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倫80歲了。但他似乎一直是這個年紀——銀幕內外的他似乎一直80歲。學生時代的他就表現出了對死亡的擔心，整個青年時期，他嚮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我們應該看看他的照片，回憶一下他年輕的時候。那時他頭髮濃密、不蒼老，皮膚上的斑點也少。現如今他真的80歲了，好像重新找回了自己或者說又改變了人生方向。在最近幾部電影中可以感知他的青春親和力（《午夜巴塞隆納》《愛在羅馬》），特別是電影中的演員都是年輕一輩。同樣也可以在電影中觀察到年輕人對魔法上的關注，在艾倫的電影中總是有一條線貫穿，《庫馬思傳記》中大龐先生發給庫馬思教授的小說；《賽末點》中死人說話；《獨家新聞》中情節交織以及《魔力月光》中同活人傳遞信息。所有的藝術家在足夠的時間裡都會取得成就。
「這就是我對生活的基本看法：充滿了孤獨、不幸和痛苦，以及不快樂，這些又都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
馬上進入奔九的十年，伍迪•艾倫工作的節奏還是像只年輕的小蜜蜂。「電影對他就好像是蜂蜜」，艾倫多年的合作夥伴馬歇爾•布瑞克曼這樣肯定他。2015年不僅有消息說傑西•艾森伯格、克裡斯汀•斯圖爾特、布魯斯•威利斯和布萊克•萊弗利（導演還可以實驗數碼方式拍攝電影，艾倫在坎城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這不止是未來的浪潮，這是現在的風潮」）會出演新電影，而且還有新動作，為亞馬遜高級會員服務特別寫了一部每集30分鐘的電視劇，會在2016年的流式媒體播出。我們的導演不用電腦，也不懂何謂流式媒體。「我對亞馬遜一無所知。我從來沒有看過系列片，更別談有線電視了。我從沒看過《黑道家族》也沒看過《廣告狂人》。我每晚都有活動，回家後看看排球和籃球比賽的結尾，然後查理•羅斯和我就睡覺了。亞馬遜給我打了多次電話，他們請求我接受他們的提議。我回答他們說我不知道怎麼做，我都不看電視。我對這個缺乏最基本的認識。大概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他們不斷加價，最終他們答應我按照我說的辦，就製作六個半小時的節目。所有人都給我加壓，來吧，做吧，你能損失什麼？於是我就答應了，就按照拍電影做唄。這將是一部分成六個部分的電影。但是結果卻跟想像的不一樣。對我來說這過程很難很難。這一點都不好玩。我掙了人家給的錢，我希望他們不要這樣想：『天哪，我們給了他這麼多錢，這麼大自由，這是個什麼玩意？』」
寫作是艾倫的第一個情人，他現在仍舊很忠誠於它。作為電影導演，他的實驗可能落後了。作為喜劇藝術家，他可以為年輕一輩讓步了。但是他在《午夜巴黎》中對海明威的惡搞同他多年前為《紐約客》供稿一樣展示了完美的諷刺功力。《藍色茉莉》的結構與《漢娜姐妹》和《開羅紫玫瑰》保持一致。如果你一整個周末都用來看伍迪•艾倫的電影，你都不能眨眼，更不能上街（如同伍迪•艾倫自己在《呆頭鵝》中一樣），但是其中的停頓、節奏和想像的一貫性一直都很奇妙，這只不知勞累的小蜜蜂年復一年地創作劇本。他的想像力，也是媒體眼中的奇蹟之一了。
清秀、乖巧的少年段子手
1952年是伍迪•艾倫在米德伍德中學的最後一年，每天這個小個子男孩會在下午一點離開學校，步行到弗拉特布希的地鐵站搭乘地鐵，前往第五大道。這段旅途中他常常樂此不疲地在車廂裡用鉛筆寫笑話，當列車抵達曼哈頓時，他至少能寫25個笑話。下車後，穿過幾個街區，再路過一家名叫科帕卡瓦納的俱樂部，就到達了當時知名經紀人大衛•亞伯在麥迪遜大道654號的工作室。這個地方，破舊不堪，連牆壁上的油漆都已經剝落了。之後整整三小時裡，艾倫就坐在其中一間辦公室裡創作，直到寫完50個笑話為止。這樣他每周可以擁有20美金的收入。
「這份差事簡直太容易了！」當時年僅16歲的伍迪•艾倫這樣想到。
正如有些人是天生的棒球手或者繪畫家，伍迪•艾倫在創作幽默笑話的領域似乎很有天分。「作為一個笑話作家，想要停止創作真的很難。」1976年，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檔節目上，他是這樣解釋的。在當時影像資料裡，我們可以看到年輕的伍迪對著鏡頭侃侃而談，帶著那個年紀特有的優雅與漫不經心。「每當我看到有人在作畫，哪怕只是畫一匹馬，也會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我永遠也不會明白，他是怎樣只用一支鉛筆就在紙上栩栩如生地畫出一匹馬，這太不可思議了！我完全不懂繪畫，但是我會講笑話，幽默就是我的一部分。」
而學校對於年輕的伍迪來說算是一個傷心地，僵硬的制度、枯燥的課程以及令人厭惡的老師們都讓他覺得自己的學生時代一片水深火熱。他曾經向他的傳記作家表達過對這段生活的極度痛恨，「我恨透了這間學校，對於老師們更是避如蛇蠍！」學校裡，唯一值得留戀的只有他的同伴們，他們喜歡他的幽默，因為這總是會為團體在極富想像力的主題討論中帶來無法遏制的歡笑。曾多次向母親訴苦，最終讓向來威嚴果決的母親接受了他在笑話創作上的天分。當他透露出自己抱有想成為一名笑話作家的志向時，康寧斯伯格太太二話不說給他買了一臺奧林匹亞牌的打字機用以支持他的夢想，那臺打字機在那時看起來洋氣極了，就像一臺微型坦克，當然也價值不菲，足足花了40美元。就這樣，在母親和一個表哥的鼓勵下，艾倫開始向當時紐約幾家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報紙專欄作家投稿（例如《每日鏡報》的沃特•溫切爾；《紐約郵報》的厄爾•威爾遜）。令他感到驚喜的是，某天早上當他打開《鏡報》時，發現專欄作家尼克•肯尼竟然採用了一篇他的作品，「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一個人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他有一個打火機和一個老婆----兩個都很好用。」隨後不久，一個更有名的作者厄爾•威爾遜也採用了他的笑話，「伍迪•艾倫告訴我們：偽君子就是那個寫了一本關於無神論的書，卻又躲到角落裡向上帝祈禱書能大賣的人。」威爾遜是當時《郵報》炙手可熱的作家，艾倫的名字出現在了威爾遜的專欄裡無疑提升了他的知名度，幫他踏進了這個曾經他不敢奢想的世界。
1953年某個春夜，佩姬•李在曼哈頓玫瑰人生咖啡廳有一場演出，她的經紀人遇到了威爾遜的一名助理，便向他諮詢是否可以推薦一個寫笑話的好手給他。助理告訴他最近有個來自布魯克林的學生，經常會有一些不錯的作品見報。雖然當時很多讀者都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亞伯手下那些三四十歲的編輯們也都非常好奇，但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幽默界的天才，而他僅僅只有16歲。
「他在這裡廣受歡迎」，麥克•穆裡克提起他總是讚不絕口：「他的作品真的是太棒了！而且他長相清秀，人也乖巧，儘管已經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笑話高手了，但仍然為人謙遜，也不聒噪，總是安靜地坐在角落裡，然後寫一些驚人的原創段子出來。」
成長於「瘋人院」
每天從亞伯那裡下班後，艾倫都要搭半個小時地鐵返回布魯克林，在十六街那站下車，然後走一段路回家。那間坐落在十五街一棟六層公寓裡的住處，擁擠得塞下了兩個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小妹妹，還有他的祖父母。不久後他的叔叔嬸嬸們也搬了進來，艾倫每天只能睡在一張窄小的行軍床上。公寓裡每天亂成一鍋粥，狹窄的空間裡混雜著各樣的噪音，交織著英語、德語和意第緒語的吵鬧，好動的小孩子們在屋裡能下腳的地方跑來跑去。「那段時間，我像住在一個瘋人院裡」艾倫回憶起當時情況總會這樣描述。但這些日常生活情景也都為艾倫日後的喜劇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
伍迪•艾倫的很多喜劇作品都是關於家庭紛爭的，這些作品的原型大多是來自於康寧斯伯格家族不和諧的婚姻。多年後艾倫這樣形容他父母的婚姻：「他們兩個人就差沒有拿出槍來互相掃射了……可以說，他們婚姻的前三十年，或者說前二十幾年，幾乎每一天都處於離婚的邊緣。」他們什麼問題都能吵得起來，但是財務問題還是主因。娜緹善於勤儉持家，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浪費；而馬丁天性揮霍，喜歡經常變換工作，幹過珠寶寄賣、計程車司機、調酒師，也在專門接待觀光客的餐廳裡做過服務員，還曾幫助本地流氓開設的賭場騙些錢，掙錢不少卻總是花得很快，他賺了錢後喜歡給自己添置新行頭或者給兒子買一堆新玩具，這些行為總是會惹火妹妹。每當這時候，伍迪就會在一旁安靜地圍觀著一場場家庭內戰。後來，他的一些知名喜劇作品裡，從他自導自演的《傻瓜入獄記》到約翰•特託羅執導的《色衰應召男》，常常會出現一系列騙子和小混混的形象。
「我的家庭裡長期充滿了暴虐之氣，特別是我的父親，以他的脾氣，只要他願意，可以隨時挑起事端，與別人動手。光是開車出去兜風，他都一定會和別的司機幹一架。他就是那種難以相處的男人，甚至可以為了一塊錢和別人大打出手。你看著他會很難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情形會和諧到哪去。」伍迪•艾倫笑著解釋道，「可惜他那種對任何事情都抱有街頭老練、懷疑的強硬態度基本上全被我學到了。」
而他的母親也是一個極端嚴格、性格強硬的人，在家裡一直有著不可撼動的威懾力。有一次，艾倫在外面找到了幾枚假幣想要帶回家裡從他年老眼花的祖父那裡騙點錢，誰知不幸被他的母親發現了。康寧斯伯格太太狠狠地教訓了他一頓。「艾倫總是挨他母親的耳光，」他的少年時期的玩伴傑克•費德回憶道，「艾倫雖然具有一種驚人的能力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他的母親卻恰恰相反。她很容易生氣，每當艾倫犯錯，他媽媽就會怒吼，然後以打耳光的形式來教育他。」
由此可知，我們完全不需要求助於任何精神分析專家來探究艾倫的作品中之所以會出現那麼多類似女妖、潑婦、神經質的女性形象的深層原因，因為這顯而易見源於其成長經歷中父母帶給其的負面影響。「我幾乎每天都要挨耳光。」在1997年芭芭拉•卡頗執導的紀錄片《狂人藍調》的主創訪談中，艾倫曾這樣感慨過自己的青少年時期。有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就像是達蒙•魯尼恩筆下的主人公，生活諸多坎坷。
資深爵士樂愛好者
除此之外，艾倫反倒頗為懷念他那段滿腦子都想成為一個賭徒或者老千，利用魔術來發財的少年時光，為此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在房間裡學習掌中魔術把式，要不就蹲在門口的臺階上同一群氣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們想一大堆詭計來向他的同學們騙些錢。「永遠不要和他玩牌，他會不知不覺把你的錢騙光」曾經一位米德伍德中學校報的記者這樣警告過人們。周六一大早，艾倫和他的朋友們會去曼哈頓西五十二大街的艾文湯能魔術店去買各式魔術用品；有的時候也會去國王大道上的維克多唱片行買唱片，自從在他的朋友艾略特米爾斯家裡聽過傑利•洛•莫頓的音樂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這裡買了那張名叫紅辣椒的唱片，那是一張完美的七十八轉老唱片，因為它艾倫愛上了爵士樂。「我有一個花了十二塊半買來的留聲機，用它來聽爵士樂是一種享受，我每次都能聽上好幾個小時，現在它還是我很重要的寶貝。我們就像不知厭倦一樣，著迷於音符之間的轉折變化。」
當然這些都比不過電影帶給他的吸引力，整個銀幕世界幾乎涵蓋了所有令他痴迷的事物:繁華的曼哈頓、魔術、音樂、女人、天馬行空式的幻想、謊言陰謀與犯罪。艾倫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曾帶他去看《白雪公主》，這是他看的第一部電影。當戲院的燈光暗下來，銀幕上有光影開始移動，激動的艾倫幾度離開座位想要去摸一摸屏幕，娜提不得不把他拉回來按在椅子上。六歲那年父親帶著年幼的艾倫第一次去紐約，「你無法想像當我從車站裡走出來，站在時代廣場上是怎樣一種震撼，觸目所及到處都是閃爍著霓虹燈的影院，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不知道還有多少。原本我住的布魯克林區裡幾乎每個地鐵站附近就有一個影院對於我來說已經是數目驚人了，但是在百老匯，這裡簡直是天堂。到處都是時下最流行的品牌標誌；士兵們穿著神氣的制服來回踱步；那裡的女人們面容姣好，神情高傲，仿佛每個人都是電影裡的女明星。整個城市好似弗雷德•阿斯泰爾主演電影裡那個不可思議的精彩世界，全然迷惑了我的心智。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我能住在曼哈頓，或者將來可以在曼哈頓工作就好了，雖然在那時看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電影《曼哈頓》裡，艾薩克•戴維斯列出的那份著名的清單「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物」包括了「葛丘•馬克斯，威利•梅斯、《朱庇特交響曲》、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滾動藍調》、瑞典電影、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還有馬龍•白蘭度和弗蘭克•辛納屈……」其實這完全是伍迪個人的清單，螢屏上的艾克只不過是他的代言人，他本人一直沉溺於對老式文化的緬懷之中，因為這其中有他少時回憶的投射。在他剛出生的那些年，馬克斯兄弟還是風靡全國的演員，《滾動藍調》是當年發行的優秀唱片。而威利•梅斯效力於紐約巨人隊而聲名顯赫，馬龍•白蘭度憑藉在《欲望號街車》中的表演而獲得奧斯卡提名時，艾倫剛滿十五歲。在此後的一系列自傳式電影中，包括《丹尼玫瑰》，都有非常多對童年及當時文化的映射，但他又在其中企圖極力擺脫童年給他帶來的影響。「因為即使存在那些我熱愛的東西，我的童年仍算不上美好」，關於這其中的矛盾之處，他在1997年約翰拉爾的訪談中曾解釋過：「我一生都渴望尋找一個情緒的出口，擺脫曾經的生活，生活在別處。我渴望生活在一個只有英格瑪•伯格曼、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或者是紐約尼克斯隊的世界裡。」
他站在舞臺上，就像片樹葉
五十年代，在美國所有的大城市裡，主打爵士風的咖啡館或酒吧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特別是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當地的一些小咖啡屋裡，比如「費加羅」和「雷奇歐」，經常會有類似歌手彼得•西格、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和艾倫•金斯堡等名流在此聚集活動，一些年輕的美國青年們大多被他們吸引至此，希望可以藉此擺脫麥卡錫時代遺留下的動蕩與不安。在美國其他地方也有類似集會式活動，麥克•尼可拉斯和艾蓮•梅成為了芝加哥進步音樂家最初的精神領袖，梅爾•布魯克斯與卡爾•萊納在加州大範圍發放諷刺時代的小說與漫畫。在1954年這個敏感而又動蕩時期，艾倫在「藍天使」俱樂部第一次看到莫特•沙爾的表演，並對此深感著迷。沙爾從不穿演出服，只穿一件普通的褲子和汗衫，臂下夾著一份《紐約時報》，也不像其他表演者一樣說著低俗的笑話，反而喜歡討論「現代都市人如何將自己陷於其一手造成的環境困境中」等話題，這使他的表演散發著不一樣的魅力。
「他和我之前見過的演員完全不一樣，他的表現如此精彩卻又毫無表演痕跡，讓人忍不住心生嫉妒。他就相當於爵士界的查理•帕克，引領了一場革命。」沙爾的表演類似於爵士樂演出，不拘於形式，摒棄了花哨的招數，把誇張式的幽默轉化為更容易被觀眾接受陳述式幽默，通過表演方式的改革從而完全改變了喜劇的面貌。
當時，除了沙爾外，當時還有一個人對艾倫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就是美國廣播公司旗下的熱播情景劇「 Colgate Comedy Hour」的首席編劇丹尼•西蒙。丹尼所在的節目是好萊塢少數幾個願意栽培新人編劇的節目之一，在他的推薦下艾倫加入了美國廣播公司劇作家培養方案計劃。雖然這一計劃在艾倫加入後沒多久就被叫停了，但是丹尼卻成為了他的事業導師與終生摯友。「最初我所了解的關於喜劇的知識，都來自於丹尼。他教我如何打破規則創造屬於自己的新個性，如何迅速架構一段新的劇本，如何利用笑話來塑造人物性格等等，同時他也教導我開始逐漸重視每一個情節的順序與連貫性。此外，丹尼還推薦艾倫到塔米蒙特進行喜劇表演。塔米蒙特是賓夕法尼亞州有名的夏日度假勝地，在去百老匯之前，艾倫在這裡結識了很多優秀的青年藝術家，諸如丹尼•凱、梅爾•布魯克斯、卡爾•萊納、尼爾•西蒙等人。
艾倫在塔米蒙特的團隊很快就形成了一個默契的工作周期。根據工作計劃，每周一演員們拿到新的表演材料，排練到周三，周四在舞臺上進行預演，周六日晚上正式演出。丹尼•西蒙曾經告誡過他「你不能幹坐在那裡等待靈感降臨，你得勤動筆才能寫出來」，因此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辛勤創作。在塔米蒙特的劇場裡，艾倫策劃了很多優秀的短劇，比如說有一出監獄短劇講的是監獄裡舉辦一個頒獎禮來評選年度最佳罪犯；還有一處諷刺劇，在一場戰爭中有人偷偷爬到敵軍的背後玩起心理戰術，悄悄諷刺對方「你個子真小，你這麼矮怎麼會有人愛你。」這些短劇一經演出都受到了客人的熱烈反響。隨後他辭去了這份工作，前往電視臺為席德•凱撒的特別節目寫劇本。
1956年3月，艾倫和一個名叫海琳•羅森的女孩結婚了。婚後一年，海琳前往杭特學院攻讀哲學。那段時間艾倫也幾近瘋狂地渴望吸收知識，為此還專門找了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家教帶領他研讀經典，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讀到丹特、喬伊斯，他會在閱讀後進行深刻的思考，有意識培養自己學識與邏輯思維能力，隨後與老師展開討論。另外，每天下午四點，艾倫會從他家出發，經過四個路口，前往大都會博物館。他每天花半個小時研究一個藝術展，然後逐步參觀完了整個博物館。艾倫的這些舉動有一個很浪漫的原因，為了跟上海琳的思維。遺憾的是，在維持了七年之後，這段婚姻還是在1962年結束了。但這段期間他所獲得的知識足以讓他吸引更多這類格調較高且熱衷於文學與藝術的女人。「我對這類型的女人格外感興趣，但是從前的我對於她們來說可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因為我的文化和才智水平都不高，所以為了接近她們我必須花精力去了解她們的興趣所在，然而當時我除了棒球對其他一無所知。有時我約女孩子出去，她們會說『今晚我想去聽安德烈•塞戈維亞（著名古典吉他演奏家）』，如果我不知道那是誰，她們會相當詫異：『難道你沒讀過福克納的小說嗎？』我只能回答：『我只看漫畫。』」
「當我們第一眼看到這個靦腆的小夥子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一定會成為很棒的喜劇演員。」傑克•羅林斯感嘆道。1958年的一天，那時他和合作夥伴查理斯•喬飛第一次在辦公室裡見到艾倫，他給他們表演了自己的一些作品。「他讀得一本正經，但我們卻覺得十分有趣，笑得前仰後合。他對我們的笑聲感到不解，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在生人面前十分害羞且話少的人。」 羅林斯和喬飛是當時有名的經紀人，他們一致認為艾倫應該打破自己的性格缺陷親自上臺表演，而不是在幕後為他人作嫁，他們還發現了艾倫更深層次的潛力，將他視為奧森•威爾斯以來第一個集編、導、演能力於一身的人。「他絕對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段時間過後，艾倫就已經攀到了編劇行業的頂尖位置。在羅林斯和喬飛的再三勸說下，他辭去了「蓋瑞摩爾秀」的工作，開始專心準備親自上臺表演。1960年10月的一個晚上他得到了一個在「藍天使」登臺演出的機會。不同於其他場所，「藍天使」是一個香菸繚繞、天花板低垂的黑色演出廳，狹小的舞臺周圍圓形桌子後擠滿了觀眾和電視經紀人。第一次演出似乎並不是那麼完美，艾倫有些過於緊張，他戳在那裡一動不動，一隻手緊緊纏著麥克風的線，一首死死捏著桌角，整個人十分僵硬。「他處於了一個『將電線纏繞在脖子上越勒越緊的狀態』，必須自己奮力掙脫出來」提起最初的那段艱難時期，羅林斯是這樣描述的。伍迪稱那段時間為「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日子」，雖然有很多演出機會，但是每天他都會感到苦惱，在演出前非常焦躁不安，有時甚至會緊張得胃痙攣，「他像一直被關在籠子裡的小獅子，在後臺不停地來回踱步。」每次演出前羅林斯和喬飛都會到場，有的時候甚至不得不推他上臺。「好幾次在後臺，伍迪抖得就像片樹葉」簡•沃爾曼，「藍天使」的店長也常常到後臺鼓勵他。
演出結束後他們一般會去卡內基咖啡屋總結伍迪當天的表演，提出應該修改的臺詞或表演動作。每當這個時候，伍迪總是會可憐巴巴懇求他們不要再讓他登臺表演，「我一點也不適合當一個喜劇演員，我討厭當著那麼多人表演！」但羅林斯總是勸說他再堅持一段時間。就這樣到了凌晨三點，伍迪總算可以回家睡覺。成為現場脫口秀喜劇演員的前兩年裡，是他最沮喪的一段時期，他每周只演幾場而且觀眾非常少，他每次都要在臺上努力取悅觀眾，直到自己筋疲力盡。但即使這樣依然有很多人非常看好他，「他有喜劇天分，只是對表演藝術一竅不通，他擁有豐盛的食材，卻只是將它們一股腦的推在盤子裡，如果一個觀眾可以理智地思考，就一定會喜歡他的表演。他不會掌握舞臺的節奏，所以人們往往還沒來得及理解第一個笑點，他又急匆匆的奔向下一個了。觀眾聽不懂，他又不肯停下來耐心引導，難怪表演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整個過程大家都是焦灼不已，但在某一天伍迪卻突然頓悟了，「一直以來我的想法都是有偏差的，我以為幽默的點子是我的表演中最重要的，我始終把自己當成作家，一味將精力放在製造笑料上，但忘記了我同時也是一個演員，不能上臺只想應付了事，在臺上就應該用心表演，沉醉其中，否則是無法帶來精彩的演出的。」想通後，伍迪的表演漸漸變得受歡迎起來，他也有了一批擁護者跟隨他在各個演出場所串演。
1961年末，艾倫的演出現場已經是相當火爆，每個周末他到「苦之末」俱樂部表演時，都能看到有追隨者排長隊等待入場，巔峰時期曾經有四百多個觀眾同時觀看表演。1962年11月《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有關他的報導評論，作者亞瑟•吉爾伯稱他是「最近躥紅速度最快的新面孔，作品中投射著大量無意義的懷舊元素，雖然外表傻傻的卻總是會找準角度炮轟社會。他是卓別林似的小人物與佩瑞曼似的怪異感的結合體，通過莫特沙爾是的表達方式來梳理所有的話題。」《紐約日報》也發文稱讚艾倫是「目前最出色的現代喜劇演員，他的笑話中充滿現代智慧，值得被大家歸入更有深度的幽默藝術家。」
很快伍迪便成為了一個搶手的舞臺喜劇演員，走紅於全美各大城市的夜總會、俱樂部裡，同時他也從不曾拒絕過電視欄目的邀請，格裡芬秀、蘇利文秀、史蒂夫秀以及今夜等各檔喜劇特別節目中都曾出現過他的身影。在大紅的情況下，好萊塢也向艾倫伸出了橄欖枝。1964年的一個晚上，艾倫像往常一樣在「藍天使」演出，莎莉•麥克林和一位電影製片人查爾斯•K•費爾德曼一起前來觀看這位雖然年輕卻頗富盛名的喜劇演員的表演。演出結束的第二天一早，費爾德曼就派人向羅林斯和喬飛提出了以三萬五千美金的價格聘用伍迪改編一部喜劇作品的電影劇本，這部名叫《多妻》，後改為《風流紳士》的電影，是一部描述主人公風流韻事的現代輕浮喜劇。「這是一部典型的好萊塢式的代表喜劇」伍迪曾這麼評價，「但是我並不太喜歡它，很明顯這是一部製片人為了捧明星而拍的電影，這個想法讓我在工作時總感覺無比羞恥。但也不可否認，它畢竟帶我走向了電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