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已公映數日，這部作品改編自中國內地男導演、編劇、武俠小說家徐皓峰的同名小說。而在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中，徐皓峰就曾作為編劇之一，構建了一個以中華武士會、形意門為主要形態的民國武林。
「民國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它內憂外患，中國人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精髓，也是從民國時候開始的。但我喜歡民國，是因為它社會階層的多樣性，特別像是在生態園裡，既有灌木林，又有參天大樹，有各種草，還有藤類植物，這是中國傳統的複合型多生態生活結構。」徐皓峰說。文/丁曉潔
對大多數電影觀眾來說，徐皓峰是《一代宗師》編劇三人組中比較不知名的那一個。但在一小撮武俠愛好者看來，他卻是「新派武俠」研究第一人：6年中出版了2本民國武人口述史、4本武俠小說和1本武俠電影評論集，導演了2部民國背景的武俠電影，入圍了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傳說裡，徐皓峰更像是武俠小說中的「神人」，盛傳的一個段子是：「他上著課就從窗戶跳出去了——據說還不是一樓，據說還跳了兩次。」
徐皓峰對民國武林的重建，始於2006年整理出版的《逝去的武林》。這本口述回憶錄，是他的二姥爺李仲軒從1934年起追隨形意拳大師尚雲祥的求武紀事。《逝去的武林》讓王家衛找到了徐皓峰，也讓一些看過《一代宗師》的人感嘆：「徐皓峰終於找到了一個能拍出他心中武林的人了。」
徐皓峰曾毫不客氣說中國武俠片「不是敘事電影，是晚會。晚會沒有價值觀，只有口號，『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和『給您拜年了』性質一樣」。這麼說來，《一代宗師》確實符合他多年來在民間史料搜集工作中對民國武林的感覺：「一方面是習武人的階層性，以前總是把習武人寫成沒有文化的，只有事件，沒有生態的土壤，沒有生活環境。而這部電影，表現了習武人的文化程度，他們生活的講究，和他們裡三層的、外三層的人情關係。」
他又寫葉問：「歷史上的葉問沒有打過日本人和白種人，甚至一輩子沒有查之有據的比武記錄。這樣的一個人成為民族英雄，說明我們太缺乏民族英雄。」
《逝去的武林》封面
民國武林有多熱鬧？「北方拳師到廣東推廣武術，那種名人效應，就跟今天劉德華到內地巡迴演出是一樣的。」
徐皓峰寫武林，只寫他接觸過的那一派，《一代宗師》講的也是這一支：以中華武士會、形意門為主要形態的民國武林。中國文化向來重文輕武，明清兩朝近六百年時間，中國是禁武的；清朝末年國事衰微，孫中山建立民國後，提出「強國強種」的口號，形意拳正是當時的第一名拳。
「形意的特點是招法簡單、發力的方法獨到，完全不同於拳擊。它實戰性強，門下高手眾多。」1912年，李存義在天津創辦北方最大的民間武術團體——中華武士會，創編《拳術教範》和《刺殺拳譜》，以中華武士會作為基地，形意拳在民國開始普傳，所有其他門派的人也紛紛學形意，來修正自己拳派的發力的方式。
民國時期武人的輝煌，最大特點是他們直接訓練軍隊，有點像是武術指導一樣的存在。「中國北方部隊的刺刀術，就是由中華武士會編排的。當時北方的教官，都是受德國跟英國的訓練，但是中華武士會發明了一種更適合中國人體質的刺刀的方法，一直沿用下來。1934年，北方部隊跟日本人發生了喜峰口阻擊戰，肉搏戰階段，用的都是民間武術的刀法。」有句「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歌詞，所謂「大刀」，說的就是武人訓練部隊的時候留下來的刀法。
民國時期的形意拳有多熱鬧？徐皓峰的考據：「當時的政要紛紛去給形意做幫襯，最有名是李存義組建中華武士會時，北洋三傑之一的馮國璋捧場做了名譽會長。北方頂級鄉紳李瑞東，長期為各種武術組織捐款。」受「國術救國」的影響，文人也紛紛主動與武人交往，據說齊白石、梅蘭芳都有拜武人為師。周恩來年輕時，拜了中華武士會韓慕俠為老師，學習八卦掌。
民國時期，北京，學功夫的兒童。
徐皓峰研究北派武林多年，拍《一代宗師》的過程中，他又研究了三年南派詠春拳。「民國提倡武風以來，由於有北洋政府旺盛的軍政背景，武術家最早都是成名在北方。太極和八卦，都是從王府裡傳出來的拳，形意是地下組織的拳，後來在城市裡公開傳。所以才會有北拳南傳這種情況——北方拳師到廣東推廣武術，那種名人效應，就跟今天劉德華到內地巡迴演出是一樣的。」
民國武術的「黃金十年」，讓武人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不少武人都直接受聘於政府。「當時北大校長月工資是600銀元，算是非常高的了。但有一些就職於政府的武人，比如孫儒堂和韓伯言，月薪跟北大校長差不多，甚至於還有誇張的說法，說是每月1000銀元。」因為「要建立起一個類似於文人習武、武人習文的系統」，民國時期的武人與文人合流的趨勢非常明顯。但百年後的「民國熱」時，人們只談先生，已不見武林。
「解放之後，大陸一直強調社會倫理，武術開始表演化和體操化，那些通過改進的拳種都非常好看，形意拳實在沒什麼可表演的，就沒落了。在歷年的武術大會上，雖然也保留了形意這個項目，基本沒什麼人鼓掌。」
像《一代宗師》的結局那樣，民國武人的一種選擇是：「移居港臺或者國外，開始建立私人的武館體系，也能找到他們發展的路子。」在《逝去的武林》中，徐皓峰寫出了另一種境遇：「那時，李老晚上為西單的一個商店看店，便把筆者帶過去，在一片家用電器的空場中練拳。白天練拳較少，只在星期天的中午到宣武公園裡練。」李仲軒34歲決定退出武林，晚年拒絕了加入武術協會的邀請。對於民國武林這最後一個見證者，徐皓峰說：「他們沒有現代人這麼靈活多變、識時務者為俊傑，以前的人，年輕的時候決定以什麼信念去生活，真的會堅持一輩子。」
抗戰期間，軍隊中的武僧。
「在民國，武人是一個職業。現在中國武術之所以衰落，就是大家都成了武術的業餘愛好者，通過習武養活不了自己，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個職業。」
有人把《一代宗師》當愛情片看，有人把「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當成小清新語錄。但徐皓峰不這麼認為：「它說的是人的生命感，是民國武人對自己一生的愛好，對這個職業，對這個理想的一個追求。」
當武俠迷的記憶還停留在金庸、古龍和梁羽生創造的文字世界裡和徐克李安呈現的視覺語言中時，當非正統血液的網絡武俠小說以各種YY博取眼球時，徐皓峰的「新派武林」是另外一種世界觀：真正的武林，並不總是飛簷走壁水上漂，並不總是行俠仗義走天涯，沒有決戰巔峰，沒有武林盟主。他筆下的那些人，更像是職人。
「在民國，武人是一個職業。現在中國武術之所以衰落，就是大家都成了武術的業餘愛好者，通過習武你養活不了自己，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個職業。」這種職業精神，是徐皓峰最想通過文字和影像傳達給當代年輕人的。「文明，只有落實於人身，這才是文明。我寫武林人物，也是想表現這種東西，他們是文明落實在身體上的一群人。」
「習武之人，有習武之人的生活方式。三分練、七分養，這是武術的特點。」在民國，不乏有武者給人當保鏢的案例，但「一般練武的人不太敢，或者一年就幹兩回，因為他不能讓自己時刻處在精神高度緊張的狀態，如果當職業保鏢，一年四季都這麼緊張，是對生命的妨礙」。他們篤信「武者不祥」，並不是說練武就不吉祥，而是：暴力不是一件好事，儘量不要使用。這種心態在《逝去的武林》中從形意拳大師唐維祿口中說了出來：「你兇，我悚，你悚，我比你還悚——這才是我的徒弟。」
電影《一代宗師》劇照。
民國武人也比武，性質有點像舉行婚禮。「說的是它那種隆重性——婚禮一般不都是這樣？先有人提親，然後下聘書、下聘禮，到了結婚那一天要有人迎送，婚禮上要有公證人。真正的比武隆重性跟那個性質是一樣的，很麻煩。」場面絕對不像我們在武俠電影中看到的那樣：「它沒有什麼表演性，這是涉及到生死的事情。這麼說來，它又像舉辦葬禮。中國傳統的婚禮，本身就是婚禮如葬禮，直到明清開始庸俗化，吹吹打打。」顯然這種氛圍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比武都不能叫比武，就說『咱倆試試』。因為沒有禮節，根本就不配稱武。」
按照禮節的方式去跟官府對抗，是中國武人自古以來的民間體系。在《一代宗師》中，形意拳宗師馬三是個反派人物，在日偽政府中做漢奸，手裡握有警察機構，卻也得依「禮」做事，他最終放棄了自己的官府實力，按照武林規矩卻跟宮二比武。「民間武人實行的那一套制度，恰恰是當時在社會上已經消亡的那一套儒家門徒學派的制度。比如在拜師禮上，摺子要打18折，拜師禮上要有引薦師，給你做人格擔保的，然後有訓導師，專門訓導你門規的。這種儀式跟行業是很相像的，你要拜入一個行業，你去學藝，學做鞋，學修表，拜師傅學徒，都是一樣的。」
按照古代的規矩，練武之人如果有了官府的身份，就不能再入武林了。民國武士會的最大的特點，是鄉間武師紛紛進入都市，成為都市中的社會名流。這種情況在當時並沒有遭到爭議，因為他們還維持著從前的規矩：「武林的規矩不講官職，只講輩分。即便是當上軍官，見了街頭一個賣豆腐腦的師叔，還得跪下磕頭。」徐皓峰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當時，孫儒堂受北洋政府禮聘，做了政府的顧問，某天從河南鄉下來了一個姓錢的前輩，孫儒堂當街就給師叔跪下了。這件事在當時留下了一個典故：形意門規矩大。實不單是形意拳，其他門派也是這樣的。
民國武人的另一個職業技能卻是在醫學上，「傳徒先傳藥」，武家的藥方也是師承的見證。「武人在比武練功的時候，很容易受傷，所以民國時候的武館，都是常年熬著藥，受了傷之後就補一點。武人不見得系統地懂醫學，但是因為他數代積累下大量的偏方，給一般人治病的醫學能力是沒有問題的。」在《一代宗師》中，後來宮二移居香港開醫館為生，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民國的一些武術書，往往在講完拳術之後，都公布一些藥方，武人的秘方出來之後，對市民階層有很大影響。」
「民國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時代，因為它內憂外患，中國人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精髓，也是從民國時候開始的。但我喜歡民國，是因為它社會階層的多樣性，特別像是在生態園裡，既有灌木林，又有參天大樹，有各種草，還有藤類植物，這是中國傳統的複合型多生態生活結構。」
本文刊發於《新周刊》第390期（2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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