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吉他之旅
by Andrea Tacchi
翻譯：魏子嘯
Robert Bouchet
我也是在1980年第一次見到Robert Bouchet的。在簡短的通話之後，他同意在他坐落於奧德尼大街的小房子裡和我會面。他的穿著打扮和舉手投足都非常具有貴族氣質——羊毛外套加上領巾。不知是什麼原因，我現在還能清晰得記得那次會面時，我看到的一副黑綠主色調的畫倒著倚在牆上，那幅畫很大，畫的是一個女人在一個夏日的午後熨燙衣物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注意到，大師對我帶來的紅酒很有興趣。在他迫不及待的品嘗之後，他很有禮貌地評論說：「很義大利。」
當我有機會向他展示我自己製作的樂器的時候，他非常友好地做出了一些評論，並且給出了很有禮貌地給出了一些建議。之後他拿出了放在客廳裡的他自己製作的吉他，那是他製作的第一把吉他「作品1號」，那是支外觀非常簡易的樂器。Bouchet向我講述了他是怎樣用地板作為原材料加工成這支吉他的故事，並且他為什麼要開始製作吉他：Bouchet最早是一名吉他學生，對吉他有著狂熱的態度，但是在戰爭期間，他自己的吉他被損壞了，他亟需一支新的吉他。這件事情促成了他開始吉他製作的生涯。Bouchet 大師彈得一手好琴，雖然慢，但是很甜美，他總是能把吉他的音色發揮地恰如其分。當他演奏的時候，我也能感覺到他作為畫家的極強的畫面創造力——他在用聲音繪畫，音樂的動態、空間、層次、音高，在他手中，聲音就是顏料。最終，Bouchet把聲音和美學都一併注入到他的樂器當中去了。
我記得他給我看的琴裡面有一支我特別喜歡，那支琴能讓我感受到旭日初升的畫面——陽光射向四面八方的壯觀景象。我記得Bouchet給這支吉他取名叫「奶酪」，因為他在這支琴的盒子上貼上了卡門貝奶酪的貼紙。那時候，吉他手們流行在自己的琴盒上貼上自己去過的城市或者旅店的貼紙，Bouchet是在以一種幽默的方式模仿他們。
接下來，Bouchet帶我參觀了他的作坊——就在他的房子的樓上，而它們又同屬於一個巨大的磚頭建築——「蒙馬特的藝術家們」。這個建築是巴黎市政府為了當地的藝術家們而建造的。他擁有的一小塊空間原本是畫室，現在被分成了臥房和吉他工作室。在西班牙和義大利，我已經拜訪過許多製作家的工作室，但是這一間很特別，給人一種感覺它就是Bouchet大師身上的一部分，它們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個體。工作室的擺設就像是畫家的調色盤，Bouchet可以隨心所欲地調取他製作吉他所需要的所有物品。他悉心設計所有物品的擺放地點，各種罐子，小玻璃瓶，還有放滿了各種木片、品絲、和可以拼成音孔花紋的小木塊的雪茄盒。他自己也製作許多工具，每一件都會選用有著獨特木紋的木頭來製作。Bouchet的每一件工具，小到一顆螺絲，都具有超越實用價值的獨特美感在裡面。我就像是來到聖誕老人的工作室裡迫不及待的想找到小精靈的孩子那樣看著這間工作室，充滿了好奇。
對我來說，這是令人激動的一次經歷——在我面前是一個可以花幾個小時把木頭一點一點拼接起來，完全以自己的品味和直覺為指導，創造出不是「一個聲音」而是「他的聲音」。
在我的第一任老師RicardoBrane在1982年過世之後，我去法國的的次數變多了，直到幾年之後，Bouchet也往生了。我有幸在他過世之後得到了他制琴筆記的一份拷貝。這份筆記最早是由Bouchet夫人送給Dominique Field，後來Dominique慷慨贈與了巴黎音樂學院，最終得以出版，並且也由Daniel Friederich做了豐富的注釋。當我開始研究這些筆記，我也能回憶起我和Bouchet的很多對話，以及他分享給我的寶貴經驗。這些筆記讓我非常著迷，並且我潛心鑽研它們，直到1995年，我做出了第一把Bouchet復刻。Bouchet交給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做琴的態度——我們可以把吉他當作一個物品來做，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的靈魂來創造。我們製作樂器的時候也是在創造藝術。必須是這樣。
Daniel Friederich
在某一次的旅途中，我和吉他手Vera Ogrizovic碰面了，她是駐巴黎的南斯拉夫大使的女兒。我認識Vera是因為她演奏我的吉他，在當時在巴黎高師跟隨Raphael Andia學習。也是她把偉大的制琴師Daniel Friederich介紹給我認識的。對我來說，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結識，在我制琴的初期，沒有人像Friederich這樣能給我如此深遠的影響——不僅因為他的精美的作品，也因為他本人。
Friederich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的人的典範，他同時擁有極強的奉獻精神，對完美的追求，自律以及完美的職業道德。那時的我是一個致力於把樂器製作作為終身職業的年輕人，我還有太多需要學習。Friederich對我非常有禮貌，並且很有風度地試彈了我的作品。他給了我一些建議，但同時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可以感覺到我有太多需要去學，去看，去做。我當時很需要學習一門能讓我和他交流溝通的語言。
Friederich祖上三代人都是有著極高水準的木工，他自己也是從巴黎一所著名的木工學校畢業。他在巴黎的一個古老社區長大，在那裡有很多木工的工坊。Friederich的基因裡自帶成為一個第一流木工的所有條件。自從認識他之後，我又去拜訪了很多次。每一次我都能從他那裡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在1990年左右，Friederich接受了我代表Il Fronimo（他很喜歡的一本義大利雜誌）雜誌去採訪他的請求，從那以後，我們的關係有了明顯變化。這是一份長時間且複雜的工作，並且需要多次往返巴黎。在無數個小時的錄音對話之外，Friederich給了我很多他親筆記錄的筆記以及多封郵件。在最後，我們都很高興，我學到了很多，他覺得他得到了正確的尊重。
幾年前，我又去拜訪了他，他非常激動地向我展示了他在音孔花紋的顏色和各部分比重上做的調整，他覺得這樣的調整和面板的顏色搭配得更好。在他厚厚的鏡片後面，他的眼睛裡閃著年輕人才有的激情。有一次，吉他演奏家Tania Chagnot給他打電話，他在接電話的時候，把我一個人留在工作間，裡面有一把還沒塗漆的吉他——這是可以把所有外觀缺點一覽無餘的時刻。但是這把吉他毫無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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