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兔兒爺」泥塑-
八月十五這天，除了是中秋節，還是兔兒爺生日，熟悉老北京民俗或者郭德綱相聲的人對這個梗應該並不陌生。
兔兒爺在中秋節這天過生日倒是有充分的理由，他的身世也確實與月亮有淵源。
月上有兔的傳說由來已久，在家喻戶曉的「嫦娥奔月」故事裡就提及一隻白兔在月宮搗藥陪伴嫦娥，而白兔也成為中國神話中月亮的象徵之一，如元代散曲《高祖還鄉》描寫皇帝的儀仗隊中：
一面旗，白胡闌套住個迎霜兔。一面旗，紅曲連打著個畢月烏。三足烏（畢月烏）象徵太陽，白兔（迎霜兔）象徵月亮，這就是皇帝儀仗裡的日旗和月旗。
-象徵太陽的三足烏-
-玉兔搗藥圖 古人以此象徵月亮-
-宋代銅鏡背面的玉兔搗藥紋飾-
-古代禮服上所繡的玉兔-
但拜兔兒爺的民俗出現則要晚得多了，大致在明清之際。而在明後期以前，人們並不把兔兒本身作為一個神明來膜拜和祭祀。一個較為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這樣解釋了「兔兒爺」這位神祇的由來：
某年京城大疫，無藥可治，月宮中嫦娥見此情形，派身邊搗藥玉兔到人間去為人們醫治。玉兔化為人形，醫好病人之後既不收錢，也不受禮，只向人討件衣服穿。玉兔走遍京城內外，消除了各處疫病，之後就回月宮去了。從此，人們感念玉兔醫治眾人的善行，尊其為神，稱其為「爺」，為他塑了像，每到八月十五這天供奉他，後來就演變成八月十五兔兒爺過生日。
-騎著老虎，背後單邊插旗，是兔兒爺的經典形象-
除了因驅除瘟疫的傳奇事跡而被人供奉之外，兔兒爺還被認為是同性戀尤其是男性同性戀的保護神，而民間俚語中亦有以「兔子」/「兔兒」指稱男同的隱晦叫法。
由驅除瘟疫治病施藥之神，到LGBT保護神，兔兒爺的角色演化大約源自其它一些傳說。
比如，清代傳奇小說集《滄海拾遺》，記載有這樣一個故事：
殷善，廣陵之村丁也，年十九，資質俊美，迥出塵表，高潔謙慎，眾人所慕。殷善與駐防守軍耿漢相識為友，兩男之誼，結契深密，異於常交，有暇，必陶然相守，歡顏愛樂，攜手過市，密契投合，解衣共臥，深情密態，又結伴塹土，遍植幽蘭為盟契，秉燭論詩，達旦不眠，鄰裡村婦群窺同羨焉。
是說廣陵（今揚州）有一位十九歲的小鮮肉，名叫殷善，與當地駐軍的一名軍人耿漢是一對好基友，兩人情投意合，常常十指緊扣逛街秀恩愛，並且一起種下滿園蘭花作為定情見證，發誓相愛相守，連鄰裡同鄉的女人們都很羨慕他們的美滿恩愛。
可惜好景不長，後來匪兵來襲，攻入城中，耿漢隨駐軍潰退，而殷善則被匪兵擄去。
幾天後，耿漢離開軍隊，獨自回城，得知殷善的遭遇後痛心不已，想去營救殷善，並向天祈求幫助。
耿漢的祈禱得到了回應——
一神人冉冉而下，……曰：「吾乃月宮兔神也，今降此塵寰，特來施贈搗藥月餅，療治瘟疾疫災，又憫爾至誠，故願相助之。」
月兔神人遂將園中盟契遍植之幽蘭，盡數神變幻化為純金蘭朵也，囑曰：「以滿園金蘭千兩財物，捐奉賊軍贖救殷善矣。」
月兔神顯靈，將兩人以前種植作為定情物的滿園蘭花都變成了黃金，讓耿漢用這些黃金去向匪兵贖回殷善。
事畢，耿漢殷善頂禮泣謝：「餘二人有幸，忽接尊顏，又蒙恩助，今更誠禱肯祈月宮兔爺神，憫垂聽許餘二人永結相伴不離矣。」
月兔神人溫顏慰語曰：「月光清淨普照，吾聽許爾等終生廝守。」
耿漢殷善二人團聚後，跪拜感謝月兔神，並祈禱月兔神保佑二人永遠相伴不分離。月兔神和顏悅色地說：「如月光普照每個人一般，我許你們廝守終生。」
月兔神不僅幫助耿漢殷善重聚，更許諾保佑二人終生相伴，且以「月光普照」為喻，頗有些「不分同性異性，所有愛情都值得祝福」的意味，可謂非常貼合其LGBT保護神的身份。
鄉裡拜禱，奔走相告，遂於各地建兔廟禮奉矣。
耿漢殷善相與偕老，共五十二年餘。
結局大團圓，同性有情人相伴偕老，月兔被人們立廟供奉，成為LGBT保護神。
除了來自月亮的空降兔兒爺，還有地方性的草根兔兒爺。
清代才子袁枚所著神怪小說集《子不語》中，就有這樣一位福建「兔兒爺」胡天保。
清初，一位年輕英俊的巡按御史到福建任職，每次升堂，總有一個叫胡天保的當地人在堂下窺探，出行巡視，胡也會在附近尾隨，御史心裡疑惑，不知他想幹什麼。後來有一天，御史上廁所，胡天保躲在廁所裡偷窺，於是被捉住。但胡不肯講明自己為何如此行事詭秘，遭到刑訊後才招供說是因為暗戀英俊貌美的御史大人，情不自禁做出這種非禮之舉。這位直男巡按御史覺得受到了侮辱，大怒之下將胡天保處死。
死後一個月，胡天保託夢給鄉裡親鄰，說自己並非因為作惡害人而被處死，所以在陰間並沒受什麼苦，而是被封為「兔兒神」，專管人間同性之間的情事。福建一帶的同性戀人們在街談巷議中聽到胡天保託夢的事，就眾籌了一座廟來供奉這位「兔兒神」以求庇佑，據說還很靈驗，香火頗為旺盛。
中國古時性禁忌固然多且嚴密，「男女授受不親」、「男女異群」、「（女子）不窺壁外，不出外庭……男非眷屬，互不通名」云云，所謂禮教壓抑人性。但對同性性行為和性關係，卻比基於亞伯拉罕一神教的西方文明來得寬容。
以禮教極盛的明清兩代為例，男女性禁忌幾近嚴酷，明代刑律規定娶兄弟寡妻者死罪，清代自乾隆年間起禁止官員嫖妓，而中國歷史上對「節婦」、「烈女」的官方表彰也多集中於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禮教極盛，「貞節牌坊」大多出於此時期。圖為明代表彰著名學者陳白沙之母林氏的貞節牌坊。
而同時代對同性親密關係卻幾乎沒有什麼限制和非難，乃至成為一種上流社會和文人雅士的生活風尚。如明代文壇「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分桃斷袖，極難排割」，明英宗則寵幸帥氣的年輕武官，「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姿見幸於上，與同臥起」。清代書畫大家鄭板橋自己承認「餘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之戲」，「福建兔兒爺」故事的作者袁枚自身也有不少男風軼事。
-鄭板橋（上）和袁枚（下）都是男風愛好者-
-古人描繪同性性關係的畫作-
倉老師曰：是中國古人更寬容、更博愛嗎？倒也未必就能這麼說。
中國傳統上對於同性之間性行為及同性之間戀情關係的這種寬容，顯然與當代社會基於平權意識的寬容並不是一回事。若究其原因，則中國並沒有過嚴格意義上的神權政治和神權統治，中國傳統上的性禁忌其目的更多是出於維護血緣宗法秩序的世俗現實考慮而非出自道德理想主義或禁欲主義、宗教純潔性等形而上的目的。
或許正是由於同性性事既不會產生私生子，又不會形成當時社會承認的婚姻關係，對宗法血緣秩序可能造成的幹擾較小，因而反倒比異性之間的非婚性行為更能得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容忍，甚而在男女性禁忌嚴苛的社會條件下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填補空缺、滿足欲望同時又較為「安全」的替代品。而社會下層長相俊秀的男子，則可能淪為同性上層人士的玩物，即古人所稱之「俊僕」、「相公」、「孌童」之類，這就未必與其自身真正的性取向有關了——在一個男權盛行的社會，男人卻淪為高階同性的玩物，也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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