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說：「日記和尺牘是文學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這「趣味」除了放鬆、率真，不做作，大約也有內心的坦露，面目的顯露吧。因為對周作人頗有興趣，聽說《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這本書，便興奮起來。從舊書網淘到這本書，三十五元的原價，要價四十元，漲的不多，對全都折價的新書來說卻是高價了。
書寄到，迫不及待地拆開包封。小16K本，右下角和右側邊緣居中處有點擠壓的捲，讓我的心裡也有點不平整。不過讀了幾頁，立刻覺得一切全可不計較了。
書中收集了一九六○年三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六年多時間內二人的通信，其中周作人的四百零二札，鮑耀明的應該也在此數目。信以時間為序，中間還穿插以周作人的日記摘錄做書信的註解。
據說，此書出版後，遭周氏後裔強烈反對，出版社和書店無奈，只好撤架。反對的說辭不得而知，但看過書也可理解一二。一是坦露了太多的隱私，日記中周作人對妻子頗多抱怨。他的日本妻子年輕時便易怒易躁，也有說是「歇斯底裡症」的，晚年愈甚。周作人日記中頗多的不快，甚至有些氣急敗壞，常緣於她。「雖是病態，然破壞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惡魔』也。」「晚又易作，真不知好歹，只好默然耳。」曾被許多人佩服的「清閒灑脫，全無半點火氣」的文字，已火焰躥起多高。
另外記載了周作人不再矜持地不停請鮑耀明為其從香港和日本代購郵寄各種食物，以至自嘲：「真可謂得隴思蜀，唯口腹是務，幸勿見笑也。」日記中還記載多次出售收藏的字畫、古董，甚至自己的日記換錢。這可能都會讓後人尷尬。周作人對他與魯迅失和及一些家庭問題上的言辭也令人無法恭維，實在有違他的「不辯」之說。對當時一些當紅的人物也頗有譏諷，這些言辭大約都令後人難堪並容易招惹不必要的非議，從而不希望此書流布民間。
鮑耀明與周作人通信時，是愛他的文字，對其人實在了解不多，信中時有詢問涉及周作人個人生活經歷的問題。大約是愛屋及烏，他對當時對周作人不利的文字多是牴觸的，加之與一個人關係過於密切，情感因素佔了主導，對其即使心中有辨別，也張不開嘴。對周作人的是非功罪，他雖說「無須再在此喋喋」，但筆墨的輕重還是傾斜於後居美國的梁容若教授的周作人是「入地獄救人」之說。
因為讀過《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又見有文章提到曹聚仁晚年編過一本《周曹通信集》，自然興趣愈濃。書是一九七三年在香港出版的，更是只有從舊書網上搜了。果然有，只是價在六百元，看圖片不過是16K不厚的兩本。我對藏書沒興趣，買書只為讀，金屋藏嬌般等?升值的事從未想。但猶豫之後，還是買了下來，因為前一本通信集，實在讓我受益匪淺。
書寄到，仍是迫不及待地拆開，銅板紙，影印，努力維持了原信的原貌。原價每冊港幣一百元，不知當年在香港貴否，以此價當年在內地實在不菲，人民幣百元當時可是高薪了，何況當年港幣高於人民幣。
一讀，熱情極降。說是周曹通信，實則書中只有周作人寫給曹聚仁和鮑耀明的信，曹聚仁給周作人的信不見半個字。少了曹聚仁的信，書的價值減了大半，對理解周作人和了解曹聚仁都大受影響。便覺得名實不符了。
曹聚仁大約是一位謹慎、不願多事的老先生。當年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發表時，曹聚仁曾給魯迅去信說：「信（作者註：徐懋庸給魯迅的信）中說胡風性詐黃源行諂那幾句，該打百下手心。人間何處不相逢？這樣破了臉，真會終身切齒成仇呢！原信一刊出來，似乎兩面都不能收場；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來，倒是給另外一些人拍手的。」
也許曹聚仁真的希望各方和平相處，他卻似乎不明白這已涉及到原則問題。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向社會廣泛搜集魯迅的書信以求編輯出版。曹聚仁在附給許廣平的信中道：「其中有的是犯忌諱的，弟意為不用為妥。」這忌諱除了政治上的觀點，也包括對個人的臧否。連鮑耀明也曾在給周作人的私信中寫道：「曹先生立場似左右不討好，發表文字，常受人批評，殊值得同情也。」
曹聚仁與魯迅雖為朋友，觀點立場上還是頗多分歧的。曹聚仁從《周曹通信集》中抽出自己的信，大約對公開這些書信頗有顧慮。
書印得很精緻，並努力保持?書信的原貌。信紙上的紅格、鈐印，榮寶齋的木刻畫信箋都被原貌呈現，讓讀者品味到周作人的雅趣。印章有「知堂問訐、周作人八十一所書、壽則多辱、啞人作通事」等。周作人很喜歡後兩種，信中用過的「壽則多辱」有不同的二枚，「啞人作通事」有陰、陽文的三枚。
書中有一處硬傷，是將周作人出生去世的年份全寫錯了，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寫作了一八八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一八八一年出生的是魯迅。書出版時，曹聚仁已去世一年多。老先生去世前為疾病折磨，校對之事自然無力為之，否則應該不會出此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