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裡面,丁義珍在幕後黑手的通風報信之下,倉皇出逃海外,給漢東省京州市的官場留下了一連串的不解之謎。
其實,在丁義珍出逃之前,漢東省人民檢察院反貪局長陳海早已有所覺察,並且採取了私自調查取證的行動,卻在深挖內幕的過程中被人設計暗害。
後來,漢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季昌明得知了陳海的擅自行動,立即向漢東省委匯報情況,由此引發了會議上的公開較量。
這場情況匯報會,是反腐敗風暴與腐敗集團的交鋒對決,最終也成為了漢東省官場地震的一個重要伏筆。
丁義珍無論是個人腐敗還是團夥腐敗,他能在漢東省政治圈裡生存,必然有後臺、支持者或者同情者。
這些人無論是否對丁義珍的貪腐知情,只要稍加施展手段,都能夠對抓捕行動和後續審訊造成或大或小的幹擾,而漢東省人民檢察院在漢東省委會議上獲得調查該案的授權,將是排除這些幹擾的最高效手段。
如果丁義珍的後臺、支持者或者同情者們不能在漢東省委會議上公開保護丁義珍,那就意味著他們在接下來的抓捕和審訊中也不敢直接庇護丁義珍。
特別是對於幕後黑手而言,如果漢東省委常委會議上不能保護丁義珍,就可能先在己方陣營中引起騷動和內訌,這就是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一個重大突破口。
高育良在就「如何抓捕丁義珍」一事請示新任漢東省委書記沙瑞金時,先講了一大段與抓捕無關的事情,許多人就此認為高育良是在刻意拖延時間,其實是大家不懂政治。
丁義珍是京州市副市長,抓捕這樣一個身處重要職位的副廳級幹部,是影響當地政治生態的一件大事。
高育良向身處異地、不可能掌握全部情況的沙瑞金匯報,和季昌明堅持要向漢東省委匯報一樣,既是按規矩履行政治手續的表現,同時也不可避免的含有甩鍋給上級領導的意思。
而沙瑞金是一個新空降來的一把手,和漢東省委常委班子成員都不算特別熟悉,所以高育良必須要強調一層意思,他的匯報工作完全是為了遵守規矩履行程序,完全沒有甩鍋的想法。
而這層意思,就是要通過高育良前面鋪墊的這些話來微妙的體現出來,無論高育良是否涉及貪腐,這都是講政治的優秀素養。
無論李達康還是高育良,他們都是前任漢東省委書記趙立春治下提拔起來的幹部,他們身上的特質都反映了那段時間政治生態的導向。
李達康是個信奉「政績至上」、「GDP至上」的實幹家,為了經濟發展不惜一切代價,敢於和任何攔路虎撕破臉皮正面較量,這既為他帶來了政績,也使得他形成了霸道專橫的兇悍作風。
這種作風的惡果就是容易被下屬蒙蔽,因為他的要求往往很難做到,所以多數下屬只好本能的陽奉陰違。
面對李達康的專斷,唯有心腹敢講真話、實話,比如趙東來。
李達康這樣的人,在不斷強調「改革、進取」的高層面前,往往被視為「孤臣」而破格保護,但也常常因為身邊人扯後腿而影響仕途。
而高育良是個深諳權術之道的幹部,越是深諳,越是信奉「無過即是功勞」、「幹的越多錯的越多」的觀念。
這為他帶來了人緣和好感,但也形成了謹慎的保守風格,在重大問題上做不到敢想敢幹,攻堅克難的血性和責任擔當顯著不足,這恐怕是高層不選擇他擔任漢東省委書記的重要原因。