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剛從美國西北大學留學回來，一位老同學就帶著一位書商找到他。
這位改革開放後最早的民營書商說，中國沒有好的偵探小說，但《福爾摩斯探案集》《尼羅河上的慘案》等偵探小說市場很大。
這位大偵探，能上天能遁地。圖/《大偵探福爾摩斯2》
那一次談話，喚醒了何家弘在北大荒下鄉時的文學夢——1975年，在黑龍江農場勞動時，何家弘就開始創作小說。
那個年代的知青生活，後來被他寫到偵探小說裡，現實主義為他的偵探小說在歐洲成為暢銷書打下堅實的基礎。
何家弘開始寫偵探小說時遇到一個困難。外國的偵探小說多以私家偵探為主角，最著名的私家偵探就是福爾摩斯。而在國內，1993年公安部出臺規定，禁止民間設立帶有私人偵探性質的調查機構。
那律師呢？美國的很多偵探小說就以律師為主角，何家弘也很看好律師在未來中國法制建設中的作用。
劇裡的律師，常常要自己破案。圖/《小律師大作為》
但他發現，刑事案件中，律師只能在開庭前7天介入案件，而且律師沒有獨立的調查取證權。律師當主角的方向也被堵死了。
1994年年底，黑龍江省伊春市公安局帶著石東玉案中的血衣來到人大物證技術鑑定中心，找到何家弘的導師徐立根教授，諮詢對陳舊血痕做DNA鑑定的可能性。
後來，血跡在北京市公安局做了鑑定，給石東玉翻了案。何家弘記得《法制日報》報導此事的大標題是《我沒有殺人》。
《血之罪》的故事原型就是石東玉案。
這是影響中國司法的十大冤案之一，也給何家弘的文學創作帶來了靈感——舊案再審，律師可以從冤錯案件的申訴入手，介入以前的案件，從而展開整個故事和懸念。
就這樣，何家弘化身「洪鈞律師」，在小說裡追查起10年前就已審結、發生在東北農場的強姦殺人案。
用平凡的線索，
推論出真兇
刑事案件的基本任務是查明「七何」——何時、何地、何物、何人、何事、如何、為何。最重要的兩點是何人和何事。
「整個偵查工作最可能知道的是何時、何地，我們再從作案工具和遺留物入手，查明究竟是什麼人幹了什麼事兒。」何家弘認為，「設計偵探推理小說也是這麼一個邏輯」。
在偵探小說裡，最常見的懸念設置就是「何人」——究竟是誰幹的？
圖/《神探夏洛克》
在何家弘的第一部小說裡，很多讀者都猜想，當年失蹤的年輕人肖雄很可能是真兇。這是何家弘給讀者設置的一個障眼法。
「你要想辦法誘導讀者！讓讀者誤入歧途，讓他們在讀的時候覺得這個人可能是兇手，那個人也可能是兇手。」
讀者最想知道的是誰是真正的兇手。但那些有明顯嫌疑的人，最後可能都不是真兇。
「就像阿加莎·克裡斯蒂設計的，一共有10個嫌疑人，人人都有作案的可能性和線索，究竟是誰呢？作者會一個一個地排除，最後線索鋪開，水落石出。這也是閱讀偵探小說的一個樂趣。」
嫌疑人就有十幾個，真的燒腦。圖/《東方快車謀殺案》
何家弘說，對於真正的兇手，小說裡會有很多「伏筆」，這些「伏筆」最開始並不引人注意，但必須白紙黑字地寫出來告訴讀者。
小說家最後會通過這些伏筆，有理有據、合情合規地把兇手推論出來。
最重要的是，「用以推論的這些信息都是已經披露給讀者的，而且這個兇手也是讀者在小說裡知道的人。這種在平常的細節中找出真兇的推理，才是最成功的偵探小說」。
如果小說結局的推論用了讀者不知道的信息，甚至用一些超自然現象來解釋，那就不是一本成功的偵探推理小說，「所有的推理都需要用證據」。
「直覺推理，可不屬於推理。」圖/《十二傳說》
何家弘認為，有些優秀偵探可以憑藉豐富的經驗進行「直覺推理」，做出一些判斷，甚至「猜」出誰是兇手，「但這不屬於推理」。
何家弘調侃柯南·道爾，「也許是江郎才盡了」，因此到了後期，他讓福爾摩斯用直覺的判斷來推進情節甚至破案。
偵探思維的逆向性與博弈性
偵探思維是一種職業思維習慣，何家弘總結了它的兩個特點：
一個是逆向性，一個是博弈性。
逆向性就是逆向思維。人們在生活中一般習慣於順向思維，按時間順序或者因果關係思考：這件事會引發什麼事，有什麼後果，我應該怎麼辦，等等。
逆向思維則相反，他看到這個結果，就會去分析是什麼事引發這件事，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有哪些，當事人又是怎麼做的——從結果去分析原因。
圖/《神探夏洛克》
這種思維在文藝及影視作品中經常得到誇張的表達。何家弘舉例，電影中經常有這樣的鏡頭——偵探來到案發現場，看到牆上的刀痕、地上的血跡、被打破的玻璃杯，就會通過想像還原整個打殺的場面。
何家弘把這個過程稱為「重建」，而重建的基礎是證據。「因為偵查人員沒有辦法在現場目睹事件發生的場景，這件事可能發生在一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十年前，他只能通過證據來還原事件的原本面貌，這就是逆向思維」。
法醫在影視劇裡面也是神一般的存在。圖/《非自然死亡》
研究歷史也有逆向思維，比如研究萬裡長城是誰建的，也要收集證據——通過各種歷史資料和現場資料，反推長城是誰建造的、怎麼建造的。
偵探思維的第二個特點是具有對抗性或博弈性。
科學家做研究，只要跟自己較勁就可以，偵探辦案，需要與想像中的對手博弈。科學家設定一個目標，比如研究DNA，收集足夠的資料，就能得出推論。
但偵探辦案具有對抗性，你的推論正確與否，不完全取決於你自己，而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對手。
真兇往往意想不到。圖/《兇手或許就是你》
這就像下棋，你能不能贏，很大程度決定於你的對手怎麼走。你首先要判斷他會怎麼做，要多看三步棋、五步棋，根據他的棋路來決定你怎麼走。
何家弘舉例，偵查人員追捕逃犯，來到一個分叉路口，一條路通往崎嶇的山裡，一條路通向人多的城市。偵查人員決定選哪條路，取決於對逃犯動向的預判。
這個時候，偵查人員就要換位思考，推斷逃犯會怎麼選。
圖/《疑犯追蹤》
另外，犯罪分子在作案時會採取反偵查措施，偵查人員要善於識別那些高智商罪犯設下的圈套和假線索。
何家弘說：「作案分子是高智商的，偵探也得是高智商的。棋逢對手，故事才好看。」
多看偵探小說，
少看武俠小說
中國歷史上沒有偵探小說這一門類。我們能找到的最接近這一門類的小說是《包公案》《狄公案》等，何家弘覺得，這些小說更像武俠小說，而不是偵探小說。
何家弘對比過這兩種小說的形態：看武俠小說時，讀者只需照單全收，接受作者講的就可以了。
從某種意義上看，《包青天》更像是武俠片。圖/《少年包青天》
看偵探小說需要推理，需要讀者的智力投入，有更多的參與感。
讀者要跟主角一起思考兇手究竟是誰，在小說裡尋找各種線索，參與破案，看看自己的破案結果跟書裡講的是不是一樣。
「偵探小說對讀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比較高。大學校園裡流行殺人遊戲。在這種燒腦的遊戲裡獲勝，參與者會有成就感，所以很多大學生樂此不疲。」
何家弘開玩笑說，現在年輕人的智商越來越高，對小說作家智商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了。
武俠小說和偵探小說也有共同點，那就是「懲惡揚善」。但何家弘發現兩種小說「懲惡揚善」的理念取向不同。
武俠小說通過打打殺殺來懲惡揚善，它是不講法治的。武俠人物無法無天，誰的武功高強誰說了算；人與人之間主要靠義氣來維持關係，不必遵守社會的法律行為規範。
偵探小說則不同，偵探小說通過智力對抗來懲惡揚善，強調最終要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
圖/《神探夏洛克》
「這也是我所倡導的，青少年應該多讀偵探小說。」何家弘說，「武俠小說會對青少年的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在很多實際案例中，不少青少年犯罪就是對武俠小說的模仿，有的孩子還專門去練武功，組成搶劫犯罪團夥。」
從文學切入法學，
還是從法學切入文學
1995年起，何家弘連續創作了五部偵探小說，後來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法國還成為暢銷書。
何家弘曾經總結過自己的五部小說：剛開始的《血之罪》《性之罪》是以文學切入法學，後來的《X之罪》《無罪謀殺》《無罪貪官》是從法學切入文學。
與純粹的小說家相比，何家弘的特點在於，把更多專業的法學知識融入小說。何家弘寫的偵探小說，都有一個法學的主題。
何家弘《亡者歸來》法語版。
「設置懸念只是一個技巧，純粹的設套與解套，容易玩成猜謎遊戲，那就太簡單了。」何家弘說，「我要寫人，寫現實社會中的人生和人性，寫現實中國的社會痛點，這才有分量。」這是一個法學家對現實主義的尊重。
正是這種尊重，使何家弘的小說在法國進入暢銷書排行榜。
《光明日報》報導稱，何家弘是「中國小說走出去的黑馬」。何家弘也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一起暢談文學創作。
「法學需要專業性，文學創作需要想像力。」圖/unsplash
不過何家弘很謙虛。「並不是因為我寫的小說有多好，作為業餘愛好者，我的作品水平很一般。它能成為暢銷書，是因為歐洲人喜歡偵探小說這個品類，他們叫犯罪小說、黑色小說。而我恰好是法學專家，歐洲人認為我寫得更專業。」
何家弘說，「我的小說不是單純的猜謎遊戲，而是在寫中國的社會，這點最重要。歐洲人覺得通過小說可以了解中國社會，了解中國的司法制度，而且他們認為我寫的故事具有可信度。」
一個法學家寫小說也會有缺點——學術訓練會限制作家的想像力。「文學創作需要有想像力，創作時需要天馬行空。我太熟悉我國的司法實務了，只要跟司法實踐違反的，我就寫不下去，因為我覺得不真實。」
真實與正確，有時並非一回事。圖/《大偵探福爾摩斯2》
2019年秋，人大法學樓的辦公室裡，當何家弘談起20多年前這些作品時，好像又回到了那個他曾經下鄉的農場。
讀者見面會上，對主角洪鈞律師的愛情結局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派支持洪鈞跟初戀的老同學走進洞房，一派支持洪鈞跟現在的助手宋佳終成眷屬。
如今，忙碌於法學研究的何家弘再也無法抽出大段時間創作新小說，洪律師探案集挖下的坑，是何家弘給讀者留下的最大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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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鄺新華
本文首發於《新周刊》第5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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