上列車，連夜趕往北京。來到北京，顧不上旅途疲勞，我們直奔工作現場，在一院同志的配合下，對故障發動機進行了認真檢查，確定了故障位置和故障性質。
按照預先制定的工藝方案，我們採用灌漿修復的方法，小心仔細地對發動機進行了修復。修復後的發動機經過幾天的觀察，藥柱及各界面未發現異常。再經發動機抽試驗證，技術指標完全符合要求，故障徹底排除，我們的任務圓滿完成。
不久，651任務固體發動機在完成火箭總裝後，被運往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準備發射。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國航天的偉大成就。
衛星運載火箭的第三級發動機採用的是固體發動機，其裝藥任務由七機部389廠承擔。1965年，我從五機部845廠調到389廠，擔任裝藥車間工藝組組長，負責651任務固體發動機裝藥工藝研究工作。
在845廠工作期間，我負責研究制定了原401配方直徑300毫米發動機的裝藥工藝。面對「651任務」採用401改進配方的直徑770毫米發動機裝藥的工藝需求，工藝組在直徑300毫米發動機裝藥工藝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試驗研究，並根據裝藥的工藝性能不斷調整優化，最終確定了裝藥工藝方案。
幾年間，我們共完成發動機裝藥幾十發，從未發生安全和質量事故，確保了651任務按計劃順利實施。但651任務發動機研製的道路並不平坦，中間也遇到很多困難，甚至挫折。
一次，在500升裝藥的混合工序結束後，大家走進工房準備出料時，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混合機攪拌槳的銅襯被捲起一大塊。混合鍋裡一定是混入了異物！
萬幸的是沒有發生爆炸。而異物是怎麼混入的？大家紛紛猜測，在當時的環境下，甚至有人懷疑是階級敵人搞破壞，一時間人心惶惶。我告訴大家：繼續工作，不要慌亂，原因一定會查清的。
在發動機澆注工作結束後，還是沒有發現異物，現場只剩下近百公斤的推進劑藥漿。下班了，車間裡只剩下我和軍管會的一位同志。為儘快找到異物，我擼起袖子，用雙手一把一把地檢查著藥漿，不放過任何硬物。很快，推進劑散發出的有毒氣體燻得我眼淚直流，睜不開眼，只得閉眼休息片刻，然後接著再幹。不久，頭開始發暈，胸口泛起一陣陣的噁心。我咬緊牙關，心想一定要把異物找出來。終於，經過了近一個小時的檢查，在藥漿中找到了一個直徑約30毫米的鋼球。後經證實，這是氧化劑車間的球磨設備上的磨球，因篩網破損掉落到原材料中。異物原因終於查清了！
651任務趕上了十年動亂，廠裡抓革命促生產，如果有誰一心撲在生產上、一心撲在科研上，就會被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只專不紅」的帽子，受到批評，甚至批判。這種情況嚴重挫傷了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導致一些正常的工作不能安排，651發動機研製工作因此也受到影響。
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但又感到無助和彷徨。這時，四院楊南生副院長來了。他對我說：「老張，你要抓生產，該怎樣就怎樣，我支持你。如果有人找你麻煩，叫他來找我。」聽了楊副院長這番話，我又有了主心骨，工作熱情又高漲起來，組織安排各項工作，協調處理各種問題，開展安全檢查和工藝檢查。遇到大型裝藥任務，我就搬到車間，住在車間，全身心投入到科研生產中。
在那個年代裡，物質條件極度匱乏，很多同志都住在「幹打壘」，那是用泥胚砌成的土房子，住著我一家五口人，面積還不足10平方米。最困難的時候，每天只能吃苞米麵窩窩頭，一周吃一次白面饅頭算是改善生活。我和愛人上班忙工作，無暇照看孩子，兩個幼小的孩子只能寄養在老鄉家中。雖然條件艱苦，但絲毫沒有影響我們投身航天事業的工作熱情，因為我們心裡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那就是我們不懈追求的航天夢、強國夢。
如今，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發射已經整整50年了，我也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了耄耋之年的老者。但研製651發動機的這段經歷，卻讓我刻骨銘心，難以忘懷。
現在，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當年和651發動機告別時的情景。一院的同志邀請我們參觀了總裝後的運載火箭，看著整裝待發的火箭發動機，我心潮澎湃、百感交集，淚水慢慢地模糊了雙眼。
當來到第三級發動機身邊時，我情不自禁地撫摸了一下它白色的機身，心裡說：「再見吧，我們的651任務發動機！祝你長風破浪，把我們中國人的希望送上太空，衷心地為你祈禱，祝你成功！」
當戀戀不捨、一步一回頭地走出總裝廠房的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淚水撲簌簌流了下來……（作者為航天科技集團四院高級工程師）
05
發射陣地上驚心動魄的排故
（口述人：劉福餘）
1970年，東方紅一號衛星研製進入總裝測試階段，我是電測組組長、總裝測試現場指揮。
衛星總裝測試工作開始很順利，但在3月21日，202兆赫的發射機工作電流突然增大了，問題不排除就不能出廠。
當天晚上10點多，各級領導都在現場，氣氛特別緊張。我負責組織現場同志討論分析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是星上儀器的問題還是地面設備的問題？如果是地面設備問題，那麼是電纜問題還是專用標定儀器的問題？如果是星上問題，就要拆衛星，不僅出廠時間保障不了，對產品也可能帶來破壞，那就只能先從地面設備入手。
正好備份星當天晚上剛轉運過來，準備第二天進行測試。我首先想到用備份星進行地面設備供電，如果電流仍然大，就是地面設備的問題。這樣操作存在風險：電流增大，如果其他儀器燒了怎麼辦？後來我就跟有關同志徵求意見，進一步分析認為，短時間供電超負荷問題不大。這一想法逐級匯報，領導研究後統一進行操作。
我親自操作，把地面電纜插到衛星上，一插電，電錶錶針正好增大30個毫安。這說明不是衛星的問題，是地面設備問題。地面還得查是哪的問題，我們用精度更高的電流表校對綜合控制臺的電流表，表頭正好誤差30毫安。現場當時就鼓起掌，衛星不用拆了，問題也解決了。
3月24日，五院召開東方紅一號衛星驗收出廠總結大會。衛星出廠之前已經定下了進入發射場的名單，開始沒有我的名字，後來因為排除了這個問題，大會上就對我進行表揚，同時提出必須要我跟著衛星進入發射場。
到發射場後，我主要負責電測，需要進入發射陣地。
運載火箭總檢查很順利，但發射前3天，衛星檢查又出問題了，還是202超短波發射機，發現頻譜儀上的頻譜亂了。
大家都很緊張，這時候出問題會影響發射的。有人首先懷疑是外界幹擾或測試設備有問題，但做了多次試驗，故障也沒有被排除。有領導提議：算了吧，直接把衛星和三級火箭吊下來，換備份衛星。但這樣一來整個測試工作就要從頭開始，衛星發射時間就保證不了了。
我在討論會上絞盡腦汁，想到了出廠前的電流變化故障，提出根據之前的經驗，先判斷是不是衛星的問題，衛星是好的就不需要更換衛星了。這個想法得到了領導同意，領導把這個任務交給529廠來做，又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給在技術陣地待命的同事尹長林打電話，喊他一起到發射陣地排除故障。我們兩個直奔塔架，爬上高高的塔架，出了一身汗，棉衣也脫掉了，鑽到整流罩裡面靠近衛星。衛星有個小窗口，打開後手摸進去能夠摸到電纜插頭，但是看不見，我們擔心電纜插頭弄壞了怎麼辦，心裡也會發顫。
衛星到發射場以後，所有電纜插頭都用膠封死了，我們擰不下來，於是就用注射器裝酒精溶解。後來把插頭弄下來，地面測試的電纜直接接入後，衛星的頻率就正常了，地面電纜插上去沒有幹擾。我們這個高興啊，問題找到了，衛星不用拆下來了！
但後來測試還是有幹擾，不過能知道不是衛星帶來的了。當時10多人在三級塔架上，不知道誰碰了一下三級火箭的隔熱屏，就發現頻率變化了，這才知道隔熱屏對衛星超短波發射機有屏蔽和幹擾。
整個排故經過了兩天兩夜，衛星故障排除後，向上級匯報以後得到批准，4月24日晚上9點35分正式發射「東方紅一號」。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成功後，當天晚上發射場就組織了慶祝大會，我作為五院的代表上臺發言。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我已經非常心滿意足了，從心底裡感到幸福。衛星發射成功後，我就請假去寶雞探親了。
4月30日上午突然接到電話，讓我務必要在5月1日晚上8點趕回北京，參加「五一」聯歡。我立即出發到西安買飛機票，結果「五一」停飛，後來去火車站一打聽，還有成都到北京的特快經過西安能趕上。
上火車以後，車上廣播晚點兩個小時，我一聽心都涼了。但是，5月1日當晚，火車還比原定到站時間提前兩分鐘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車，領導們圍上來，接過我的塑料旅行包說「什麼都別說了」，然後送我上了國防科委一位秘書長的汽車。
晚上8點鐘，長安街上擠滿了慶祝的人群，汽車從人群中穿過。我是從天安門城樓東側的樓梯上去的，工作人員囑咐我國防科工委的代表團在西面，我要過去找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我一眼就看到了毛主席，他正在跟國內代表和外國友人一一握手，我心裡這個興奮啊！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場面，城樓上大紅燈籠高高掛，燈光璀璨，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載歌載舞，一片歡樂的海洋。我的內心特別激動，難以言表。
我找到代表團，錢學森先生特別和藹，讓我挨著他坐下。他跟我說，毛主席已經接見過咱們代表團了，你來晚了，太遺憾了。他還指點我可以在晚會間隙到中間大廳去看看毛主席。後來，我在休息大廳，看到毛主席身著軍裝，紅光滿面，正在和西哈努克親王親切交談。我在激動的同時，也為自己錯過接見而深深遺憾。
晚會快結束時，毛主席從我們面前經過，周恩來總理走在前面，走到發射衛星代表團的時候，周總理介紹說，這是發射衛星的有功人員，毛主席又一一與我們握手。這一次我終於握到了毛主席的手，一股暖流傳遍全身，我感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航天事業的關心與重視，激動得淚水奪眶而出。
1958年我從部隊轉業時，也有留下的機會，但我選擇了去支援國防科技發展，因為國防建設需要人才，這也是我的興趣所在。國家把研製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這麼重要而光榮的任務交給我們，我感到非常自豪，一心一意要把任務完成好，為國家爭光爭氣。我想著我們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就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感到高興而光榮。我會永遠記得這段難忘的回憶。（作者為航天科技集團五院529廠原黨委副書記）
06
我測出了東方紅一號飛行的位置
（口述人：李卿）
1970年4月，我隻身奔赴負責東方紅一號衛星飛離國境前後跟蹤測軌的海南測控站。我的任務是確保衛星發射時都卜勒測速跟蹤系統處於最佳狀態，實現對衛星的全程跟蹤測速。
這是我第三次去海南站。從北京到海口市秀英碼頭，乘長途汽車去站裡，一路上看到一條新架的通信線路，每根電線桿下都有荷槍的民兵在巡邏保護。
事後知道，全國有10多萬民兵在保護從各個地面站通到位於酒泉衛星發射中心28號數據處理中心的一條條地面通信線路，以便最快準確計算出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後的運行軌道。
在海南站奮戰的日子雖然已過去了50年，但當年所經歷的一切猶如昨天的事那樣歷歷在目……
1965年8月，我滿懷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來到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報到，被分配到二部。這裡是我國於1958年提出要搞人造衛星的總體部581組所在地。
9月初，我國高空大氣物理學和我國研製衛星的先驅，著名科學家趙九章所長接見了我們全體大學剛畢業的新同志，介紹地球物理所情況及對新同志們的殷切期望。當時新分配到所的畢業生均安排到農村去搞「四清」運動，我被通知直接到研究室參加工作。
1965年2月，中央專委批准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正式立項，衛星工程總體及衛星研製由中科院負責。10月由中科院主持召開了長達42天的第一顆衛星總體方案論證會。會上建議第一顆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星上播放《東方紅》樂曲，並要求衛星發射要做到「抓得住、測得準、報得及時、聽得見、看得見」。
1966年年初，在對衛星過境短弧段內跟蹤定軌進行大量模擬計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確定了衛星的定軌採用多站都卜勒獨立測軌方案，使我國中低軌道衛星的跟蹤測軌系統形成中國自己的特色。
這個方案的最大關鍵難點是需要解決高靈敏度、精確測量載波都卜勒頻率的鎖相接收系統。這項任務落實到了我們研究室，很快就開始了星上信標機和地面第一代單頻202兆赫都卜勒測速跟蹤系統的方案設計和攻關試驗工作。
都卜勒測速跟蹤測軌系統是東方紅一號衛星軌道測量的主要手段。它要求至少有3個處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地面跟蹤站同時接收衛星信標機發出的信號，由於衛星在軌飛行時相對不同地面接收站的速度矢量不同，根據多個站在同一時刻測得的都卜勒頻率，就可以算得衛星相對於這一時刻在地球坐標系中的位置。「抓得住、測得準、報得及時」就成了這個系統的最基本要求。
都卜勒測速跟蹤系統由高靈敏度鎖相接收機、都卜勒頻率計數裝置和天線自動跟蹤伺服機構組成。我承擔了鎖相接收機的設計研製工作。這在當時是一門無線電新技術，它是從噪聲中提取微弱信號和精確測定都卜勒頻率的關鍵。當時，我國還沒有研製過這樣高要求的鎖相接收機。
於是，我一頭扎進情報所收集相關的國外資料，記了一摞手抄本鑽研鎖相技術，自己推導所有的設計公式。那時學的主要都是電子管電路，現在要全部採用半導體元器件。設計中靠的是一把計算尺和一本三角函數、對數表。製圖則是三角尺、三稜尺、曲線板和圓規。實驗室裡最好的儀器是英國馬可尼公司的高頻信號源和一臺法國的真空管數顯頻率計。算一次振蕩器的頻穩度則依靠手記和手搖計算機。電路設計全是用分立二極體、三極體。為了研製一個比例積分運算放大器要使用斬波器來變換交直流。
經過一年的日夜奮戰，1967年，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來到上海科學儀器廠（後為九院539廠）與工人和20基地第六試驗部參加培訓的解放軍同志搞「三結合」，開始研製生產設備。
在那裡，我們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幹擾，但每天上班時讀一小時毛選是必須堅持的。
為了保證1968年能夠出廠裝備到各地面站，仗著年輕，我們幾乎不分日夜地調試部件，全系統聯調測試。我還自製了都卜勒頻率模擬器和鎖相環帶寬測試裝置，保證了鎖相接收機的性能指標測量。
1968年下半年，設備先後送到湘西站、海南站、昆明站、南寧站、喀什站、膠東站進行安裝調試。1969年下半年，為了保證1970年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我和20基地第六試驗部的3位同志扛著儀器到湘西、昆明、南寧和海南4個站的測速跟蹤系統進行全面檢測調試，恢復出廠指標，確保發射前南方四站的設備處於良好狀態。
1970年4月第六試驗部通知我，由我去海南站執行「東方紅一號」發射任務。海南站是我國最南端的跟蹤測速站，要保證設備儘可能長地跟蹤衛星信號。
4月24日傍晚，我和站上的同志早早來到機房，再次對設備進行檢查後，靜靜地在機房等待，聽著喇叭裡傳來首區的廣播。終於，發射的倒計時報數開始了。
21點35分點火指令發出後，我屏住氣盯著設備上鎖相接收機的「鎖定」指示燈。
點火起飛後不久，我首先聽到了「湘西捕獲目標，跟蹤正常」的報告，接著南寧站報告「桂江捕獲目標，跟蹤正常」，很快昆明站報告「滇池捕獲目標，跟蹤正常」，突然眼前的「鎖定」指示燈亮了，都卜勒頻率顯示器給出了正常的都卜勒頻率值，並且有規律地在減小，海南站也捕獲了衛星信號。我示意可以向首區報告，喇叭裡傳出了「南島捕獲目標，跟蹤正常」。
至此，南方四站全部抓到了衛星信標，每個站的都卜勒頻率測量數據，通過一條條架設的有線載波傳遞線路送到了首區。海南站一直跟蹤到衛星飛越印度尼西亞上空信號逐漸消失。首區28號的計算中心，根據四站的數據，再用第二圈喀什站接收的都卜勒測量數據對衛星軌道進行改進，當晚就報出了東方紅一號衛星的軌道：近地點439公裡、遠地點2394公裡、傾角68.5°、周期114分鐘，並作出了全球244個城市的觀測接收預報。
晚上10點多，我們走出機房到外面，一架直升機停在不遠處。站裡很多同志圍在那裡，當站領導把記錄的衛星數據和《東方紅》樂曲錄音磁帶交給機上人員，並告訴他們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現場爆發出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套衛星跟蹤測軌系統圓滿地完成了為東方紅一號衛星測定軌的任務。（作者為航天科技集團八院風雲四號工程總師）
來源：中國航天科技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