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瑣事註定一生
我出生在清華大學校醫院。
生我時，住在天津的爺爺奶奶來北京，下火車後從車站打了個電話問生了嗎？是男孩女孩？聽說是女孩，馬上買了回天津的票。
小時候兒，我特別喜歡姥爺的書房，姥爺每天早起要「站樁」，往那兒一站，張著嘴，半天不動！這時孩子們一點聲兒不許出。十一點半以後可以進他的書房看書，有中國的外國的，小孩兒的大人的書。他有幾位美國的好朋友，常送他東西，也送他外國兒童圖書，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話》、《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書，急著翻頁，免不了撕書，聽到撕書的聲音，他坐的皮轉椅「嗖」的一下子就轉過來了，我就得過去自己說打幾下兒。我小時候兒特笨，別人使眼色也沒有用。我姐姐撕了書，總是說：「打兩下兒吧！保證沒有下次！」我總是說十下兒。我母親說：「你下次別說十下兒就說三下兒。」可我還是老說十下兒，不知是嚇糊塗了還是怎麼回事兒。
我受懲罰還因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飯說話，吃飯吧唧嘴。小孩兒有小圓飯桌，年紀小的先動筷子要受懲罰，飯再好吃，一邊兒罰站吧。吃完飯掃地，好多個孫子孫女兒，輪流掃地，掃不乾淨要受罰。
加入紅小兵後因當夜毀了袖章，
與同學畢業合影時只好請攝影師適當遮住李爽的左臂
從父母和家人的隻言片語裡我了解了一點點他們的青年時代—母親懷我的時候，僅二十幾歲，是北大西語系的畢業生。父親在清華時，因為成績優秀被留校教書。劃成右派後，因為他很能幹，就以「勞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築」工地上去。實際上他是設計師，因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勞工待遇。母親便作為父親的替罪羊，被下放到東北長春吉林畫報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國內掀起了反右派運動，大家一再囑咐你爸『大鳴大放，百花齊放』也不要發表意見！你爸守口如瓶，最風火的時期躲過了，沒被劃成右派。運動結束時，上級嫌清華大學右派名額不夠指標。瞧！就發了一次言也給打成『後補右派』了，害得你媽被下放東北，北京正在大興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發揮才能。」
母親說：「可你爸還真心為了祖國更好。」
母親被下放，我三歲，去東北還太小，母親就帶上了五歲的姐姐。母親本想把我託付給姥姥，但姥姥家已經有一個孫子，一家之主是姥爺，收養孫子比收養外孫女順理成章，在姥爺眼裡，小女兒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親。父母就把我送進離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託兒所全託，一家四口從此拆到東西南北。
那幾年母親是怎麼過來的，她不大願意回答我們的問題，「別老問我這些越說越難受的事兒，好不好！」
那時是饑荒的時候，她談過一點點饑荒的事兒，「沒有東西吃，大家都浮腫，全裝病去醫務室拿大藥丸子充飢。那還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孫老莊時……山坡上的樹皮被吃光，冬天，因為所有的樹都扒光了，樹凍死了，來年連吃樹葉的可能都沒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畫報社幼兒園。夜裡她把玻璃窗打破，穿著睡衣，沿著鐵路走，凍得不成人樣兒被大兵拾回來。她說夢見姥姥，想回姥姥家。與此同時，幼兒園還出了另一件事兒，一位阿姨懲罰一個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兒，把他關到地下室裡，後來給忘了。一周後孩子的父母來接，她才想起來，到幼兒園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兒渾身是血，頭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親嚇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1976年 剛到中國的白天祥
因為我父親是右派，幼兒園的阿姨對我特別不好。那年我三歲半，還不太會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懲罰我站在外面，「什麼時候你學會自己穿鞋，什麼時候我才讓你進來！資產階級也要自力更生，懂嗎？」我母親回到北京，看到我兩隻腳凍得腫大，穿不進棉鞋，手也紅腫得像五根胡蘿蔔，爛了。
星期六沒有晚飯，孩子們在走廊裡，面對面坐在矮長凳兒上，等著家長來接。我眼巴巴地盼呀，盼著父親早點來接我。父親每天在工地勞動以後，還要去學校給學生上晚自習，所以他星期六來接我常常遲到。一般五六點鐘的時候，孩子們都回家了。有一次都晚上十點了，我還坐在長凳兒上等他，我想去廁所。剛進廁所，就聽到阿姨大喊：「李爽，你爸來了！」平時我很恨這個阿姨，她常常罰我的站，我只記得她姓雷。我連屁股也沒擦，倆手提著褲子衝出廁所，走廊顯得如此漫長，我拼命地跑跑跑……一下子撲到父親懷裡，使勁兒抱著父親脖子不放，聽著雷阿姨像往常一樣數落爸爸來晚了。我多麼希望爸爸能勇敢些，大罵她！可父親從不回嘴，還笑著賠禮道歉。
我依然記得雷阿姨的樣兒：中等個兒，不胖，短頭髮很黑很齊，大眼睛，面唇邊一顆帶毛的痣。她把我推到牆根兒，彎下腰臉離我很近，用指頭一下又一下戳我的額頭，說我，我學會了「聽不見」，居然可以數出她的黑痣上有四根毛，一根長三根短。以後在街上甚至在生活中，遇到長得像雷阿姨的女人我都反感。
每當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會不自覺地加倍寵愛我的孩子，仿佛把他們當作某種替身，看見他們豐衣足食，無憂無慮，我會想：「如果我當年能有這些愛該多好呀。」真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童年時代受到任何心理上的傷虐。那種傷害會使一個孩子對人間是否有「愛」產生本質上的懷疑。幼年的心理陰影是拖累，使人混淆在心理時光中不能自信，童年的負面記憶是很難療愈的，甚至可以汙染所有未來的美好時光。
釋放那天在良鄉監獄大門口稍遠處
只要有時間父親都會給我講故事，聽《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傷心地為小女孩兒哭，聽《皇帝的新衣》我笑破肚子，聽《拇指姑娘》我浮想聯翩，聽《西遊記》我到處練翻跟頭，聽《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嚇得我往被垛子裡鑽，做了一夜的噩夢。
星期天父親會偶爾帶我到外面吃飯，這是幸福的時刻。
有一次我們倆吃完晚飯，順著街往家走。父親忽然說：「哎呀！我把書包忘餐廳了，你在這兒別動！等著，我跑回去拿。你和我一起跑太慢，書包會丟了。」他邁開大步往回跑。等他的時候兒我揚頭看天，幾個星星串在一起很像一把大勺子。父親拿了書包回來，我問他，他就給我講那是北鬥七星，最亮的那顆是北極星。
我至今常常在夏夜看這個星座，每回都好像能聽到他的聲音。
有一次，星期天，父親帶我出去玩兒，晚上回來，正趕上姥爺姥姥要去看《白蛇傳》。我父親說孩子睡著了，老頭兒就讓他進了院兒，之後就走了，可實際上院兒裡的門都鎖著，進不了屋兒。當時已深秋，父親說他等到很晚了，第二天還得去工地，孩子總凍著也不行，就從廚房往客廳送飯的窗口爬了進去。把我放在小床上，又鑽出來在外面坐著等。
老頭兒回來大怒，「我們是什麼人家！還有會鑽窗戶的！」
我父親雖然骨子裡非常中國，卻很喜歡西方古典音樂。他喜歡聽唱片，老外的唱片他都有，還拉一手很好的手風琴，我們最大的享受是聽他拉《藍色多瑙河》。到現在每次我走過巴黎街頭，一聽到賣藝人拉手風琴，就想起父親，心也馬上即收又放，蕩漾著無名的甜，但是那個甜中也有許多酸澀。
1995年巴黎畫展。左一：北島， 右一；李爽 ，右二；王廣義
我父親一九五九年帶著右派的帽子調到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任教，母親一九六一年從東北調回，也進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教英文。一家人團聚了。
我母親年輕時喜歡打扮，這時又從箱子裡翻出來幾件好衣服穿上。這是一段難忘的幸福日子—我們姐兒倆，快樂地一手拉著母親一手拉著父親，在頤和園度過了整整一個暑假。
一起讀書吧601期，今天觀點君跟你分享來自李爽的《爽：七十年代私人札記》，本文由新星出版社授權發布。李爽的名字會讓現今許多中國當代藝術界的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卻和黃銳，王克平、馬德升、北島等一起，是70年代末風潮迭起的中國當代藝術的急先鋒之一。
北島說，這是一個成長的故事。從少女青春期迷惘的摸索，到加入破冰之旅的「星星畫會」，並導致與法國外交官之戀的坎坷經歷。李爽的自傳《爽》，其名印證了她一生中的性格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