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靠著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光環，《告白》成為新千年後少數幾部「出圈」的日本真人電影。
十年過去，時光施展魔法，讓「知識考古」充滿驚喜與唏噓。
電影原著《告白》，是推理作家湊佳苗的長篇處女作，十年來，她的小說成為日本影視界追逐的改編對象。十年來，導演中島哲也的步子不緊不慢，兩部長片《渴望》和《來了》，終究越不過《告白》的高峰。
《告白》製片人川村元氣，一路高歌，日後又締造《你的名字。》神話，將新海誠成功地推向大眾視野。而《告白》裡那些青澀的面孔，十年後備受青睞，比如，橋本愛，能年玲奈，三吉彩花……是的，在組成《海女》國民級CP之前，《告白》才是橋本和能年的初逢紀念地。
十年過去，歲月送上冠冕，《告白》仍是一部光芒閃爍的暗黑系佳作。
在這裡，形式與內容構成一種充滿美學魅力的緊張感。清澈的畫面與人性的幽暗激烈對撞，浪漫化的MV式升格鏡頭背後，是肆意蔓延的死亡暗影。時代偷換了語境，但改不掉悲涼的底色。這也是「重讀」《告白》時，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
一切還要從兩個少年合謀殺死少女說起。電影開場，一席黑衣的女教師森口登場，靜穆如修女。但我們很快知道，這是個為了女兒，要向她得學生發起反攻的復仇者。《告白》像個微縮宇宙，涵括了一連串刺痛人心的議題：比如，未成年犯罪、校園霸凌、家庭教育……這些議題塑成情節的肉身，共同著力探掘的，是人性的暗面。
作為一個復仇者，森口沒有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她接受了人死不能復生的現實，但無法面對《少年法》的寬忍。小說裡，森口詰問：「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有個未滿十六歲的少年殺了人，但只要家庭法院同意，就連少年院都不用進。說什麼小孩是純真的，這是什麼時代的神話了？由於鑽《少年法》的空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十四五歲孩子的惡性犯罪頻發。」
殺死森口女兒的修哉與直樹，當然逃不掉處罰，但可以免於刑事處罰。這才是森口難以同意的，社會機構的收容教養，如何能洗掉人性的幽暗？《少年法》抱持著對人性的樂觀主義，認為未成年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誤入歧路的人性可以得以矯正，這也是大陸法系的普遍立場。相反，普通法系認為人性的幽暗無法被滌蕩，因此不斷下調刑事責任年齡。
如果僅僅展現森口暴烈的追擊姿態，或者說，對「壞小孩」只做出簡單的指控，《告白》就變成了個虛浮的剝削影片。中島哲也延循了小說的做法，以多視角的「告白體」來架構整部電影。這不是拼湊案件全貌的羅生門，而是為了豐富地呈現人性的多聲部——在展現「壞小孩」的同時，還要追究小孩是如何變「壞」的。
修哉為什麼殺人？為了獲得母愛。修哉母親認為修哉的出生，拖累了自己的職業夢想，最終選擇放棄婚姻，放棄修哉。而修哉的殺人計劃，不過是為了換回一個和母親重逢的機會。直樹為什麼殺人？在母親的過度保護下，直樹變成溫室裡委頓的花，自卑又怯弱。當優等生修哉邀請他加入殺人計劃，直樹獲得了被需要、被認可的滿足感。但他很快覺察，自己不過是修哉眼裡的簡單工具。最後，他輕易跨過了人性的底線，淹死了被電暈、仍有心跳的少女。
「壞小孩」的問題，折射的往往是大人的問題，人的問題。《蠅王》裡的壞小孩，映照的是人文主義的潰敗。《看上去很美》裡的壞小孩，映照的是集體主義的傷害。但，環境真的是全部的答案嗎？
《告白》的複雜性浮現出來了。森口的丈夫櫻宮正義，人稱「勸世鮮師」，就像我們熟悉的那些熱血教師，「不論是不是本校的學生，他都會勸說他們：『不要自暴自棄，想要重新振作，就可以辦到。』」櫻宮就是長大的修哉和直樹。他有著和他們相似的過往：中學時期是不良團夥的頭頭，高二因打傷班主任而被勒令退學。但雷同的開始，卻有迥異的結局。接觸了貧困與紛爭中掙扎的靈魂後，櫻宮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立志成為一名教師，極力挽救那些掉進迷途的「壞小孩」。
《告白》不避諱暗影的濃度，也勾勒了暗影的來路，甚至還有人能爬出暗影。你目擊「壞小孩」的惡，也窺測到他們的「委屈」。眾生皆苦，沒人可以置身事外，只是你還沒掉進村上春樹所謂的那口「深井」裡——你只是僥倖的生還者。
修哉曾以為，拔除了自己，母親就可全力追逐事業。但最後發現，母親再婚後輕易就辭掉了研究工作。殺了人的修哉理當受懲，但永遠被拋在原地的修哉，又有誰能將他打撈起呢？森口借刀殺人，讓修哉殺死了仰望的母親。森口對修哉說，這才是你重生的第一步——開玩笑的。此時的森口，凝淚又含笑，她釋放幽暗，又被幽暗反噬。
一切就像中島哲也為影片賦予的那個關鍵意象：逆走的時鐘，終是妄想。一切不可避免，又無法挽回。
回到那個本文一開始就該回答但又被跳過的問題：十年過去，我們為什麼要重看《告白》？因為，《告白》裡描摹的一切問題，仍在鏡頭外的現實裡反覆上演。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壞小孩」。也因為，透過《告白》，可以讓我們增加一些林奕含所說的「對他人痛苦的想像力」。
文 | 淹然 編輯 | 陳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