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接收臺灣後，島內開始出現「臺獨」活動。但在高壓「威權」統治下，「臺獨」分子不得不向海外謀求「新出路」。先以香港為中轉站，成立島外「臺獨」組織；再以日本為大本營，發展海外「臺獨」力量；後以美國為主戰場，通過「暴力抗爭」、「遊說美國國會」、「爭取國際支持」等方式，將海外「臺獨」運動推向高潮。隨著島內政治環境的變化，海外「臺獨」終於在90年代回流島內。但在民進黨公職掛帥、議會優先的強大磁吸效應下，海歸「臺獨」或為謀前程而依附民進黨，強化了民進黨的「臺獨」基因，或為固守「急獨」立場而被邊緣化，再難掀起大波瀾。輾轉海外四十多年的「臺獨」運動，終歸消融於島內政治生態劇變的大潮中。
一、「寇攘雖息尚遊魂」：「臺獨」的先聲與「託管」迷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為首的侵臺「主戰派」軍官不甘心失敗，勾結徐坤泉、林熊徵、許丙等臺灣親日士紳，在臺北草山（陽明山）召開會議，密謀以殘存的40萬日軍為後盾，在中國政府接受臺灣之前成立「臺灣自治委員會」，宣布「臺灣獨立」。進而把臺灣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作為「大日本帝國」的復興基地。但此陰謀被時任日軍駐臺司令安藤利吉制止而流產，成為一場短命的「臺獨」鬧劇。究其原因：一方面投降的「大日本帝國」已自身難保，策劃「臺獨」無異於引火燒身；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接受臺灣在即，島內絕大多數人民對復歸祖國懷抱翹首以盼，密謀「臺獨」必成眾矢之的。
日本投降後，美國勢力染指臺灣事務。以柯喬治（George Kerr）、卡度（Latto）、摩根（Morgan）等為代表的美國野心家公開否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甚至在島內物色「福爾摩薩未來領導人」，鼓動廖文毅等「皇民化」分子從事「臺灣託管運動」。廖出身地主家庭，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上等臺人」，曾獲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自然得到美國政客的「青睞」。臺灣光復後，廖有意投身仕途，但因不滿國民黨當局開出的官職而憤然不就；1946年先後參選「國民參政員」和「國民大會代表」均遭落敗，徹底打消了其通過國民黨官僚階梯向上爬的念頭，開始從事「臺獨」活動以滿足個人的政治野心。1946年9月，政壇失意的廖文毅與其兄廖文奎共同創辦《先鋒》雜誌，撰文批評時政，力倡政治革新、臺人參政，被國民黨視為「問題人物」而逃往上海。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當局懷疑廖參與其中，將其作為叛亂通緝的對象之一。1947年6月，廖文毅勾結廖文奎、林本土、陳炳煌、王麗明等人在上海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公然呼籲美國支持臺灣成立「獨立國」。1947年7-8月，廖向準備到臺灣考察的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了一份「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提出「臺灣由聯合國託管，爭取公民投票自決」等「臺獨」主張。魏德邁率團考察臺灣後，報告稱「臺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託管是會接受的」，其主要依據便是廖文毅等人的「意見書」。
「臺灣託管論」的拋出，不但遭致海內外各地愛國人士的一致譴責，還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覺，廖文毅等「臺獨」分子在上海已無立足之地，不得不於9月逃往香港。到港後，廖四處拋頭露面，與美國接觸頻繁，於「二·二八事件」周年之際，擴大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並自任黨主席，黃紀男擔任秘書長。此後，該聯盟確立以爭取「臺灣獨立」為主要宗旨，被視為島外第一個正式的「臺獨」組織。1948年9月，廖、黃等人以「臺灣再解放聯盟」名義向聯合國提交請願書，重複應暫由聯合國「託管臺灣」的論調，再由「全體臺灣公民投票決定臺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然而，廖文毅等人在香港的「臺獨」分離活動很快夭折。一方面，「臺獨」在港受到共產黨、國民黨和「臺灣民主同盟」等進步組織的堅決反擊，且絕大多數港人鄙視「臺獨」分子，使「臺獨」在香港沒有生存土壤。另一方面，美國雖不斷介入臺灣事務、製造臺灣分裂，甚至有美國籍人士與廖、黃之流暗通曲款，但其真正希望扶植的是孫立人、吳國楨等有實力的國民黨「開明派」政治人物，而不會對四處流竄的「臺獨」分子以實質性的幫助。廖文毅等人不得不離開香港逃往日本，追求新的「臺獨夢」。
二、「直把他鄉作故鄉」：「臺獨」在日本的流浪之旅
20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日本成為「臺獨」活動的大本營。一是因為「臺獨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多為「上等臺人」，受「皇民化教育」影響頗深，對日本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在國民黨的通緝追捕下，他們自然將日本作為潛逃的目的地。二是因日本長期殖民統治，臺、日之間的社會交往頻繁，50年代初期在日本生活的臺灣人約有五萬人，這為「臺獨」分子在日傳播分裂思想、籌建發展組織、獲取資金支持提供了極大便利。三是日本反華勢力仍對臺灣心存「眷戀」，許多政界大人物暗中支持「臺獨」，前首相蘆田均和議員尾崎行雄曾主張「通過臺灣人民投票決定臺灣主權歸屬」，政客藤澤親雄更對記者公開承認他與「臺獨」地下組織有聯繫。在他們的包庇、慫恿和支持下，「臺獨」赴日活動遂用猖獗。
（一）日本「臺獨」組織及其活動
20世紀50年代後，「臺獨」分子在日本成立了多個組織，他們之間的分化組合也成為常態。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三支力量：
一是廖文毅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抵日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暗中支持下，鼓吹「臺獨」更加肆無忌憚。1950年2月，廖聯合吳振南等少數「臺獨」分子在東京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揭開了「臺獨」在日本活動組織化的帷幕。韓戰爆發後，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拋出所謂的「臺灣地位未定論」，給廖等在日活動的「臺獨」分子以極大鼓舞；1952年「臺日和約」的籤訂，更為「臺獨」分子以留學、經商之名赴日活動、籌建組織提供了便利。1955年9月，廖文毅等人以「臺灣獨立時機即將成熟為由，糾集「臺灣民主獨立黨」、「自由獨立黨」、「臺灣公會」等「臺獨」團體，拼湊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廖被選為「議會主席」。翌年2月，廖等人又自導自演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任「總統」、吳振南任「副總統」，骨幹成員還包括郭泰成、林臺元、林耀南、黃介一等人。「臨時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紀年，「國旗」為太陽旗附一輪新月，媚日姿態一覽無遺。其主要活動有紀念「二·二八事件」、舉辦演講、向聯合國「請願」、創辦刊物（如廖文毅創辦《臺灣民報》宣傳「臺獨」理論）等。廖、吳一夥的「臺獨」活動看似聲勢浩大，實則為引人注目而採取的自我膨脹之舉，而「臨時政府」開張不到半年便陷入內訌爭權、四分五裂的亂局之中。1965年5月，廖文毅在國民黨局的威逼利誘下，宣布放棄「臺獨」立場，決定返回臺灣接受「招安」，伴隨廖的「臨時政府也名存實亡。
二是王育德的「臺灣青年社」。王出身臺南望族，曾就讀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44年因戰亂疏散返臺，1949年經香港偷渡日本，一邊繼續完成學業一邊從事「臺獨」活動，是「臺獨」中的「精日派」。在日期間，王育德曾加入廖文毅領導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後因對廖心存不滿及「臺獨」主張不同而另立山頭，於1960年2月成立「臺灣青年社」，該社採用委員制，王育德為首任委員長，黃昭堂、許世楷、金美玲、羅福全、黃文雄等為重要成員。王育德等人還創辦日文版刊物《臺灣青年》，鼓吹所謂的「臺灣人自由和幸福的精神」，企圖通過以此「啟蒙」學生，並且訴諸國際輿論。1963年「灣青年社」改名「臺灣青年會」，黃昭堂接替王育德出任委員長，後陸續勾結吳振南所率的「臺灣民主獨立黨」（因與廖不合而脫離「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張春興的「臺灣自由獨立黨、林星火的「臺灣革命同志社」等勢力，與廖文毅一派分庭抗禮。1965年一直暗中資助「臺灣青年會」的辜寬敏由幕後走向臺前，出任委員長並將該會改名為「臺灣青年獨立聯盟」，曾在東京銀座示威，要求聯合國支持「臺灣自決」，一度引起轟動。1970年，「臺灣青年獨立聯盟」併入「臺獨聯盟」，成為其在日本的分支機構；與此同時，該團體也因辜寬敏、邱永漢等人棄「獨」返臺而失去金援，只能由王育德、黃昭堂等人苦撐局面。
三是史明的「獨立臺灣會」。史明原名施朝暉，出身士紳知識家庭，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青年時期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並赴大陸參加抗日，但終因對中國革命的偏見而萌生「臺獨」邪念。1952年史明偷渡日本，在日本反華勢力支持下從事「臺獨」活動，因其理論著述頗豐，被「臺獨」分子捧為「臺獨理論大師」。1965年史明任「臺灣公會」會長，1967年4月，史明糾集「臺灣獨立戰線」的何文燦、「臺灣民主獨立黨」的郭泰成、「臺灣自由獨立黨」的廖明耀、「臺灣共和黨」的林臺元等，成立「臺灣獨立聯合會」並創刊《「獨立臺灣」》。但最終未得到「臺灣青年獨立聯盟」及「臺灣獨立總同盟」的加入，不能體現「在日臺灣獨立運動大團結」的初衷，於兩個月後宣告解散。1968年史明又勾結一些在日「臺獨」人士成立「獨立臺灣會」，提出「主戰場在島內」的口號派遣人員返臺工作。1967年的「顏尹漠案」、1974年的「鄭評案」、1983年的「盧修一案」等島內暴力「臺獨」事件，均系「獨立臺灣會」所策劃。
然而到60年代末期，在日本活動的「臺獨」勢力已江河日下，逐漸失去了海外「臺獨」運動的「中堅」地位。一方面，國民黨當局的威逼利誘、滲透策反成效顯著，尤其是「臺獨領袖廖文毅返臺接受「招安」，致使在日「臺獨」組織士氣大挫。數年間許多「臺獨」骨幹步其後塵，鄭萬福、吳振南、廖文耀、簡文介、施清香等均解散組織、返臺投誠，辜寬敏、廖春榮、邱永漢等也陸續跟進。另一方面，「居留權」問題成為在日「臺獨」分子面臨的不確定因素，隨時可能被遣返回臺受牢獄之災，使得有意向參加「獨立」運動及政治意識較高之臺灣青年，視赴日留學為畏途。在日「臺獨」組織難以補充新鮮血液，面臨盛極而衰、艱難度日的命運。
（二）在日「臺獨」運動的特點
「臺獨」在日本活躍了將近二十年時間，展現出明顯的時代性特徵，主要表現為：
一是濃厚的「皇民化」色彩。以廖文毅為代表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以及以王育德、辜寬敏為代表的「臺灣青年獨立聯盟」等在日活動的「臺獨」組織，對日本有種天然的依附情節，是旗幟鮮明的「皇民化臺獨派」。其成員多為日本殖民時期的「御用紳士」及「皇民世家」子弟，他們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念念不忘，甚至極盡美化之能事。王育德在《苦悶的臺灣》一書中為日本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稱「日本在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內孜孜經營，把臺灣建設成幾乎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殖民地。」媚日仇華的奴才心態一覽無遺。在日本活動的「臺獨」分子還常常與日本反華勢力沆瀣一氣，辜寬敏「整天跟日本權貴來往，乞憐於個帝國之間，一派皇民貴族作風」，甚至有許多「臺獨」骨幹是用真名或者化名的日本人，如經常在《臺灣青年》發文的宋重陽是日本人宗像隆幸、鄭飛龍是日本人池田民。但這些「皇民化」「臺獨」分子並未得到日本人的真心支持，而是為日本反華勢力否認歷史罪行、美化殖民侵略做了嫁衣。
二是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由於資源分配的不均、人事地位的傾軋、理念訴求的差異等，在日活動的「臺獨」分子之間充斥著勾心鬥角和權力矛盾。廖文毅自導自演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開張不到半年，即發生嚴重內訌。郭泰成向《東京周刊》記者透露，「一切爭執的中心是濫用他們的同情者所捐獻的基金」；史明回憶稱，廖文毅太愛花錢，以致於必須賣官求生，「想當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議長，就要捐款一百萬元，想當財政部長，就要捐五十萬元等等」，許多人對他很不滿，紛紛出走。廖對國民黨當局態度曖昧，不排除「在蔣死後繼承臺灣」的漸進蠶食戰略，被吳振南為首的激進「臺獨」分子視為軟弱。吳也因此率「臺灣民主獨立黨」一部脫離廖陣營。1960年王育德成立「臺灣青年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廖文毅行事作風的不滿，其發行的《臺灣青年》批判廖的激烈程度遠大於國民黨。隨後幾年時間裡，廖、王兩股勢力各自拉攏一批人馬，為爭「臺獨正宗」而針鋒相對、互別苗頭。此外，辜寬敏任「臺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時，獨斷專權、用錢買票，黃昭堂、許世楷等骨幹被架空，金美玲、周英明等置身事外，使組織內部四分五裂。由此可見，權力鬥爭幾乎貫穿了在日「臺獨」組織的全過程，「臺獨」分子之間相互算計、矛盾頻發，不過是一群因利而聚、利盡則散的烏合之眾。
三是「臺獨」意識形態的建構。在日本活動的「臺獨」分子「客居他鄉」，很大程度上靠日本反華勢力的「奶水」補給艱難度日，他們多把創辦刊物、宣傳理念作為經營的重點，在 「臺獨」論述上投入了不少精力，建構了「臺灣民族」的論述體系。廖文毅從「血統論」論證所謂的「臺灣民族」，宣稱臺灣人「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條頓諸民族的血統」，是「混合民族」。王育德鼓吹「臺灣民族同化論」，認為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並不存在「民族」（Nation），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對臺灣的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加以改造」，才使「臺灣民族」大致成立；臺灣人受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很多，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日本人的要素。」史明鼓吹「臺灣民族超越論」，強調「經過了三百餘年殖民地性質的社會發展與反殖民地鬥爭的結果，到了日據時代，臺灣社會與臺灣人大體上已經超越（克服、揚棄）了這些跟中國相同的血緣、文化關係」，並在「與中國不同範疇的社會基礎上，發展為一個單獨、唯一的臺灣民族。」這些「臺獨」謬論具有很強的煽動力，成為島內外「臺獨」活動的「精神支柱」，後經過不斷修補，支撐了「臺獨」分裂主義幾十年的發展。
【摘自《臺灣周刊》第12期】
責任編輯：左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